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欧洲共收藏五十九册《永乐大典》，其中英国五十一册，德国五册，爱尔兰三册。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大英图书馆二十四册，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十九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五册，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四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三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两册，英国阿伯丁大学一册，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一册。英国的图书馆中曾经还有两册《永乐大典》：一册在伦敦图书馆，1971年被售予纽约的一个商人，后来不知所踪；另一册在阿伯丁文法中学图书馆，很可能毁于该校1986年的一场大火，那场火烧掉了图书馆及其藏书。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少一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或者是在其他图书馆但无人能识别。还有，某些曾经收藏在欧洲的卷册后来又出现在其他地方。比如，翟理斯（Herbert A.Giles）曾经藏有五册，但是只将其中两册交给了英国的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各一册），其余三册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1919年夏，梁启超游历英国期间，从伦敦鲁扎克书店（Luzac &Co.）购买了七册。这些后来全部被带出英国：三册回到中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两册藏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一册藏于中国台北“国家图书馆”；另外一册下落不明。
上述藏书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查明其来源。从已知的来源看，这些书的踪迹均可追溯至1900年6月23日星期六翰林院被毁那天。尽管之前有成千上万册已经被转移，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所藏《永乐大典》是翰林院被毁之前从中国流失的。
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持续高涨，至1900年春的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为了安全起见，北京的外国侨民聚居在靠近紫禁城东南角的一大片使馆区。英国使馆是最大的一个，其北边就是翰林院的南墙，当时聚集了使馆工作人员、清朝皇家海关工作人员、当地传教士及其他工作人员，还有从大沽登陆、前来保护使馆的部分英国军队。从6月中旬外国侨民撤回使馆开始，至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解救他们，这段时间就是众所周知的“使馆之围”。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义和团袭击外国人是合法的，并对其采取招抚政策。6月23日星期六，大约二百五十名士兵在董福祥的率领下占领了翰林院并在那里纵火，希望火势能趁着北风曼延至使馆区。在此之前，外国人不得进入翰林院，他们也深知中国人对翰林院所怀的敬畏之情。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认为不但要及时灭火，以免火势危及使馆，而且还要将威胁使馆安全的士兵驱逐出去。与此同时，一小拨人得到英国海军上校B.M. Strouts的允许而进入翰林院，Strouts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在普尔上校（CaptainFrancisPoole）的带领下，一个由十名英国海军、五名美国海军、五名海关志愿者，以及《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orgeErnest Morrison）和英国使馆的实习译员巴尔（L. H. R.Barr）组成的小队破墙而入。普尔上校是英国军官，当时在北京学中文。使馆被围期间，他受命指挥志愿者保卫使馆区北边的边界。他们驱逐了中国军队，并扑灭了翰林院大火。
之后，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一些《永乐大典》的残余卷册。而在此之前，据报道，双方都曾使用大量《永乐大典》的卷册来加固各自的防御。
从事后拍摄的一张照片来看，普尔当时坐在翰林院里，地上堆积的书看上去像《永乐大典》。他获取了一册，1960年，他的遗孀将其卖给了大英图书馆。Thomas Biggin（身份未知，很有可能是英国海军士兵）在翰林院的废墟中“发现”一册《永乐大典》，并于1907年赠予博德利图书馆。目前亚非学院收藏的两册《永乐大典》似乎是莫理循所得。翟兰思在其回忆録里写道：
翰林院几乎被付之一炬。人们试图抢救著名的《永乐大典》，但是大量的卷册已经被毁，只好放弃。我得到了卷13345（！！），仅仅是作为一个标本而已。
实际上，他拿到的不止一册，他后来捐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就是另外一册。白莱喜（James RussellBrazier）拿到了至少三册，使馆被围期间，他就职于清朝皇家海关总税务司。1922年，他将其中一册捐给了自己的母校阿伯丁大学；1954年，其子将另外两册售予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所藏四册中的三册来自斯泰老（E.A.W.vonStrauch），使馆区被围期间他也受雇于清朝皇家海关。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其他册的来源，要么根据原书上的题词确定，要么根据二手数据确定，但是都指向在使馆被围期间或随后与公使馆相关的人员。
这些人非但不承认自己是贼，还把自己当成是这些稀世珍宝的救星。最先在出版物里描述这段经历的是罗兰·亚伦（Roland Allen），他是英国公使馆的牧师，自己也获得了一册《永乐大典》：
英国人对翰林院这些文学珍品的所做所为实在是太有趣了。在那种危机关头，那些志愿者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自救，他们还采取实际行动去保护存放在高墙之内的那些精美的、无价的手写本……
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翟兰思之父）在当时一份流行的刊物上说了下面一段话：
……只有外国人伸出手去挽救（《永乐大典》），使其幸免於难。而在此之前，他们则被拒之门外。
他们和其他记録自己经历的人一样，都知道随着翰林院被毁，中国失去了一件最宝贵的文学宝藏。
1922年，一位英国军官试图向大英博物馆及博德利图书馆出售三册《永乐大典》。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一封信里被详细记载。该信夹在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本《永乐大典》里。这本《永乐大典》是ThomasBiggin于1907年赠送的。除该信外，还发现了上述三册《永乐大典》的首页照片。从这封信里我们得知，这三册是被“一个德国军官拯救的”。结果，他们后来归莱比锡大学（LeipzigUniversity）所有，并于1955年12月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归还给中国。汉堡大学（HamburgUniversity）曾经拥有两册《永乐大典》，但是这两册后来被傅吾康（WolfgangFranke）用来与中国交换其他图书。还有六十四册曾经被“俄国及日本侵略者掠夺”，后来被苏联收藏，但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这些书在20世纪50年代被分三批归还中国。
以上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所藏《永乐大典》的情况。问题是，是否还有更多的《永乐大典》在等待人们发现？某些卷册有可能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比如大英图书馆1989年入藏的那册，或者在与“使馆之围”相关的使节或其他家庭手里；除非这些《永乐大典》被捐给图书馆或者出现在市场上，否则我们无从知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永乐大典》躺在那些通常没有中文藏书的图书馆里，因而无人识别，就像最近被鉴定的藏于阿伯丁大学的那册。这样的机构很可能包括大学图书馆、乡村及宗教基金会的图书馆，甚至一些著名的学校。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不但存放环境安全、条件好，而且修复情况也相当不错。与其他中文古籍相比，《永乐大典》受潮的比例更高，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当年“使馆之围”的结果。不幸的是，最早入藏的两册在修复时被做成了西式封面，一册在大英图书馆，另一册在博德利图书馆。这里要感谢翟理斯，是他发现了修复中的这一问题：
我的一个儿子，翟兰思……送给我五册（《永乐大典》），这是他当时抢救出来的；我以他的名义，将其中一册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另一册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后者被浪费了。《永乐大典》的尺寸是20×12英寸，黄色封面非常有特色，而当时大英博物馆中文部的负责人Sir R.Douglas让人对这本漂亮的书进行了裁切，并加了硬衬。
只有两例修复是必要的——一册藏于大英图书馆，另一册藏于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这两例是根据现代最高标准进行修复的，完全尊重书的原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袁同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寻访现存《永乐大典》的下落，并为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这些《永乐大典》进行拍照复制，以其他卷的仿抄本进行交换，这些仿抄本保留了原书的所有特征，不但尺寸和封面与原书全无二致，甚至对原书封面的修补以及所带有的《四库全书》的签条也保留了下来。
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已经分别于1960年和1984年被中华书局全部复印，只有五册例外，即大英图书馆两册，切斯特·比蒂图书馆两册，以及最新发现的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的一册。大英图书馆两册中有一册格外珍贵，因为它与现存另外一卷连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相龙法》一书，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插图。这一卷与大英图书馆的另外一卷以及切斯特·比蒂图书馆所藏两卷于2003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复印出版，因此，欧洲所藏《永乐大典》中唯一没被复印出版的就是阿伯丁大学收藏的这一册。
中华书局的影印版中没有收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永乐大典》中的乾隆皇帝的手稿，因为严格说来这不属于《永乐大典》，尽管它也很有价值。
［英］何大伟（David Helliwell）撰，许海燕译，［德］邵玉书（Joshua Seufert）、刘楠楠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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