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刚好看到一部很写实的历史电影，这便是《大明劫》。
故事的背景是崇祯年间全国瘟疫大流行，孙传庭被皇帝从大牢里释放出来，带兵与李自成作最后一战。
先介绍下孙传庭
孙传庭，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明朝名将。
一表人才，多有谋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及第，授永城县令。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崇祯帝即位后，起为吏部验封郎中，迁顺天府丞。崇祯十五年（1642年），拜陕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都督七省军事，带兵镇压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这个一代名将出马，朝廷非常放心。但问题是，前有大敌，后面也一点都不省轻。一方面是一毛不拔的官宦豪强，另一方面则是咄咄逼人的瘟疫，前一个困难孙传庭还能克服，可后一个咋办？
吴又可看到水里得病之人
于是江湖游医吴又可登场，他告诉孙传庭，之前那些医生之所以搞不定，是因为他们固守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而事实上老一套已搞不定新病毒，必须要实行一套全新的治病方案，包括隔离、喝达原饮等一系列诊治新法，那么他能搞定这场瘟疫么？
孙传庭与治疗军中瘟疫的吴又可晚上散步夜聊，聊到吴又可为何用药如此大胆，吴又可回道：“如此凶险之病，本来就是九死一生，只有凶病用凶药，方有一线生机”孙传庭听到此语也感慨道：“是啊，凶险之世，方有出险招，才有一线生机啊”。但是吴又可虽然控制了瘟疫，却没有将瘟疫治好，孙传庭虽然用雷霆之法整顿了军顿，但是面对世道人心，依然还是无法力挽狂澜，最后兵败潼关。
中国人的传统历来是重视“联系”的，兵者与医者，虽然水火不容，但用兵与用药，实为殊途同归。孙面对内忧外患，吴面对瘟疫横行，皆是在毁灭的边缘，靠毕生所学与所信，舍命一搏。
吴又可回乡写书
明朝的瘟疫，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老鼠。这里的老鼠，不是咱们平常日子里常见的家鼠，而是草原鼠。
为什么是草原鼠？就算是草原鼠，为什么不在别的时候作乱，偏偏在明末这个时期跳将出来？因为从明朝嘉靖开始，有相当一批明朝的农民，跑到了草原之上，将这里的牧场改成了农田。
农民开荒种田，这看似没有问题。可是草原上的老鼠却有意见了，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了，原本纯野生的草原鼠，开始与中原的农民接触了。
有人说，难道明朝的农民，还怕草原上的老鼠不成？
其实应该怕，因为野生状态的老鼠，身上有跳蚤，而所谓的鼠疫病毒，其实就藏在这些跳蚤身上。而老鼠一旦与人类接触，就很容易将这种跳蚤，带到人类身上。
但是，那个时代的农民，确实没有这个防范意识。
与内蒙古草原相连接的山西北部，时间大约是崇祯十四年，一个春季干旱的午后，地点是在山西北部的某个荒野，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把自己的愤怒迁怒于荒野上的那些老鼠，于是跳到老鼠身上拼命啃咬。
大约十个小时之后，被啃咬的老鼠开始出现高热而后内脏溃烂出血的症状，直至死亡。而鼠疫菌，并不因这只老鼠的死亡而死亡，它们又移转到另一只老鼠身上，随即便出现了大规模的扩散。
所以，一般而言，如果是你，在荒野上看到一大堆死老鼠，首先该做的是避让。
但是偏偏，这时候来了一群难民，他们不挑食，因为很久都没有进食，所以他们看到死老鼠，第一反应是：
这玩意也是肉啊，烤一烤肯定很香！
没错，大自然确实有一种食腐动物，譬如秃鹫，它们确实专门以死物为食，从来没闹过肚子，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它们的胃酸浓度极高，能杀灭绝大多数细菌。但是人类，显然并不是秃鹫的同类，所以也并不具备他们的消化能力。
于是，吃下死老鼠的这些难民之中，很快便出现了第一批瘟疫的受害者。得病了他们就想找医生，而医生都在城镇里。结果，鼠疫又来到了城镇，并迅速传播开来。接着，是县城、州府。
这个名单上，有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
这个名单上，有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
这个名单上，有开封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这个名单上，还有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也有电影主角吴又可的家乡苏州：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最后，则是：京师大疫！
从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开始算，一直到崇祯十六年四月，北京每天死人上万，运死人出门的棺材，都把城门给堵了。街上的小户居民，死亡率超过了半数，甚至说街上看不到一个玩耍的孩子，也找不到一个叫花子。
在电影的最后，吴又可回到自己的老家，继续行医救人，并在家中写下了《瘟疫论》这部最早关于瘟疫的传播方式的论著，要比西方的学说早整整两年百年。
这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文情节，或者更可以说是一种人文关怀。
因为在那个乱世，人们想活下去，就要用尽力气。官兵剿贼，是因为朝廷要活下去，民杀官兵也是要活下去，中医吴又可帮助孙传庭是因为医者仁心，他希望更多人活下去。孙传庭剿贼，也是为了能共享太平。然而这一切的人都为了活下去，却彼此的厮杀。此时的每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都在恐惧中感受着末世的气氛，呼吸着充满毒障的瘟疫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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