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到的湘西凤凰是一个旅游的古镇，我却看到的是一座清朝在腊尔山苗疆的治理重镇，它在清朝曾经统治着湘鄂川黔二十多个厅县，震慑着整个边区苗疆。
明代以前，凤凰并不著名，明朝廷出于对云南通往中原的驿道保护的需要，主要在驿道的要塞辰州、沅州驻防，只是到了清初清朝廷通过对腊尔山苗疆的进剿开辟和改土归流，靠近腊尔山苗疆中心区凤凰才变成清王朝在湘鄂川黔边区的重镇。
凤凰旧时全景
凤凰厅城镇筸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逐渐进驻沅州镇总兵、辰沅永靖兵备道。这时辰沅永靖兵备道辖四府和四直隶厅，包括湘西的二十个县。边声紧急时，驻凤凰的边务大臣还被授权节制过川黔边的铜仁、松桃、秀山诸县。另驻凤凰的镇筸镇总兵从1700年到1911年从未撤防，除管驻凤凰的中、左、右、前四营兵马外，还节制着沅州协、靖州协、晃州协、绥宁协、长安营(今城步)、永绥协等。这里的镇道大员的权势所及，广至千里，加之天高皇帝远，他们独立处置“边务”的权力也就更多更大。
正因为如此，清朝末年凤凰也成为革命与守旧势力对抗最激烈的战场，凤凰镇筸城成了清王朝在湖南的最后一个堡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长沙革命党人大受鼓舞，在全国最先响应。10月22日长沙起义新军从长沙小吴门进城，一举攻占巡抚衙门。长沙起义成功后，当即成立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
然而，时过10天，长沙城内响起兵变枪声，焦、陈在混乱中被乱军所杀。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阊登上了都督宝座。谭延闿政权虽然具有较多妥协性，但仍坚持了反对清朝、拥护共和的大方向。事变后，继续派出湘军，组织湖南民军援鄂。
1911年10月22日长沙光复后，湖南其他地方几乎传檄而定，而惟独湘西的天空仍然飘扬着满清的龙旗。
当时清廷镇守凤凰的最高长官是辰沅永靖兵备道朱益浚。湘西百姓称朱益浚为“胡椒碾子”。什么意思？捣棒围着臼坑转，灵活是灵活，可绝对不会越离分毫。
朱益浚系江西莲花县人。1880年任湖南衡州府清泉县知县，从此开始了在湖南30年的官宦生涯，而其中极大部分时间在湘西，从知县干到知府、湖南学务处提调、辰沅永靖兵备道员。
湖南最后的巡抚、辰沅永靖兵备道朱益浚
全国纷纷独立，长沙已是共和政权，湖南其他地方先后反正，只有朱益浚逆潮流而动，他和镇标中营杨让梨等分别电告乾州协台徐光发、永绥镍台梁国治，密查革命党人和会帮，并禁止传播武装起义的消息，违令者缉拿严惩。为防备倾向革命的凤凰镇台周瑞龙有变，朱益浚遂令抽调周所辖之镇标绿营精壮士兵1600余名“驰援省城”，还派人对镇台周瑞龙、同盟会会员田应全（周瑞龙女婿）、邑绅张胜林、沈宗嗣等人的行动严密监视，并加派亲兵占据军装、火药两局，使革命党人无从下手。
长沙起义后，湖南巡抚余格诚拍屁股跑回了老家安徽。湖南没了巡抚，而看到朱益浚还在这么卖命，于是，一张任命朱益浚为湖南巡抚状纸送达了他的手上，虽然他环顾四周，湖南除了湘西那一角还姓“清”外，其余都归“共和”，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巡”。朱益浚虽然明白清廷此举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他偏偏当一回事，大概觉得主子恩重如山，他只能肝脑涂地了，于是连夜开会，联合当地文武官员，通电表示决不依附“叛逆”，誓做爱新觉罗的“孤臣孽子”。
当时朱益浚的态度却给湖南全境的光复带来了麻烦——湘西诸县守旧势力一时胆壮。
辛亥革命前夜，一些凤凰官宦乡绅子弟留日归来回到家乡。田应全、田应弼、吴绍坤、向明瓒、凤凰镇台周瑞龙的儿子周瓒等，在留洋时受世界新潮流影响，敏锐地感觉到清王朝的腐败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激发出爱国热情，他们加入了同盟会。还有陈渠珍、曾君典、包轸等，从湖南时务学堂和武备学堂毕业先后也回到了家乡凤凰。这些人暗地里联络上反清帮会头头唐世钧、龙义臣、吴正明、龙凤山、唐世国、杨春元等苗汉八大首领，帮助他们组织驱满复汉“光复军”。又由唐力臣联络贵州松桃哥老会首领张子衡，答应会集五千之众届时增援“光复军”攻打凤凰城，约定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起事。
消息一出，四乡民众闻风而动，距起义时间尚有一月之久，离凤凰厅城仅十华里的长宜哨山沟里，已经聚集了五千多人。唐力臣等怕走露风声，在未与城中内应联系的情况下，于十月二十七日午夜提前举义。光复军分三路攻打凤凰厅城。
一路军由张尚轩统领，领兵两千，从老官祖入池塘坪攻城西门；二路军由龙凤山、龙廷贵、龙义臣、吴正明四人统领，领兵一千，从青坪湾入金家园，攻城北门；三路军由唐世国、杨春元、龙光福统领，领兵一千八百人，从擂草坡入老营哨，然后越过虹桥攻城东门。唐力臣任总指挥，坐镇长宜哨大本营调兵遣将。
凤凰镇筸城东门
十月二十八日（公历12月18日）清早，三路人马分头进入攻城前沿地带，一路军到达池塘坪时，被白羊岭守军发现，光复军见消息走漏，立即传令不等友军到达就提前攻城。由于提前起义的消息没有通知城内的内应，城内没有动静，三路军攻城失败，伤亡惨重，纷纷退去。
义军退去后，朱益浚和同知张绍焮大打出手，外抓内查，大肆搜捕和屠杀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将俘虏的义军全部押到码头边斩首，取下首级悬挂在北门城墙上示众。又将与义军有牵连的道标士兵300余人带到天王庙神灵面前，以掷筶（一种卜具，用类似黄牛角的弯竹蔸剖半而成，占卜者在神前投掷，观其俯仰，以定吉凶）定生死。掷得圣筶者无罪开释，掷得阳筶者进行体罚，掷得阴筶者就杀头，于是又屠杀了73人。
凤凰北门城墙旧照，辛亥革命时这里曾经挂满革命志士人头。
从十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初的六七天内，官府每天都要捕杀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遇害人数近千人之多。一时血染镇筸城。据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记载：“所遭骈诛之惨，城北溪水为之赤。”
谭延闿接任都督后，对湘西光复之事十分关注，派老同盟会员龙璋以西路巡按使名义前往常德，负责湘西光复事宜。龙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带领新军进驻辰州（沅陵），这为湘西各厅县推翻清朝统治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起义失利后，反革命大屠杀并没有把“光复军”吓倒。唐世钧等传书四方，奔走呼号，再次大集松桃、凤凰、乾州、永绥各地义军，誓攻凤凰厅城，擒斩朱益浚。田应全、张胜林、沈宗嗣和刚返凤凰的同盟会会员罗绍武、贺成达等密议，乘人心惶惑、草木皆兵之际，由田应全刻制“湖南都督府”大印，缮写告示，到处张贴。朱益浚及所属官兵见状惶惶不可终日。
凤凰镇台周瑞龙鉴于这一形势，在他女婿田应全、儿子周瓒的敦促和影响下，支持革命的态度逐渐明朗而坚定起来，公开表示不再接受朱益浚的调遣，城内的革命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干柴、火药堆集在道台衙门外，声言朱益浚如果再不投降，即焚烧衙门，斩其全家。
1911年12月30日，同盟会员田应全等与青年学生向明瓒、张伯琨，以及刚由省奉命回厅策动光复的凤凰籍军官杨新国、曾君聘等，在天王庙举行地方父老和绅民大会，动员大家站在义军一边，为凤凰光复出力。会后由乡绅戴星门执笔写信通牒朱益浚，促其下台退位。
辰沅永靖兵备道员，刚上任的湖南巡抚朱益浚这时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处境。朱益浚终于明白，如果还不趁机“下坡”，凤凰城头将悬挂他的脑袋。朱益浚只好与谭延闿任命的西路巡按使龙璋谈判。朱益浚与龙璋谈妥条件，“愿洁身引退”，弃官返回江西原籍。”
12月31日，朱益浚在道台衙门和城墙上降下了清王朝的龙旗，升起白旗，宣布投降。凤凰城内外张灯结彩，鼓角齐鸣。谭延闿还是给了朱益浚面子，派出兵员以都督名义一路护送其回籍。
凤凰这个清廷在湖南的最后堡垒终于垮塌，宣告了清朝在凤凰乃至大湘西统治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至此，湖南全境光复。
根据1913年建立的《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记载：“所遭骈诛之惨，城北溪水为之赤。”省城长沙的光复，新军兵不血刃一举夺城，而为了凤凰这个小小厅城的光复反倒有成百上千义军牺牲，当时在湖南全省尚属独一无二。
在凤凰镇筸城（今沱江镇）城北擂草坡半山腰上，有一座墓冢。墓冢以红砂石围砌，坐东南朝西北，封土高3米，底径4米，墓前立有红砂石碑一块，高1米，宽0.38米，碑面镌刻“复汉流血义士墓”。这是1914年在墓冢南侧30米处的古道边立的，与这块碑相邻的原来还有一块红砂石碑，详尽地记录了所葬烈士名单，可惜的是碑上名字经过近百年风雨侵蚀后已经脱落，损坏后不知所踪。
复汉流血义士塚
复汉流血义士塚 1912年湘西镇守使田应绍为纪念同盟会员田应全在1911年12月组织义军，推翻反动政府战斗中牺牲170余人，仅收得72具遗骸，分葬三处。田应绍将三处遗骸合葬一体，修以大墓，高2.1米，周长16米。墓碑镌刻“复汉流血义士塚”。
这座墓记载着了那段悲壮的历史：辛亥年十月二十八（农历1911年12月18日）日，田应全、唐力臣等组织“光复军”，在攻取凤凰镇筸城的战斗中受挫， 170多位烈士英勇献身，72具遗骸合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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