校/一條人文主義狗 畫/捕風者 圖/地緣谷
如果查閱史籍上的戶口記載，我們就會發現，在明朝初年山西的人口
竟然多於河南、河北之和。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
但實際上，洪武十四年的情況，還是明太祖已經開始從山西向中原移民的結果。這實在令人驚異，究其因由，還需要從元王朝的北方管理說起。
蒙古統治對於中國北方的破壞
眾所周知，中國人口南多北少的格局，是在元朝徹底奠定的。金朝巔峰人口5000萬，南宋巔峰人口6000萬，金宋對峙時南北人口差距尚不明顯。
之所以經過元朝之後，人口南多北少的局面就徹底奠定，除了連年戰爭之外，還有非常多的因素，總結來說，有元一朝，對於中國北方的治理是非常不善的。
嶺北行省作為大元龍興之地，在元代有著特殊的地位，有大蒙古國時代的都城哈拉和林。為了維持嶺北行省的城市，元王朝需要大量從中原和江南進行屯墾。所以就有“窮極江南，富誇塞北”的說法。
忽必烈去世之後，元王朝的農業存在嚴重的衰退，導致人口向一年兩到三熟的南方大規模遷移。而元代黃河治理極為粗疏，黃河大規模氾濫，就更加加重了農業的荒殘。
黃河的每一次氾濫，往往是王朝崩潰的的前兆
赫赫有名的元代大運河也未能起到多少帶動沿岸經濟發展的作用，反而成為大都及嶺北行省從中原運輸物資的甬道。運河沿岸民眾所受徵徭極重，紛紛逃亡。
忽必烈親自視察大運河的工作，徭役工作極為辛苦
山西地區被呂梁山脈、太行山脈、中條山脈等若干山脈和其他地區分割開來，內部又有太嶽山脈、恆山、雲中山、五臺山等山脈林立，將山西劃分成臨汾盆地、運城盆地、上黨盆地、太原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這些相對獨立的盆地。這固然不利於山西與外部的交流，卻也能排除外部的不利影響。
藏在深山中的山西村落
困擾元代的黃河氾濫問題，因黃河干流並不流過山西而對山西幾無破壞。金末戰亂時，連綿的山林也庇護了三晉大地的人民，使得人口損失相對北方其他地區為
少。總而言之，因為山西作為一個較封閉的地理單元，其較少受到不利因素對中國北方的影響。
因此，山西人口多於北方其他地區的局面在元朝中期就已經形成。
元末戰亂中的山西
元末之時，天下大亂，災害四起，兵燹紛紜。北方雖然人口本就少於南方，受到的破壞卻
更大於南方。
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就天災上說是因為北方農業基礎本就薄弱，受到平均氣溫下降的影響卻更為明顯，自然災害對北方的打擊要遠大於南方。就人禍上說，發源於南方的紅巾軍在北方肆虐時較為無顧忌，而脫胎於元廷的北方諸軍閥的兇殘程度也要
遠高於南方的各路義軍。因此，元末明初數十年的大亂，引發了北方人口的進一步銳減。在這樣的局面當中，山西受到的影響卻是較小的。在明朝建立時，人口要遠多於河南、河北等地。這也與山西的地緣形勢有很大的關係。
顯而易見地，山西群山阻滯的環境，使其受到兵災的破壞較小，人們面對兵亂也更容易找到藏身之地。其次山西盆地串聯、山脈屏翼的地理形勢，也使得中原的自然災害不容易蔓延過來。
元末戰亂中，山西大部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在元末北方軍閥對紅巾軍的戰爭中，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出陝西佔據山西南部，至正十九年（1359年）孛羅帖木兒逐步收復大同路，佔據山西北部，由此山西成為元末最重要的兩家軍閥的根據地，後來察罕帖木兒被紅巾軍降將刺殺，其權力由養子擴廓帖木兒繼承，擴廓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為了爭奪富庶肥沃的山西數次攻殺，以擴廓帖木兒獲勝告終。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他領導下的元軍大破紅巾軍
相對而言，韓林兒、劉福通的韓宋政權建都於汴梁，當其被察罕帖木兒等元末軍閥討平時，河南自然受到極大破壞。而河北由於紅巾軍和元軍的連番拉鋸也導致人口的銳減。
元末戰爭
由於山西大部分地區能夠免於兵災之禍，又在北方的悽風苦雨中卻能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因此元末戰亂中中原大量百姓逃往山西避難，這就形成了山西人口愈多，“丁多田少”的局面。
山西梯田，就是當時“人多地少”的產物
明初山西人口繁盛
正是因此，明王朝建立時，北方人口體現出嚴重的
不平衡。已經體現出“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相比北方其他地區慘遭戰火、地廣人稀的局面，顯然從山西向外移民，不惟有利於中原各地的發展，也有利於山西本身。
當時的起義，紅巾軍大部分的武器竟是木棍，其普通百姓困苦可想而知
洪武十四年人口統計之前，山西對外移民其實就
已經開始了。《溫縣誌稿》記載：“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於溫縣。今考各碑碣墓銘之類，其原籍由山西洪洞遷來者十居七八。”《孟縣誌》卷四記：“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於河北，而遷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
在洪武十四年之前，洪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七年、八年、十三年，在地方方誌、家乘、碑刻等文獻中都有山西向外遷徙人口的記載。而《明史》和《明實錄》中也有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的記錄。
在山西對外移民當中，洪洞縣被提到的頻率非常之高。這是由於洪洞地理位置優越，在臨汾盆地北段，其北既為冷泉關、陰地關、霍州所在的狹長谷道，與太原盆地交接。因此汾水從兩山夾峙的狹窄地形突然進入洪洞縣平緩的沖積平原，湍急的水流變緩，泥沙與腐殖質沉積使得土壤異常肥沃，開闊的平原能養活更多的人口。時至今日，洪洞縣仍然是山西人口第一大縣。
因此，人口稠密的洪洞縣，在明初山西對外大移民中大量向外部輸出人口。更因為洪洞縣標誌性的大槐樹成為山西移民出發前的主要聚集地之一，明朝初年山西對外的大移民，也因此得到了洪洞大槐樹移民的泛稱。
今天的山西省洪洞縣大槐樹，上面大大的一個“根”字
經過洪武前期零散的山西對外移民，山西的人口
仍然超過河南、河北之和，可見明初山西在北方的人口之多。按研究者估測，元末明初山西的人口峰值有可能多達500-600萬。而洪武十四年之後，山西對外移民便全面開始。
山西對外大移民
明初山西對外的大移民，體現出時間長、規模大、範圍廣的特點。這是由於南方人口雖多，遷移到中原卻不及由較近的山西便捷高效，因此在明朝初年，三晉子弟轉徙四方，足跡踏滿中原各地，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今天的洪洞縣描繪當年遷徙流離的三晉子弟壁雕
明朝前期的統治典型特點是有極高的組織效率。明初山西對外移民分軍屯、民屯、商屯，以民屯為主。
明朝戍邊"軍屯"遺址——雲山古屯堡
民屯主要是把農民從地少人多的狹鄉移往地多人少的寬鄉進行墾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來的或者是罪徙者。《明史？食貨志》載：“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眾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
為解決衛所的軍糧供應，也讓衛所士兵屯耕自給，稱為“軍屯”，政府供給軍屯所需的耕牛、種子及農具等。除民屯和軍屯外，還有商屯。為了解決邊軍糧餉不足的問題，由商人納米輸邊，換取鹽引，謂之“開中”。
商人納米輸邊，換取鹽引，謂之“開中”
明初從山西洪洞等地遷出的移民主要分佈在河北、河南、北京、山東、江蘇、湖北、安徽等地，少部分遷往陝西、甘肅、寧夏地區。也有的移民從山西遷往上述各地後又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及遼東，可以說是遍佈中華大地。
除了洪武、建文兩朝山西對外移民之外，靖難之役時中原再一次受到戰火破壞，朱棣為了恢復人口，又一次由山西向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移民，規模也很可觀。
靖難之役
山西對外移民的影響
山西對外移民傳播了三晉文化，也進一步塑造出山西人勇敢樂觀，敢於冒險的精神，延伸出後世的晉商文化。而明王朝能夠從元末戰亂中很快地恢復北方的人口和經濟，開創出永樂、宣德時代盛世的局面，也離不開龐大山西移民的篳路藍縷、艱苦耕耘。
山西晉商大院
山西擁有悠久醇厚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晉南作為堯舜故地，具備深厚的儒家傳統。由於山西的封閉性，在元代受到蒙古文化影響較小。大量山西移民湧入中原各地，對於明王朝倡導的移風易俗，建立規範化的倫理道德社會風氣，起到了不小的帶動作用。
地緣谷作者 l 方唐鏡 愛好地緣的南方人
洪洞大槐樹移民的歷史成因及社會影響 . 韓一武
明朝洪武年間山西人口大遷移 . 王麗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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