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來，武漢封城之後，人們紛紛響應政府號召：“少出門、不出門”，呆在家中，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疫情防護工作。然而，卻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每天活躍於武漢市的大街小巷，哪裡有需要，哪裡就有他們，他們就是湖北民進會員徐斌和他的戰友——“武漢美德志願者聯盟”的志願者們。
昨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徐斌和他的戰友們故事——《他們的名字叫美德》。
他們的名字叫美德
這個城市病了。我們是這個城市的孩子，我們怎麼辦？能為這個城市做些什麼？於是，一群互不相識的人，開始為更多互不相識的人志願服務。千萬通電話，無數次接力，他們把溫暖和關愛送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美德志願者聯盟是武漢抗疫期間廣大志願者無私奉獻的縮影。
那些在大街上奔走的人們，不管你是誰，無論你多大年紀，我們都是這個城市的孩子。 ——題記
城市病了
這個孩子還不知道她的城市生病了，還不知道她的家人有八個人染上了一種病，包括她的媽媽。她只有十一個月大。突然之間，她所有的親人一下子都不見了。
這個病叫新冠肺炎，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襲擊著中國中部城市武漢，襲擊著湖北和全國。
2月14號早上，美德志願者聯盟的成員馮丹丹在群裡發佈一條微信，說她居住的武漢市洪山區鐵機路保利城小區有一戶人家的男主人求助。他全家十口人，有八個感染新冠肺炎，分住在市內不同的醫院，家裡僅剩他和孩子，他也是疑似病人，十一個月大的孩子肺部拍片顯示也已感染，只是沒有做核酸檢測。現在，孩子的爸爸正要準備到醫院住院檢測治療，可這個孩子怎麼辦？
這個消息把群裡所有的人都震驚了。
做決定的是美德志願者聯盟的湯紅秋、徐斌和陶子。
還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還在母親的肚子裡，還不知道性別。這個孩子的母親，在全城封鎖、疫病瀰漫、充滿恐慌的時候即將分娩。孩子哪一天出生，是上天定的，由不得人，但待產的母親面臨一個問題——無論她到哪一家醫院生孩子都極其危險，幾乎所有的醫院都擠滿了疫病患者和等待檢測的人。
十萬火急。需要迅速做決定。
每天都有一大堆這麼急的事情要做決定。
武漢這個城市已經患病三十多天了。
這三十多天，有時候覺得快得像三天多，有時候覺得慢得像三十多年。
城市病了。
湯紅秋是80後，從事翻譯工作，知道城市生病是她聽到了“封城”的消息。臘月二十九晚上九點，她開車從漢口穿過長江隧道到武昌，前面沒有一輛車，後面也沒有一輛車。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啊，往年這個時候，隧道都是滿的。她如同穿行在一條幽深的峽谷，似乎忘記了自己是從哪裡來的，又往哪裡去。
武漢“封城”了！
這條消息像一顆悶雷在湯紅秋頭腦裡爆炸，也震驚了所有的武漢人，也震驚了中國人和全世界，一百年來，武漢沒有封過城！一百年來，戰爭發生過多少次？洪水發過多少次？在湯紅秋和前輩人的記憶裡，都沒有聽說過“封城”。這個城市肯定發生了一百年來最嚴重的事情！
這個事情人們都知道了。知道歸知道，它有多厲害很多人卻不知道，覺得它和自己的生活沒有關係，但是突然“封城”，讓人們都明白了，它和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了關係，一件大事發生了。
湯紅秋說——
我們這個志願者團隊最初沒有名字，名字是後來取的。最初是六個人，兩三天後發展到六十個人，現在有六百多人。沒有工資，不管生活，很多人倒貼車費油費，甚至自己還捐贈。為什麼發展這麼快還能堅持到今天？我也很奇怪。
大年三十那天，“封城”的消息一直在我腦海裡迴旋，讓我茶飯不思。到了晚上九點，春節晚會開始不久，我憋不住了，開始給武漢的幾個朋友打電話。我一共打了五個人，第一是郭曉。我說，曉曉，看樣子城市很嚴峻，我們是不是要做點什麼？否則人生就會留下遺憾。她立即回覆我，說，可以，我們一起看看能為這個城市做點什麼。
然後我又分別打電話，最後一個打給徐斌。我覺得他是比較有主意的一個人，給他打了幾個電話，最後一次打電話是夜裡三點多，徐斌在電話那頭迷迷糊糊地說“你還讓不讓我睡覺”，隨即說話的聲音變清晰了。
就這樣，沒有名字，沒有共同的辦公地點，沒有工作計劃、目標，只有一股想幹點事的衝動和一個微信群，我們就開始了。
剛開始什麼都亂
新組建的微信團隊似乎不知道幹什麼，很多人彼此都不認識。
大家只知道往群裡拉人，似乎人越多越好；大家只知道募集資金和物資，這是傳統的經驗告訴他們的。第一筆資金是千里馬機械供應鏈公司捐贈的，公司董事長楊義華和徐斌同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徐斌還利用他的湖北民進企業家支部主任的身份向另外的民進醫藥文衛專委會群和其他的會長單位群發佈捐贈信息。
剛開始幾天大家有點亂。
大家都知道醫院裡緊缺物資，缺口罩，缺護目鏡，缺防護服，缺藥品，還缺吃缺喝。疫情正在暴發，交通限行，餐館關門，似乎什麼都缺。
最亂的是救災物資和信息處理。捐贈的錢要買口罩，口罩好不容易找到了，但價格混亂之極——一隻口罩從0.66元到5.2元，價格相差七八倍。如果不買，轉瞬就沒有了；並不一定價格便宜就好，質量如何誰都不知道，如何運輸也不知道。
我們的城市病了，大家都沒當過城市的醫生，只能根據經驗往前走。志願者餘淑芳孩子的同學家長在另一個群裡告急，說他已確診患病，住不上醫院，她答應幫忙；志願者劉唱的先生從另外一個群裡也轉來一個告急消息，她也答應幫忙。他們以為自己的團體在給醫院捐贈物資，醫院應該會給一個面子，但是他們人傳人協調了一天都沒有找到床位。不是有床位不給，而是根本沒有。
最讓徐斌覺得不能鬆氣的是，他在國博中心協調外地捐贈的一批蔬菜的時候遇到的矛盾。
這是一批來自廣東的捐贈物資，有土豆，有大米，有蔬菜，捐贈方比較多，通過美德志願者聯盟要捐給廣東省援漢的醫療隊。徐斌對接時遇到了問題。美德志願者聯盟的車隊司機們除了帶身份證和貨物清單之外，什麼都沒帶，按照武漢市“封城”規定，沒有贊助單位公函的車是無法出城的；而且，司機和廣東捐贈方的聯繫人都不知道廣東醫療隊在哪個醫院服務，住在哪裡，與誰接頭。車已經來了，怎麼辦？那就先把貨卸下來再說。他們在群裡喊話，找倉庫，找卸貨的志願者。他們到國博中心附近一家由朋友捐助的倉庫卸貨時，出事了。下貨的是兩個不同團隊的志願者，由於言語不和，要打起來了。徐斌反覆說好話，總算把大家給勸住了。
徐斌說——
剛開始什麼都亂，外面聯絡亂，內部協調亂，經過最初的幾天混亂之後，我們意識到這個臨時團隊應該分工和管理。於是我和湯紅秋還有幾個核心成員開始給大群分組。這個時候才想起來給我們這個志願者團隊起名字。一商量，叫美德吧。為什麼叫聯盟？這是一種胸懷。除了分組，我們還對群成員進行安全管理，還給這個臨時團隊設計了一個徽標，我們甚至還成立了宣傳組，後來還建立了心靈方艙。
城市的孩子
那個十一個月大、全家八個人患病的孩子把陶子震住了。她是美德志願者團隊外聯組負責人，她在群裡發信息，求助聯繫醫院和護送，但首先要確定孩子是否也患病。一位志願者回覆，說武漢市兒童醫院同意給孩子做核酸檢測；又有一位志願者回覆，她願意帶孩子去檢測。
銷售從業者陶子是武漢這座城市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武漢，在蘇州安家。她和武漢的聯繫並不單單是父母和親友在這裡，也不是這個城市裡的有她的客戶。
劉唱和餘淑芳也是湯紅秋的朋友，她們在疫情全面暴發之前離開武漢，劉唱去了廣西北海，餘淑芳去了浙江杭州，本來準備旅遊過年，卻因為是武漢人，在旅遊地被隔離。餘淑芳全家被隔離十四天，期滿檢測全家無人感染，被放行。但因為是武漢人，酒店不敢讓他們再住了，好在餘淑芳從事酒店職業，通過朋友關係週轉，在杭州租住下來，但不能在杭州自由行動，也不能回武漢。劉唱在北海也差不多。她們用手機和家鄉武漢的湯紅秋聯繫，被湯紅秋拉進志願者團隊。
滯留在遠方的這個城市的孩子們，每天都在等待城市康復的那一天。劉唱和餘淑芳都說，她們現在特別想念這個城市，想念往日討厭的堵車的樣子，也想念那種喧囂和熱氣騰騰。好想回到那個滿大街都是尾氣，滿街叫罵的時候。
被困在城裡的志願者們按捺不住了，他們每天關注著疫情數字變化，關注著物資，關注著這個城市每天的一切。劉啟安並不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他出生在河北，大學畢業後一直生活在武漢。他對“漢罵”之類的不良習俗一直牴觸，但這次疫情讓他對這個城市產生了新的歸屬感。
疫情嚴峻。這一群由熱情和衝動聚集起來的志願者每天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覺得自己的力量太小了，只是一杯水，解不了城市的渴。
他們每天晚上都在微信群裡碰頭，很多次都一無所獲，甚至是一片沉默。有人甚至不敢在群裡發消息，一發就是壞消息。
有一回陳蓉在群裡只發了一個字——哎。她還沒有發下文，就能感覺到幾百人的群在震動！所有人都在擔心。
剛滿十八歲的志願者徐強，本來已隨父母在美國讀書，他回武漢是為了舉行成人禮儀式，沒想到碰上疫情。他開著自己的車每天當志願者。媽媽勸他不要幹，他不聽，堅持每天早出晚歸。遠在美國的媽媽一邊流淚一邊叮囑他保護好自己。
這是一次刻骨銘心的成人禮，有遺憾也有疼痛。有一天，一個新冠肺炎患者家屬打電話請他幫忙接人，他抽不開身，等空閒下來打電話過去，對方用低沉的聲音告訴他，不用去接了，老人已經去世了。
最艱難的時刻
徐斌還在為廣州來的那一批貨著急。兩個不同團隊的志願者陸續散去，只剩下幾個人。天太冷了，大家都縮著脖子。徐斌開始不停地打電話，打了三個多小時，聯繫廣州捐助方的各個層級，尋找廣東醫療隊，尋找可以解決司機出城問題的各方人士。電池打光了，又掏出充電寶，邊充電邊打。
天色一寸一寸暗下來。他開始餓了，手一直髮抖。他開始給三個司機聯繫盒飯。有一個司機縮在駕駛室裡堅決不開門，認為外面的空氣會傳染他。後面人們反覆勸他，他才接下盒飯。
徐斌沒有吃飯。他吃不下去。他不知道這兩輛車會停到什麼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這是美德聯盟搭建的第三週。
聯盟發起人湯紅秋後來說，最艱難的時候在第二週和第三週。
郭曉和陶子也都說，第二週和第三週是“至暗時刻”。
有人在喊加油。有些電視和報紙也天天在喊。武漢加油！武漢加油！喊來喊去志願者們感覺身上還是沒有力量，油加不上來。這個城市需要更大的力量來幫助：似乎需要更多更多的醫生護士，似乎需要更多更多的物資。
每天都有無數壞消息傳來。
在醫院排隊的人，有的甚至要等七八個小時，才能拿點藥回家去，一個床位幾乎就是一條命。微信群裡求助信息太多了。一個志願者說她每天早上打開手機，最多時能看到一千多條求助信息。
得病而沒有住上院的人，通過朋友轉朋友告急。待在家裡隔離的人一天一天嚴重，打市長熱線，打120急救，打警察電話，都打不進，打電話的人太多了。
這是一種新型病毒，目前沒有治療這種病毒的特效藥。
報紙和電視天天在宣傳，似乎雷神山和火神山這兩所醫院一建好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志願者們天天和醫院打交道，這兩所醫院只能容納2600人，從每天的求助信息來看，遠遠不夠啊。所幸後來方艙醫院建起來了。
湯紅秋的一個同學是一家醫院的護士。護士同學說她們上班一天只有一個口罩和一套防護服，一上班就要穿十個小時。有一天口罩沒有了，有個護士不敢去給病人打針，受到領導訓斥。那個護士堅持不住了，大哭著要辭職。她們打仗可以，但要有盔甲和子彈啊！這個消息扯動著湯紅秋的心。
湯紅秋和上海的朋友陳蓉共同募集到一筆資金，想買一批醫用口罩給上海支援武漢的醫生護士，也給她同學那個醫院一批，但是等她們籌到了錢，聯繫上的口罩廠家卻停產了，坊間消息說是因為春節工人加班工價高，並且原材料稀缺。
怎麼會停產？
現在是打仗！醫生護士就是戰士，前面戰士沒有子彈，後面還有一批一批的人往上衝！這是幹什麼啊！湯紅秋在電話裡和陳蓉兩個哭泣。
這個城市會不會倒下？這個城市似乎要倒下了。
陶子就是在這一段時間崩潰的。有一天她給一個七十五歲的確診老人在醫院找床位，打了三個多小時電話，口腔都打潰瘍了，還沒有協調好，她一下子崩潰了，大哭起來，打電話對著湯紅秋大吼：湯紅秋！你為什麼要把我拉到這個群啊！
志願者郭曉在團隊裡負責物資對接，她的工作一半在室內一半在室外。她要和醫院打交道，要協調其他人，有時候也親自出門送貨，充滿風險。有一個志願者司機在送醫生和病人的時候感染，幾天以後離開了人世。郭曉每天基本上都要忙到夜裡一兩點，加上每天都聽到壞消息，精神接近崩潰。
那一陣子她天天失眠。一旦感染了怎麼辦？她當然可以撒手不幹，但是我不幹了這個城市還有那麼多人，又怎麼辦？
有一天夜裡，她睡不著覺，忽然想起要留遺囑。
她一旦感染，她的父母怎麼辦？她問她先生。
她要先生承諾，萬一她感染，他一定要贍養她父母。
先生承諾完畢，打電話給湯紅秋，說，你們這些志願者都變成神經病了啊。
城市接力
那個十一個月大的孩子被志願者抱著在武漢市兒童醫院做了核酸檢測，結果要一個星期之後才知道。這一個星期孩子待在哪裡？如果離開醫院，誰來帶孩子？孩子會不會傳染別人？住在醫院邊打針邊等結果當然安全一點，但醫院提出要求，必須有一個健康人全程陪護。誰來陪？
願意陪護孩子的志願者找到了，小崔，一個沒結婚的小姑娘，還從其他志願者團隊找了一個叫周杰的男生。兩人都沒帶過孩子，但在這麼急的情況下，只有他們頂著上了。
那就開始吧。兩個新手學著帶孩子，輪流倒班，一個人十二小時。
給那個即將生孩子的孕婦送防護服的事也解決了，前後用了不到二十四個小時。最先發現這個需求信息的還是馮丹丹。她半夜給湯紅秋打電話，最後送去的是徐斌，他在一個天很黑的夜晚從南湖的桂安社區出發，先到江夏區去拿防護服，又送到青山區的白玉山康達社區孕婦家中，來回接近一百公里。徐斌清楚記得那天的情景。孕婦的丈夫姓黃，他們的社區被封了，他是翻牆出來拿防護服的。他給徐斌打了張收條，上面寫上了他的姓名電話，還寫了下面三行字：“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一月二十一日晚，孕婦生產了，一個健康的女嬰！
陶子說——
我們這個團隊做事，大部分靠接力。沒有哪個人有那麼大本事能解決所有人的問題。比如這個十一個月大的孩子，她的防護服是一個人送的，口罩是另一個人送的，送到兒童醫院做核酸檢測是一個人，帶孩子又是另外兩個人。有些人我們並不認識。我們幫助過的人給我們打電話或者發微信，說你們派人送的東西收到了，但是我們並沒有派，他們都是自願的，我們只知道一個微信名或網名。
這個孕婦的故事也是。馮丹丹找湯紅秋，湯紅秋找到我，我就在那個大群裡發公告，因為我是那個群的管理員，我@了所有人，然後就搜那個孕婦的地址，把地址發出來。消息發出後，有幾個人私信聯繫我，說要提供防護服。這個時候郭曉很細心，她提醒我說孕婦要住院，防護服要好一點的。我就問那幾個志願者，結果防護服質量不夠，最後到夜裡徐斌大哥才幫忙落實下來。
有一個藥品接力的事最搞笑。有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要買胰島素，他住在武漢市很遠的郊區東西湖。我把信息發在群裡，三十秒之後有兩個人跳出來。一個說有藥，另外一個人就住在附近。現在送藥是大問題，城市的交通禁行了，快遞只有順豐和郵政。順豐這麼遠的郊區也不送。結果呢，兩個半小時以後，那個人告訴我，我們派的人把藥送到了。他們兩個是如何對接的？騎自行車還是什麼方式？不知道，他們也沒有加我微信。
這就是我們團隊的特點，做事不留名。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做的是一點小事兒，是應該的。
志願者劉啟安為武昌民族路社區聯繫噴霧器的故事，也是一個典型的接力。劉啟安的一個朋友在微信裡發出需求，說他的社區緊缺一個消毒噴霧器。這個平常不起眼的東西現在成了緊俏物資，每個社區只發一個。他那個社區的噴霧器杆子壞了。
劉啟安讓陶子和陳蓉在群裡發消息，一兩天都沒有人接這個活兒。
後來，劉啟安讓他們學校的後勤人員到鄉下的農資商店去買。學校在鄂州市華容區，也全城封鎖了。從鄉鎮買到後送到學校，沒有辦法送到武漢。怎麼辦？劉啟安打電話給當地參加抗疫的書記，由書記把這個東西帶到鄂州市抗疫指揮部，又請抗疫指揮部用順路車帶到武漢，在武漢由志願者接住，再送到社區。一個小小的消毒物件，最後到達社區，經過了五次接力。
等待著那一天
志願者小崔開始在醫院裡面陪護那個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了。疫情發生之前，她是一名銷售員，加入美德志願者團隊之後，她的工作是幫忙聯絡信息，並調配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車隊。現在她和周杰輪流照顧孩子，雖然很忙亂，但也很有成就感。畢竟面對的是一個這麼有朝氣的小生命。
三個小時喂一次奶，用二百毫升水兌六勺四分之三的奶粉。抱著的時候嬰兒雖然不會說話，但是機靈的大眼睛會到處看。眼睛盯住一個地方不動時，就是要睡覺了。
孩子喜歡音樂，用手機放兒歌給她聽，她會拍手！身體也會隨著音樂晃動！他們用視頻聯繫上孩子的媽媽池女士，讓池女士看看孩子，池女士病情已經好轉。兩個沒帶過孩子的志願者把孩子帶得這麼好，這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七天之後，醫院裡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了，這個女嬰沒有染上新冠肺炎。
消息傳到群裡，大家都樂壞了！這個孩子，真是百毒不侵啊！
城市在明顯地發生著變化。
徐斌認為變化是從方艙醫院建設以後，人流朝醫院裡潮湧的現象開始緩解，再就是全國醫療隊和軍隊醫療隊一批一批進入。還有一個變化，就是社區，這個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現在才叫封住了。
這個城市沒有倒下。
他們期待的一股更大的力量——來自國家的力量已經到來，正全面鋪開，全面發力。
美德志願者的工作方向也開始發生變化。現在募集資金和物資已經不是主要工作了，政府採購力量加大，全國大批調配以後，美德志願者團隊開始朝城市服務發力。
社區老人，滯留在武漢的外地人，養老院這些容易被忽視遺忘的地方成了他們服務的重點。
他們把二十噸84消毒水運送到武漢的六十家養老院，用了四個志願者車隊，志願者們全部用的是私家車。因為“封城”，酒店關門，很多滯留在武漢的人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他們給滯留在火車站附近在地下隧道里住宿的人送被子和開水，方便麵和麵包；在一個老社區，裡面的住戶年紀偏大，大多不會使用手機網上購物，“封城”之後，附近的超市都關門了，他們聯繫了四噸大米和蔬菜，給兩百多個老人逐一發放。
正在前方幫廣州的運貨司機協調卸貨和司機相關證明的徐斌在現場碰到戲劇性的反轉，他協調好工作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那一幫原本要打架吵著離開的人，又開著車返回了。
卸貨現場出現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農村流行的號子聲，不知道是誰開始喊的，有人在車上扔，有人在車下接，有人在扛包，有人在碼貨，一片嘿喲嘿之聲。
中間休息的時候，他們之中有人給徐斌點菸，說，都是志願者，不打不相識！
徐斌被公認為整個團隊最堅忍的人，他用他的沉默、定力和寬厚，陪伴團隊度過一個又一個混亂而艱難的日子。每天晚上他們幾個核心人員都要開視頻會議，會上大家都發牢騷，他並不勸解，只是聽，甚至不用安慰，發完了第二天接著幹。有人在說疫情快結束了，但遲遲也不到來，大家都問他什麼時候是個頭兒？他說他也不知道。
結束就是頭。
他比誰都關心疫情結束。他說，武漢一直是我的城市。
陶子說，我今天跟我的一個客戶說，我一直低估了我們這個城市和老百姓。我原來認為人都是自私的，但是通過這場疫情我才明白了通平凡人之間的那種力量，他們團結在一起，力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湯紅秋說，我現在特別想很多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即使在外面很亂的夜市，只要大家是健康的，我們在一起，吃飯，喝酒，賞花，只要是熱鬧的，只要在武漢。
（作者：普玄，系中國作協會員、湖北省作協簽約專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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