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程之這個名字，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說起西遊記中的
金池長老，大家馬上就會想到，手拿著寶貝袈裟的觀音院主持！
今天看到1994由年趙忠祥宋世雄和程之先生主持的中央電視臺春節戲曲聯歡晚會戲曲中，程之先生操琴，央視名嘴羅京演唱，共同演繹了京劇《淮河營》選段，不由得想了解一下這位老人，才知道程之老師擅長京劇表演，主唱花臉。為外國譯製片配音也是他的特長！
故在此同大家分享一篇程之先生的文章《我和京劇》。
我和京劇
程之
一個人小時候的興趣和愛好，往往和他長大了走什麼道路很有關係。
我出生於一個戲劇愛好者的家庭，家裡常年累月地處在鑼鼓絲絃歌唱的氣氛之中，可以說，我在孃胎裡就“聽戲”了。我父親程君謀是老一輩京劇內外行所熟知的譚派鬚生名票，雖未正式下海，卻以畢生精力致力於京劇藝術的研究。他早年拜過名師陳彥衡，青年時代輾轉演出於武漢、北京、上海，有“漢口譚鑫培”之稱。他還曾與程硯秋、荀慧生合作演出，給著名鬚生演員孟小冬、陳大濩、梅葆玥、孫嶽、徐琴芳(電影前輩女演員，後改行唱京劇)、李永德等說過戲，灌有唱片，整理出版過多出譚派京劇演出本。
我在姐妹兄弟中排行最小，我和哥哥姐姐(包括叔伯、表哥姐)們在父親的薰陶下都學會了唱、拉(胡琴)、打(鑼鼓)。我六歲時自學拉玩具小胡琴，學會的第一支“曲子”是我堂嫂哄孩子睡覺的兒歌(曲調至今記憶猶新)。每天晚上我在隔室為堂嫂“伴奏”，這引起了父親的興趣和關注，便教我拉京劇曲調，教我怎樣區別“二黃”和“西皮”的指法，教我拉各種“板式”，同時教我唱。我先學鬚生，後來父親聽我“嗓門兒”挺大，就教我唱花臉。開蒙戲是《二進宮》，陸續又學會了《李陵碑》、《空城計》、《捉放曹》、《御果園》、《鎖五龍》、《盜御馬》、《草橋關》、《牧虎關》等。我除了跟父親學，還跟唱片學(金秀山、裘桂仙、金少山等老輩花臉演員唱片)，此後就經常跟父親出去“玩票”，成了“小票友”了。
“玩票”是業餘活動，可那時候我們卻經常同專業、名家一道聚唱。丑角老票友孫履安先生的家裡，是京劇界名流常去的地方。象四大名旦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云，名鬚生譚富英、楊寶森，名琴師楊寶忠，名鼓師杭子和等前輩名人，經常是孫府的座上客。裘盛戎、艾世菊、張君秋當時還是青年演員，也常在孫家作客。每逢這種聚會，我和父親都被邀請。記得有一次在孫家花臉輪唱，花臉老演員劉連榮、名醜馬富祿(平時最愛唱花臉)，還有裘盛戎，也有我，每人輪流唱一段。孫老聽得很高興，打趣說:“今兒這四個大花臉，有個大小花臉(指馬富祿)，還有個小大花臉呢！”(那時我才十來歲)
我第一次上電臺播音，是和當時跟我父親學戲的電影老演員徐琴芳合唱《李陵碑》，她唱楊老令公，我唱楊七郎。因我人小，夠不著話筒(那時話筒用繩子四面繃著，不能升降)，只好站在板凳上唱。在候播室休息的票友們到播音間來觀看，發現唱大花臉的是個站在板凳上唱的小弟弟，也戲呼我為“小大花臉”。我十一歲時，隨父親在上海一家“中國灌音公司”灌唱片，我和陳大濩也合灌了一張，一面是陳大濩唱的《李陵碑》，一面是我唱的《御果園》，司鼓是我父親，操琴是我大哥程京蓀。在試音時，錄音師一再叫我離話筒遠些，直到我背靠牆壁了，還嫌我嗓子太響，他只好笑了，說:“年齡不大，嗓子倒不小，真是個小大花臉哪!”後來“小大花臉”就成了我的外號。這張唱片到“文革”時曾作為“四舊”上繳，粉碎“四人幫”後還給了我，所幸未被損毀，保存至今已五十年了，頗有紀念意義。
我小時候有多次進科班學戲的機會，只是受封建禮教的約束，父親都未能獲准“下海”，我也只能望“海”興嘆了，但是嚮往粉墨生涯，想當演員的心願並未泯滅。我中學時期便開始參加學生業餘話劇演出，到復旦大學唸書期間，瞞著家裡，考進了職業話劇團體，終於當上了一名話劇演員。抗戰勝利後，我轉入電影界，成了一名電影演員。但京劇是我演戲的起點，又是我兒時須臾不離的第一愛好，因此幾十年來，對京劇藝術的學習鑽研及業餘演唱活動一直沒有間斷。五十年代，父親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錄了一些唱段和摺子戲，其中有些是我操琴和配唱花臉。六十年代初，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父親整理的《空城計》、《捉放曹》、《李陵碑》、《擊鼓罵曹》、《舉鼎觀畫》京劇曲譜演出本，都是由我記錄和記譜。直到父親七十高齡以後，還每晚在家清唱幾段，我一邊操琴一邊為他錄音，兩年多時間陸續錄成了十餘出譚派名劇錄音帶。
上海戲劇 19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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