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与其说是撞了大运，不如说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此时的汉帝国，与重病缠身之人毫无区别。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人翦灭吕氏，近23年的时光，帝国动荡飘摇，物价飞涨。
刘邦时期，1石米的价格是万钱，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币，购买1匹马则需要100两黄金，其价值比现在的旗舰级斯巴鲁轿车还要贵上几倍。
同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严重。工商秩序混乱是汉初的顽疾。
同样在刘邦时期，“人相食，死者过半”，多数百姓居者无其屋，耕者无其田，失业又失家，领不到政府救济金，只得成群结伙地四处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国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流民。
流民众多，纳税户少，国库空虚，国家疲敝，这一状况到吕雉时代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汉初分封诸侯。
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皆被封王视作私有财产，故而尽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壮大国力，而对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点“保护费”。
当日王侯间富者，以吴王刘濞为最。他左有铜山之便，可以肆意铸钱，右有东海之利，可以煮水为盐。依仗着雄厚的国力，刘濞的内心势必每天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侯国经济发达，中央财政见肘，也就是说部门经理比董事长拿得年薪还要多。刘邦、惠帝、吕后及中央高官厉行节俭，粗衣淡饭，实则是国家没钱，不得已而为之。
身体羸弱，肌肉不显，无怪乎强人要来欺凌。以下这封匈奴冒顿单于送来的“情书”，吕雉怕是终生难忘吧——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戏弄羞辱，吕雉纵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继续奉行自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
内不稳，外不安，汉帝国犹如走在钢丝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对此时的帝国来说，稳定才是一切，发展更是硬道理。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内，刘恒的内心最初肯定是有一丝惶恐。以“仁孝宽厚”著称古今的他，由于儿时不受刘邦待见，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
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下，大刀阔斧只能适得其反。百姓有饭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种，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紧要的民生工程。而对那些日益坐大，越来越不懂规矩的诸侯王，暂且姑息时日。
公元前178年，刘恒下诏，“除田租税之半”，也就是将耕地的租金从15税1改为30税1，这个政策在公元前168年又实施了一次。
也许觉得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年，刘恒干脆下诏，将田租全部免去。虽然不久又恢复30税1的租金，但显然，刘恒和他的帝国已经向天下昭示了一种重新振作的决心。
鸽子的羽翼丰满了，也要向秃鹰展示自己的强硬。公元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继位，刘恒以齐国开刀，将其分为六国。同年，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侯国的实力。
虽然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变，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创出了安定与发展的模样。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若将帝国形容为企业，那么在刘恒之前，刘氏企业无疑即将破产，很多大企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清算。他们的眼睛早已盯上了电脑桌、文件柜、空调、沙发，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
还好，在经过一番董事会的震荡后，刘董上台，在“破产保护”后凤凰涅槃。刘恒抓住了所能利用的全部机会，随着帝国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帝国的接班人，这句话刘启可能不止一次地从父亲刘恒的口中听到过。实际上，自他继位，始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因为帝国的好梦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弹冠相庆的地步。
令他最担忧的，不在内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业，让帝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就必须对各地藩王做彻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第一副总理）晁错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更让刘启意识到，对诸侯王开刀是必然而迟早的事。
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对方几块肉，他们就哇哇乱叫地反抗起来。这就是发生于公元前154年的“七王之乱”。刘启虽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很快就“圣明”起来，不出三月而事平。
汉景帝刘启不仅为自己扫除了执政的障碍，也为自己儿子扫清了御宇的麻烦。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与父亲给他接手的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起刘恒当初的境遇，刘彻无疑是个幸运儿。
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即要面对老一辈留下来的顽疾，又要处理刻下的难题，然而终究以39年的努力，将刘氏企业带出困境，迎来希望。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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