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出了很多在以前都是匪夷所思的事：从最初乡村堵路、封路、断路，到有地方对武汉回乡人员封门；从最初的恐发烧、恐武汉、恐湖北、恐外地人，到后来有城市社区不让回城外地租客进入；从最初传往鼻孔里滴香油可以预防新冠病毒，到双黄连口服液两小时内全网断货，大半夜里药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甚至连兽用双黄连、双黄莲蓉月饼都被抢空。
这些天来，类似这些让人沮丧的负能量，满屏扑面而来。
这种灾难时期特有的社会情绪，或者叫灾难综合征，并不陌生。记得当年SARS期间抢板蓝根、有专家说洁尔阴可以预防非典；日本福岛核泄漏时，大家抢盐；麦当劳产品含有苏丹红毒素事件时，有一个男子因为其妻叫苏丹红，而要与之离婚，理由是其妻子有毒。我们现在嘲笑我们曾经的种种非理性、种种惊恐和种种荒唐，未必今后我们不会嘲笑今日我们，后人未必不会嘲笑他们的前人——今日我们。
我们只能说，过度的恐惧更让人恐惧。
一
是什么导致我们陷入过度的恐惧呢？是病毒还不被我们了解？是我们还没有解药？是疫情严重且传染性强？是难以把握海量信息的焦虑？是灾难综合征的情绪传染？都是！但这都还是次生原因，不是根子上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进入现代社会、进入科学时代、进入城市文明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的一条腿还留在经验时代的传统农业文明。
这并不是说传统农业文明不好。判断一个文明的好与不好，要看其对人的生存状态是有益，还是羁绊。传统农业文明一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人有益，但对工业城市社会来说，虽然仍然有继承的意义，甚至有很多价值值得珍惜，但总体上，它是不适应的，有很多东西需要扬弃。
严格来说，我们进入工业城市社会也就最近四十年的事。现在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特别是与四十年时间区段来比，更是一种奇迹。但也正因为短时间内的巨大飞跃，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也难免有一种步履匆匆、踉踉跄跄之感。有一种说法，我们是半截子城市化。这半截子，通常理解为我们是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就是说，城市要了农民的地，而没有要农民，没有连人带地一股脑子城市化。
但这种理解还不够，半截子不仅仅在于人与地的分离，起码还有另外两个分离。一个是，物质城市化了，但精神没有城市化。我们享受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设施和服务，但我们的精神还淹留在传统农业时代。另一个是，身体城市化了，灵魂还没有城市化。我们身体到了城市，在城市干得风生水起，但我们的灵魂还在那个遥远的小乡村，别看我们经常西装革履、以车代步，但我们的灵魂始终栖息在夕阳炊烟之中。这就是“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的含义，这就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原因。所以，每年一次的全球最大人员迁徙，就是定期的返璞归真、定期的补血。千千万万的游子，通过定期的短时间回归，让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合体，以求得一个气血满满，然后再漂泊、再流浪，然后再回归、再补血。
正因为这种半截子，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还留在传统农业时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要与灵魂合体，我们就想缩回去，在那个稳定、熟悉甚至温情中求得安全。这在过去，是有钱了、混得好了，一定要在乡村盖房子置地；功成名就了，一定要衣锦还乡、重修祠堂。遇到困难了、危机了，第一时间是把家小送回乡下老家，或者全家直接躲到乡下。像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就有人、有地方，恨不得马上退回小国寡民状态，谁也不跟谁往来，堵路、封路、断路、拒外地人。这在防疫上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但过度的紧张和恐惧、盲目的排斥他人，就超出了事情的本来逻辑，过犹不及。
本质上还是小农时代熟人社会思维的条件反射，是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法。
所以说，不管我们是不是农民工，但我们大家，无论你干什么，我们始终是农民工。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像农民工这个词一样充满了悖论，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准确的答案是，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工作是工人，身份是农民；物质上是工人，精神上还是农民；身体是工人，灵魂还是农民。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不管我们的社会身份是不是农民，说到底，我们都是农民——工！
在灾难面前，轻易就被打回原形。
二
正因为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还羁留在传统农业文明之中，而且还舍不得离开，所以我们在工业城市社会始终有一种漂泊感、异乡感。我们从内心里畏惧陌生人，不知道怎么与陌生人相处。
在传统乡土熟人社会，周围的人都被伦理关系确定了，每一个人都在这种关系中有自己的位置。正是这种确定感，使我们有一份秩序感、安全感。我所面对的人，要么是家人、亲戚、远亲、朋友、熟人，要么是陌生人。怎么对待他们，自有一套伦理法则。对熟人以上的，我们的基本套路是亲近，对陌生人则是疏远乃至排斥。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是熟人好办事，陌生人不好办事。
在固定的传统乡土社会，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但到了工业城市社会，老黄历就不太灵了，那种非此即彼的模式也不合适了。在工业城市社会，变动是永恒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动。工作不可能一辈子一个，同事可能每天都在变化，邻居可能多少年不来往；很多人要说不认识，可能还经常见面，要说认识，可能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在电梯里每天在点头，出了电梯，心里还问，刚才那人是谁？
这对传统农业社会来说，是人心不古，是工业城市社会的缺点，是不如乡土农业文明的重要方面。这也更让我们怀念那个文明、那种状态，所以，李子柒能让我们那么着迷，乡愁那么让我们不能自拔。所以，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有回去的冲动，当然只是精神上的冲动，而不会付诸实施。但在非常时期，这种冲动就容易成为魔鬼。你看，在疫情期间，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与陌生人打交道了！一些人又在自觉不自觉地信奉“他人即地狱”思维，对不熟悉的人一概予以排斥。防护自己是生物的本性，但人之异于普通生物者，在于人能将心比心，在于人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让外地回城的租客回他的租房，如果他从危险地方来，如果他有症状，你的排斥还情有可原，但仅仅因为他从外地来，虽然一两周前，你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现在仅仅因为他离开了一两周，有可能接触到感染者，尽管他没有症状，也戴了口罩，但你非要追求百分之百的安全，就是不让他进入小区。此情此景，何以堪？！灾难过后，何以堪？！
人与人相处，有没有一种正确的打开模式呢？在传统乡土社会，正确打开模式就是两分法，要么亲，要么冷，搞非此即彼。但在现代工业城市社会，这种两分法就不合时宜了。在亲和冷之间，有没有中间地带、灰色区域呢？对待陌生人，我们不必像对亲人那样亲，但也不必那么冷，是不是？能不能淡淡的亲、彬彬的冷？姑且称为淡温如何？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甚至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我们虽然彼此不熟悉，也不亲近，更没有血缘、亲缘甚至地缘关系，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有必要彼此排斥吗？今日共在疫情的艰难时刻，彼此翻脸不认人，他日疫情过去，我们何以再相见？说不定山不转水转，今日我对别人，异日别人对我，以异日我之所感度别人今日之受，我何所感？人何所受？所以，“留有余地”这一传统智慧还是值得我们汲取领受的处世之道。只要他们做好了防护，我们还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而不必做出拒人千里的失态行为。一句话，不要那么极端好不好！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其实也该是我们在工业城市社会应有的模式。
三
回到开头所说的那些非理性行为，固然是我们在灾难面前失去常识和正确判断，但根子还是之前所说的原因，我们对传统农业文明超稳定性的依赖和着迷，对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变动性的焦虑。所以，每当遇到剧烈变动，我们在适应上总是慢半拍，甚至想退回去，很想有一个终极解决方案，渴望有救世英雄出现。对待新冠病毒疫情这一我们根本无法把握的新变动，我们在恐惧中完全把自己交给专家，交给权威，恨不得专家权威一夜之间就研制出秘方解药，第二天就让病毒烟消云散。我们也千方百计寻找责任对象，无非是在表达一种对回到稳定状态的急切，对一时难以回去的焦灼。这种情绪，在个体表现上，是病急乱投医，是相信偏方和奇效，是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在社会表现上，是群体性灾难综合征，是一些集体无意识、甚至下意识行为，是做出平时根本不认可的极端行为。
这不是起码的辩证法都不讲吗？要知道，传统农业文明很讲辩证法，即使乡村农夫农妇说的话，常常都隐含着辩证法的哲理。一部二十四史，本质上就是一部辩证法的实践历程。尽管我们一直在学习辩证法，讲系统，讲中庸，讲允执厥中，讲一分为二，讲既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讲既要也要还要更要，讲不但而且，但我们在平常时还能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一到危机时就往往忘记了，爱走极端。也许这正是我们文明中的一块短板，
我们习惯性地做不到中，所以老祖宗一再告诫我们要中！要中！本来嘛，我们中国人不中，谁中？谁还能比我们更中？！所以，辩证法一直是我们念兹在兹的学问，也是我们立世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更是现代工业城市社会的生存法则。但是，我们并没有学好辩证法。从这次疫情中我们的过度恐惧来看，我们亟需恶补辩证法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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