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历经二百余年，传位二十帝（包括南明），文成武功的贤明帝王有之，荒诞可笑的帝王也有，但论到"传奇"的帝王，还属两次登位的英宗。
这位承载了明朝"奇耻大辱"土木堡之变的英宗，经历不得不说"传奇"地过分，身为帝王，被外族掳去，却能"完好"回朝，明明被弟弟取而代之，"圈地"为困，却在七年之后还能复辟重新登位，这经历，堪比传奇话本。
而英宗备受人诟病的不仅仅是其荒诞地几乎把自己给"作死"了，还因为他重新登位之后，就"极不耐"地杀了一代"大功臣"，那位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大明覆灭之危时，力挽狂澜挽救国家的于谦。
历来，对于谦"必须死"的缘由，众说纷纭，但以文、武、宦官集团之间的利益倾轧，还有其本人因为"废"英宗，支持代宗继位之事，引起英宗的"不满"，这两个缘由为"必须死"的主流缘由。
但笔者在这里，想以另一个角度，从这事件的"主角"英宗本人的角度，尤其是根据英宗在土木堡之变的"前半生"，与中期的屈辱外族俘虏"困境"，以及后面七年的"幽闭"之困的三层递进的心里状态，及外部客观的"大局"，去论为什么于谦"必须死"的缘由。
溺爱还是缺爱的"小皇帝"
若要论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大"的决定性举动，如杀人等，其实最"科学"的方式就是从小出发，看其成长的点滴，推论其心志及性格的发展。
说起英宗，纵观史书记载，他应该是在万千宠爱中成长的孩子，毕竟生母为宣宗"最"宠爱的孙皇后，为了孙氏，还不惜"废"前皇后正妻胡氏，历朝都是母凭子贵，到这里，似乎换了一下，或者可以说英宗这叫子凭母贵。
宣宗孙皇后像
当然，重点不在于此，一般来说，在"家"中，标配都是严父慈母，祖父母溺爱孙儿。
虽是帝王家，总归也是"家"，标配也当如此，毕竟宣宗自小长在爷爷成祖膝下，也算是文武全才，自然耳濡目染之下，算是个严父，孙皇后的记载不多，但其背景是"良家"出生，想必是位"普通"母亲的存在。
但重点就在于英宗有位英明神武，堪比"尧舜"的祖母张太后，这位可是有着"治国大才"的老祖宗，所以"标配"变了样，承担溺爱之责的祖母，化身成了"严祖母"。
仁宗张皇后像
要知道连宣宗在位时，都被父亲仁宗教育要"尊敬"母亲，遇大事要时常"请示"，与母亲"商量"，所以宣宗在位之时，张太后力主"三杨"辅政，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仁宣之治"做出了大贡献。
在如此一位"严"祖母的管教下，且当时英宗继位之时还年幼（约九岁左右），可想而知，一定被管教地极严，就看日后"位极人臣"的那位王振，在张太后还在时，是丝毫不敢妄动，就可以看出其威严。
其实，对于一个尚年幼的孩子来说，此时正是备受家人"爱"的撒欢童年，但父亲突然过世，自己不得不继承大统，被"要求"立刻成为一名"帝王"，是在有点强人所难。
所以笔者结合"想当然"的"逻辑"，试着推论，在"亲政"前后，英宗的心里变化应该极大。
前期倍感憋闷，前有父亲过世，一瞬间"被迫"立刻接受国家之责，期间慢慢"长大"，却倍感战战兢兢，懵懂之间深觉自己像提线木偶，虽贵为帝王，却事事"长辈"做主，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
于是祖母过世，终于"长大"，获得亲政之权后，不管在心里还是身边的"变化"上，都是大落大起的感觉，所谓物极必反，被压抑地太久，一朝"放松"，势必有加倍"反弹"之举。
所以，英宗在"事变"的"前半生"，应该是急于"证明自我"，确立帝王之威的时期，自然任何可以弘扬"自我权威"的事，都想做。
"天上之龙"跌落"俘虏之囚"
诚然，从我们后世史书记载的"故事"看来，土木堡之变完全是英宗的个人"作死"秀。
土木堡之变图
但要说此事皆因王振的谄媚，英宗的听信谗言而起，未免也太不把英宗当做一个"人"了。
笔者认为，其根源还在于英宗本身，就算没有王振的怂恿，这位急于"证明"自己的英宗，或许还是会找"理由"想创下如曾祖父、祖父、父亲一般的不世之功。
遥想当年祖辈们攻打外族的风姿，那为后人所称道的"功绩"，英宗或许会认为，"继承"了先辈血脉的自己，也"天然"地可以同样创下这不世之功。
于是，正好有"爱臣"王振的怂恿，加上"底气"五十万大军，以及自信的"血脉之力"，意气风发地开启亲征之旅。
当然，过程是无比惨烈，自诩"天上之龙"的帝王，或许因为偏信"爱臣"的王振的能力，或许自信自己天生拥有的"军事才能"，总而言之，此被称为"土木堡之变"的战役，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被冠以奇耻大辱的惨败之战，不但注定其一生都将被钉在耻辱柱上，还彻底让英宗这位"天龙"，一瞬间狠狠地跌落凡尘，沦为"俘虏之囚"。
暂且不分析这场惨烈战败的具体"失败"之处，笔者重点想分析一下的是，英宗在这段被屈辱"俘虏"期间，其大致的身心大变的种种与外部"大局势"的纠葛。
战败之后，瓦剌帝王俘虏在手，自身也损失不大，于是一鼓作气想要攻陷都城，拿下大明。
但此时，于谦"异军"崛起，但其实或许是因为大部分"重臣"都被"困死"在了土木堡之变中，被留下的于谦就是当时最"有用"的文臣之一。
于谦像
当然，正是因为于谦力主"新君即位"稳定局势，还因地制宜，组织军民，保家卫国，最终既守住了都城，也稳定了大局势，还使得本应极为"有用"的帝王人质英宗，变得十分"鸡肋"。（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诚然，无论当时还是我们后世看来，就当时的大局势而言，其实于谦的做法是"最佳"的，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英宗一命，还能稳定朝局，保卫国家，可以说于国，于君都是极好之策。
但是，也正是因此，英宗的处境却变得急转直下，此前他是一国帝王，是瓦剌手中与大明"谈判"，可以获得"好处"的极为重要的人质，所以理所应当会被相对"好好"对待，起码待以"上宾"。
但于谦力主代宗继位之时，英宗在瓦剌手中就变成了"鸡肋"般的存在，舍不得丢，想着起码还是"曾经"的皇帝，或许还可换些"好处"，但其实看着大明朝廷的"硬气"，（其实在打程度上来说，就是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的"倔强"。）又不确定英宗是否真的有用。
于是徘徊、试探（交战）之间，英宗的处境可想而知，必将被视为真正的阶下之囚，备受"折磨"，要知道以当时瓦剌的处境来说，即使被待以"上宾"，最多也就是不伤不冻、吃饱喝足，那被待以"囚徒"之后的英宗，所受之苦，忍饥挨饿、挨冻受难，想必能活下来已是不易吧。（毕竟被俘一年之久，史书记载不详，但结合当时的史实资料来看，一则瓦剌始终带着英宗到处"行军"，二则其民族本身的"性格"推断。）
可以想象，刚开始被俘的英宗，在最开始还能凭着一丝"希望"（想着自己毕竟为一国之君，想必朝廷应该会不惜以其代价也会将自己"赎回"。）"骄傲"地活着，但随着弟弟代宗登位的"噩耗"传来，瓦剌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变脸"。
代宗像
且不论英宗本人如何昏庸不堪，但自出生起，就为"命定"帝王而活着的"人"，从骄傲到憋屈，再到一时的"风光"，最后落得此时的"脚底泥"的困境之中，就算是个普通人，想必也会被刺激到"发疯"，何况这位养尊处优的"天生"帝王？
加上一次次地"绑来绑去"做开战"威胁"，与阵前一次次侮辱，又看见前方"子民们"的"无视"（或者说"恨"，一为恨自家皇帝被俘虏，二为恨其活该。）深感郁郁。
或者前期还可以有点"反省"，至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但面对此等情况，尤其是后期大明在代宗的领导下，于谦的指挥下，一次次胜利，使其数人威望一时无二之下，想必英宗的心里此时"恨"、"怨"的成分，会大于"自省"。
也为后来"回朝"之时的对待，"怨"大于"喜"埋下猜忌的种子。
七年"困兽"，为"利"必杀
其实说到底，瓦剌之所以大战，最大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还在于"吃"与"用"，简单来说就是"生存"。
这不是"洗白"之说，还是先代留下的"因"，众所周知游牧民族们，想要很好地生存，就"必须"有固定的基本"资源"（如盐、茶、铁、铁锅等）的来源，自身无产出，就必须交换，那么"互市"的需求就是所谓"生存之道"的一部分。
再说，其本性如此，天生"散漫"，不事生产，也不知晓生产，此前元朝盛时，更是为其养成了"天下我有"之感，就算经过了明朝前代数代帝王的镇压，还是有着"都是我的"的自然思想。
尤其成祖多次征伐，采用分化制衡之策之后，后继的仁宗、宣宗无力维系所废不菲的"朝贡"贸易，于是大力裁撤，很显然属于"官方"的互市也渐渐萎缩，甚至"消失"。
那么到了英宗之时，前期"保守"守国，自然互市"消失"，所以或许由此，加上瓦剌其民族的"掠夺本性"使然，就成就了此侵略之战。
互市图
但也正是其民族"本性"所限，虽勇却难以持久，于是于谦以"稳扎稳打"的"正"，结合因地制宜的"奇"，屡屡胜利，给予瓦剌重大打击，加上百般羞辱"人质"皆无用，后勤也供给不足，于是瓦剌只好送"烫手货"英宗还朝。（笔者认为，此送还一说，还有让明朝内斗的"预想"阴谋。）
此时，英宗历经千难万苦，艰难活下来也回"家"了，但此时的国是弟弟代宗的国，他的家则是荒凉空旷的"圈地"。
虽位尊为太上皇，但实则依然沦为"阶下囚"，不得自由。
要知道，任何人历经如此般苦难，终于"完好"归家之时，却发现家中早已变天，回家如"俘虏"之时，看似境地好了不少，至少吃饱穿暖，但实则别无二致，犹如"困兽"，是个人也会有"变态"之心吧？
何况是"曾经"无比尊贵的帝王？
历经一年"俘虏生涯"，以为终得以"回家"，却不料一回家，马上又被困为"阶下囚"，前后八年时光，作为一个"人"的经历，也是无比悲惨的，何况帝王？（更重要的是，身为丈夫、父亲，却难以"保全"自己妻子、儿子，身心受到的"潜在"折磨，可想而知。另一说，此后的儿子宪宗的"变态"也是因此幼年之时的废、立危局中，战战兢兢地"活"而起。）
英宗儿子宪宗图
笔者认为，此时的英宗应该不管对以于谦为首的"臣"有极大的怨气，还是对代宗，甚至母亲孙皇后都有无比的"恨意"在，怨臣不忠，不救君，反"废"君，恨亲弟、母亲居然不尽全力赎回，却转而"放弃"自己。
（在这里，以我们后世人看，当然知道或许另立代宗，才是救出英宗，稳定国家最好的方法，当时作为"当事人"的英宗，或者说就算好似我们一般的"任何人"来说，看是一回事，但亲身经历却是另一回事，大多数人，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不可能如此"深明大义"。）
当然，此时的朝局也有了"新"的变化，作为朱家一脉相承的代宗，史书上的刻画，显得心软，优柔寡断，但实则和先辈一般性格，猜忌、自私等皆有，从"软禁"太上皇，"废立"太子一事就可见一斑。
但无奈，身体孱弱，加上"保国"之战后，文官集团的"气焰"达到顶峰，尤其于谦的功绩使其隐隐有"一家独大"的嫌疑。
当然，此时从表面上看，也是如此，毕竟为"不世之功"，一连串的胜利，使于谦在整个朝廷的威望与话语权都极大，或许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状"，他这种"独尊"之状，使他的很多言辞、做法都有独断转政之嫌。（当然，与于谦而言，他这是"为国为民"的最好做法。）
于是很"自然"引起武官集团与有"抬头"趋势的宦官集团不满，遂而联合起来，终于"做成"了"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此时，历经大半生坎坷的起起落落后的英宗，一朝复辟成功，大权在握，自然开始清算功过，其一为的是自己昔日的"耻辱"，其二也是为了安抚"功臣"，洗刷代宗朝时的"势力"。
首先开刀的自然就是"大功臣"于谦，或者说，如果英宗不杀于谦的话，那么大程度上以于谦的影响力和威望，加上本人性格上的"优点"，他是根本不可能坐稳自己的帝位的。
再来，此时的英宗已然不是最开始那个好大喜功，渴望建功立业好以证明自我的小皇帝，也不是那位忍辱负重，满心希望"家人"赎回自己的"儿子"，而是历经坎坷大起大落，终于重见"光明"的皇帝！
对帝王而言，最重要的始终不是国，而是皇权，是"帝"位的尊崇，不要说什么没有国，就没有君的"圣言"，也不要说"为君之道"的大道理，此时的英宗只是一位终于得到"该得"帝位的皇帝。
即使经过多年的磨难，也逐渐成熟，或许明白于谦对国家的重要，所以在史书上，有英宗犹豫处置于谦的记载，但笔者认为，英宗应当不会犹豫，要不是"面子"、局势使然，或许一上位就会杀于谦"解气"。（毕竟算"尊"其太上皇的"祸首"。）
这么说吧，后世主流的观点认为：
（当然，笔者也肯定这种说法。）于谦本人，是为国之栋梁不假，也有着保家卫国的不世之功，其威望也一时无二，达到顶峰，但是他爱国，但不忠君，于国，于民而言当然是"极好"的，但是于君而言却是"极差"的，于君而言，不忠之臣，得来本身就"无用"，何况此臣功高盖主？所以一朝复辟，立刻杀之。
所以，很显然，于谦必须死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一来，他不忠君！于君"无用"；
二来，他是"尊"（"废"）英宗为太上皇的"始作俑者"，于英宗本人有"怨"；
三来，文官集团权势太盛，于皇权"争利"，不杀不足以维护皇权；
四来，其本人"心性"使然，即使其心为国为民，但刚正不阿，但过刚易折，于朝局而言，实则"炸弹"，用之不慎，必为大患。
结束语：
诚然，论起来，纵观明朝史书上，英宗都属"最"昏庸的帝王，但这是后世"看过"之后的总结。
要知道，即使身为帝王，首先是个"人"，是人，就有人性，所以笔者希望从"人"的角度，结合当时的朝局等，通过英宗"一生"经历的变化，探究其心理及行为的改变，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于谦这位历代为其"鸣冤"唾骂帝王不公的国之栋梁，一个"必死"的理由。
其实不论古人，还是今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多面"，所谓人无完人正是如此，好人还是坏人，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站的角度不同，所以"看"到的一面不同。
于国于民而言，于谦是大功臣，国之栋梁，杀之冤枉，但换个角度，于君而言，于谦就是"鸡肋"，留之"无用"，弃之"可惜"，杀之"必然"。
文：长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对面，理性观察）
图：网络，侵删
閱讀更多 長了鹿角的兔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