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歐洲共收藏五十九冊《永樂大典》，其中英國五十一冊，德國五冊，愛爾蘭三冊。具體分佈情況如下：大英圖書館二十四冊，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十九冊，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五冊，德國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四冊，愛爾蘭切斯特·比蒂圖書館三冊，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兩冊，英國阿伯丁大學一冊，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一冊。英國的圖書館中曾經還有兩冊《永樂大典》：一冊在倫敦圖書館，1971年被售予紐約的一個商人，後來不知所蹤；另一冊在阿伯丁文法中學圖書館，很可能毀於該校1986年的一場大火，那場火燒掉了圖書館及其藏書。
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很少一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裡，或者是在其他圖書館但無人能識別。還有，某些曾經收藏在歐洲的卷冊後來又出現在其他地方。比如，翟理斯（Herbert A.Giles）曾經藏有五冊，但是隻將其中兩冊交給了英國的圖書館（大英博物館和劍橋大學圖書館各一冊），其餘三冊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1919年夏，梁啟超遊歷英國期間，從倫敦魯扎克書店（Luzac &Co.）購買了七冊。這些後來全部被帶出英國：三冊回到中國，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兩冊藏於康奈爾大學圖書館；一冊藏於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另外一冊下落不明。
上述藏書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夠查明其來源。從已知的來源看，這些書的蹤跡均可追溯至1900年6月23日星期六翰林院被毀那天。儘管之前有成千上萬冊已經被轉移，尤其是編纂《四庫全書》期間，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歐洲所藏《永樂大典》是翰林院被毀之前從中國流失的。
當時中國人的排外情緒持續高漲，至1900年春的義和團運動達到頂峰。為了安全起見，北京的外國僑民聚居在靠近紫禁城東南角的一大片使館區。英國使館是最大的一個，其北邊就是翰林院的南牆，當時聚集了使館工作人員、清朝皇家海關工作人員、當地傳教士及其他工作人員，還有從大沽登陸、前來保護使館的部分英國軍隊。從6月中旬外國僑民撤回使館開始，至8月14日聯軍進入北京解救他們，這段時間就是眾所周知的“使館之圍”。
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已經承認義和團襲擊外國人是合法的，並對其採取招撫政策。6月23日星期六，大約二百五十名士兵在董福祥的率領下佔領了翰林院並在那裡縱火，希望火勢能趁著北風曼延至使館區。在此之前，外國人不得進入翰林院，他們也深知中國人對翰林院所懷的敬畏之情。但是這個時候，他們認為不但要及時滅火，以免火勢危及使館，而且還要將威脅使館安全的士兵驅逐出去。與此同時，一小撥人得到英國海軍上校B.M. Strouts的允許而進入翰林院，Strouts是英國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官。在普爾上校（CaptainFrancisPoole）的帶領下，一個由十名英國海軍、五名美國海軍、五名海關志願者，以及《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GeorgeErnest Morrison）和英國使館的實習譯員巴爾（L. H. R.Barr）組成的小隊破牆而入。普爾上校是英國軍官，當時在北京學中文。使館被圍期間，他受命指揮志願者保衛使館區北邊的邊界。他們驅逐了中國軍隊，並撲滅了翰林院大火。
之後，他們順手牽羊拿走了一些《永樂大典》的殘餘卷冊。而在此之前，據報道，雙方都曾使用大量《永樂大典》的卷冊來加固各自的防禦。
從事後拍攝的一張照片來看，普爾當時坐在翰林院裡，地上堆積的書看上去像《永樂大典》。他獲取了一冊，1960年，他的遺孀將其賣給了大英圖書館。Thomas Biggin（身份未知，很有可能是英國海軍士兵）在翰林院的廢墟中“發現”一冊《永樂大典》，並於1907年贈予博德利圖書館。目前亞非學院收藏的兩冊《永樂大典》似乎是莫理循所得。翟蘭思在其回憶録裡寫道：
翰林院幾乎被付之一炬。人們試圖搶救著名的《永樂大典》，但是大量的卷冊已經被毀，只好放棄。我得到了卷13345（！！），僅僅是作為一個標本而已。
實際上，他拿到的不止一冊，他後來捐給劍橋大學圖書館的就是另外一冊。白萊喜（James RussellBrazier）拿到了至少三冊，使館被圍期間，他就職於清朝皇家海關總稅務司。1922年，他將其中一冊捐給了自己的母校阿伯丁大學；1954年，其子將另外兩冊售予切斯特·比蒂圖書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所藏四冊中的三冊來自斯泰老（E.A.W.vonStrauch），使館區被圍期間他也受僱於清朝皇家海關。
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其他冊的來源，要麼根據原書上的題詞確定，要麼根據二手數據確定，但是都指向在使館被圍期間或隨後與公使館相關的人員。
這些人非但不承認自己是賊，還把自己當成是這些稀世珍寶的救星。最先在出版物裡描述這段經歷的是羅蘭·亞倫（Roland Allen），他是英國公使館的牧師，自己也獲得了一冊《永樂大典》：
英國人對翰林院這些文學珍品的所做所為實在是太有趣了。在那種危機關頭，那些志願者考慮的不僅僅是如何自救，他們還採取實際行動去保護存放在高牆之內的那些精美的、無價的手寫本……
著名的漢學家翟理斯（翟蘭思之父）在當時一份流行的刊物上說了下面一段話：
……只有外國人伸出手去挽救（《永樂大典》），使其倖免於難。而在此之前，他們則被拒之門外。
他們和其他記録自己經歷的人一樣，都知道隨著翰林院被毀，中國失去了一件最寶貴的文學寶藏。
1922年，一位英國軍官試圖向大英博物館及博德利圖書館出售三冊《永樂大典》。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在一封信裡被詳細記載。該信夾在博德利圖書館的第一本《永樂大典》裡。這本《永樂大典》是ThomasBiggin於1907年贈送的。除該信外，還發現了上述三冊《永樂大典》的首頁照片。從這封信裡我們得知，這三冊是被“一個德國軍官拯救的”。結果，他們後來歸萊比錫大學（LeipzigUniversity）所有，並於1955年12月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歸還給中國。漢堡大學（HamburgUniversity）曾經擁有兩冊《永樂大典》，但是這兩冊後來被傅吾康（WolfgangFranke）用來與中國交換其他圖書。還有六十四冊曾經被“俄國及日本侵略者掠奪”，後來被蘇聯收藏，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這些書在20世紀50年代被分三批歸還中國。
以上就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歐洲所藏《永樂大典》的情況。問題是，是否還有更多的《永樂大典》在等待人們發現？某些卷冊有可能在私人收藏家手裡，比如大英圖書館1989年入藏的那冊，或者在與“使館之圍”相關的使節或其他家庭手裡；除非這些《永樂大典》被捐給圖書館或者出現在市場上，否則我們無從知曉。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一些《永樂大典》躺在那些通常沒有中文藏書的圖書館裡，因而無人識別，就像最近被鑑定的藏於阿伯丁大學的那冊。這樣的機構很可能包括大學圖書館、鄉村及宗教基金會的圖書館，甚至一些著名的學校。
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不但存放環境安全、條件好，而且修復情況也相當不錯。與其他中文古籍相比，《永樂大典》受潮的比例更高，基本可以斷定，這是當年“使館之圍”的結果。不幸的是，最早入藏的兩冊在修復時被做成了西式封面，一冊在大英圖書館，另一冊在博德利圖書館。這裡要感謝翟理斯，是他發現了修復中的這一問題：
我的一個兒子，翟蘭思……送給我五冊（《永樂大典》），這是他當時搶救出來的；我以他的名義，將其中一冊捐給了劍橋大學圖書館，另一冊捐給了大英博物館。後者被浪費了。《永樂大典》的尺寸是20×12英寸，黃色封面非常有特色，而當時大英博物館中文部的負責人Sir R.Douglas讓人對這本漂亮的書進行了裁切，並加了硬襯。
只有兩例修復是必要的——一冊藏於大英圖書館，另一冊藏於阿伯丁大學圖書館——這兩例是根據現代最高標準進行修復的，完全尊重書的原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袁同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尋訪現存《永樂大典》的下落，併為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對這些《永樂大典》進行拍照複製，以其他卷的仿抄本進行交換，這些仿抄本保留了原書的所有特徵，不但尺寸和封面與原書全無二致，甚至對原書封面的修補以及所帶有的《四庫全書》的籤條也保留了下來。
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已經分別於1960年和1984年被中華書局全部複印，只有五冊例外，即大英圖書館兩冊，切斯特·比蒂圖書館兩冊，以及最新發現的阿伯丁大學圖書館的一冊。大英圖書館兩冊中有一冊格外珍貴，因為它與現存另外一卷連起來就構成了完整的《相龍法》一書，裡面還有一些有趣的插圖。這一卷與大英圖書館的另外一卷以及切斯特·比蒂圖書館所藏兩卷於2003年被上海辭書出版社複印出版，因此，歐洲所藏《永樂大典》中唯一沒被複印出版的就是阿伯丁大學收藏的這一冊。
中華書局的影印版中沒有收入大維德基金會所藏《永樂大典》中的乾隆皇帝的手稿，因為嚴格說來這不屬於《永樂大典》，儘管它也很有價值。
［英］何大偉（David Helliwell）撰，許海燕譯，［德］邵玉書（Joshua Seufert）、劉楠楠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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