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古代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提高。吴起一手打造出无敌的魏武卒，并在一生中打造出征战76场，64胜余平的辉煌战绩。那么，吴起用人之道是什么，或者说他对军事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下面笔者重点聊聊。
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俱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据说一次战斗前，吴起的“左右进剑”，他说：“将，专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事也。”这很能说明他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的指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的战争指导和《吴子》所阐述的战争理论，是继承前代、特别是孙武战争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总的来说，虽然并未超出《孙子兵法》多少，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战争观上有新认识，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两种类型。这虽未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但已超过了前人的见解。
（2）在思想工作和训练工作上有新的创造。
（3）在战略战术思想、军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
例如孙武曾列举了“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征侯，但他没有进行归纳。吴起将这些现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并总结出在何种情况下应“急击”或“击之”，在何情况下应“避之”等，这就更加明确和条理化了。
又如孙武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吴起则要求得更高、更全面，不仅要求具备“威、德、仁、勇”和“理、备、果、戒、约”等基本条件，而且要求在作战指挥上能掌握“四机”。“四机”的内容都是孙武提到过的，但将它们概括为四个关键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应视为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再如孙武虽然极为重视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但由于春秋时期仍以车战为主，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他的论述，在对地形的利用方面稍有消极成分，对复杂的地形往往主张“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求迅速通过离开（如圮地）。
吴起则较为积极，他认为兵力少时要战胜敌人，一定要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他说：“用少者务隘”；还说：“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吴起论兵甚至还涉及水战。这些理论比孙武时代又前进了一步。总之，《吴子》的战争理论，可以代表战国初期中国战争理论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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