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於1996年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流傳甚廣，影響甚巨。陳寅恪先生無疑是“教授中的教授”、“大師中的大師”，其學問浩瀚如海，被傅斯年視為“三百年來第一人”。
近讀西南聯大相關著作，再次讀到此謂曾“轉贈”於劉文典先生。何人“轉贈”？劉稱系其三位恩師之一陳獨秀。這點我相信，儘管此說並未見於陳的任何著作及公開言論。在世俗眼中，劉文典向以狷狂著稱；在當代青年學人章玉政筆下，其為母校安徽大學創始校長立傳的書名，即為《狂人劉文典》。“三百年”之謂，恰為此“狂”之註腳。
劉文典在下課途中
寧被炸死也不缺課
94歲的張文勳，86歲的劉平章，並肩而立，儘量挺直佝僂的腰身，向“下課回家步伐輕快”的劉文典，致意，敬禮。
這是2020年1月初一個燦爛的晴空下，這裡，是官渡古鎮廣場，是昆明碑廊博物館。不過，今後，這裡應該會被更多人記住的名字，恐怕是--劉文典紀念室。
兩位老人，一為嫡傳，一為哲嗣，皆是國學大師劉文典之至親。老哥倆相互攙扶，漫步於紀念館中，慢慢地，步入了回憶，步入了歷史。
1941年4月某日晨，日寇敵機來襲，劉文典位於昆明市龍翔街72號的寓所盡毀。所幸，全家及時“跑警報”，並無人員受傷。之後，劉文典舉家搬往官渡西莊六穀村，一住便是四年。
此地遠離昆明城區，實為僻遠鄉村，荒涼到日寇都不屑來轟炸。每逢有課的日子，劉文典總是四點多便動身，步行至西莊火車站，乘坐到昆明南站，下車後，再步行六七公里到學校。這條上課之路可謂漫漫而修遠，路上也曾多次遭遇空襲，但他經常說，“寧可被炸死，也絕不缺課。”
劉文典講課極為特別，令學生們印象深刻。譬如，他說，寫好文章只須注意“觀世音菩薩”。學生自然不解，他便闡釋：“觀”乃多多觀察生活，“世”乃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講究音韻，“菩薩”則是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
他講《紅樓夢》，開場一定宣稱“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在學生及後世諸多的回憶與考據文章中，劉文典的講課內容多為斷片，但片片閃爍著幽默與智慧的光芒。
一次，劉文典講《莊子》，大名鼎鼎的吳宓也來旁聽，悄悄坐在教室最後一排。劉文典仍如平時一般閉目講，精彩處，突睜眼，得意地望向後排，問“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立即起立，恭恭敬敬，點頭答道：“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近年來，我在閱讀由葉嘉瑩整理的顧隨的《傳學》、陳丹青整理的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時，常常有一種遺憾。遺憾於劉文典的所有講稿及藏書全部遺失，而弟子們也未能如葉、陳兩位一般深得福緣，讓恩師當年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課堂上的那些隨性而又精彩的講課傳承至今。
“情別”清華
西南聯大五年，雲南大學十五年。自1938年入滇，劉文典人生歲月的最後整整20年，一直在雲南，並終老於斯。聯大明明八年多，為何中途轉投雲大？這裡面，有一段曾經沸沸揚揚的著名公案。
1942年春風如煦，在當面向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請假後，劉文典踏上了前往普洱磨黑鎮的崎嶇之路。盛情邀請的，是滇南富商張孟希，他久慕劉文典大名，表達了三點訴求：到他在家鄉所辦的中學舉行講座，為其母撰墓誌銘，作文為傳說中的“瘴癘之地”普洱正名。
當年，即便是西南聯大教授乃至校領導，生活也極端困苦，聞一多曾治印，梅貽琦夫人曾自制糕點上街叫賣。面對張孟希開出的豐厚報酬，尤其是管夠的煙土，劉文典“遂允其請”。
在西南聯大，劉文典“二雲居士”的雅號幾乎人人皆知，因為他嗜雲腿、雲土（鴉片、煙土）。“抽大煙”，這，成為時人及後世普遍詬病的汙點。
及至當年5月，到了聯大及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要為教師們續頒聘書之時。按慣例，如果三校其一聘了某位教師，聯大便會追加一份聘書，若三校皆不聘，聯大也就不聘。由於並非初聘，聯大直接給仍在磨黒的劉文典發出了聘書。
聞訊，時任清華中文系主任的聞一多十分不悅，立刻致函劉文典，稱：即使聘書發出，也定要收回。信函中還稱，“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
據吳宓日記載，陳寅恪、朱自清、查良錚等於此皆持異議，但聞一多態度不改。最終，劉文典不得不作別清華。
由此，聞一多“報復”劉文典之說不脛而走。193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的王勉先生，曾作文透露箇中緣由。據稱，一次課間休息，劉文典曾直指一位同事授課時讀錯了古音，這是一種令人難堪的羞辱。
“由羞辱而積怨，終於導致報復，賢者在所不免。”文中如是寫道。
雲大校長熱情相邀
當然，包括聞一多本人在內的一派觀點，始終以師德為指摘，認為是劉文典已不配為人師表。
何以見得？近兩年後，1943年7月，民國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到昆，召集各校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會上，聞一多提及劉文典，道：“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汙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其言辭滿座皆驚。
彼時，劉文典已入雲南大學任教近一年。1943年8月，經由陳寅恪推薦，時任雲大校長熊慶來發來熱情的邀請函，“久違道範，仰止良殷”。所開出的待遇，遠高於熊本人，甚至，達到了劉文典原來在清華的近六倍，“月支薪俸六百元，研究補助費三百六十元，又講座津貼一千元，教部米貼及生活補助費照加。”
2018年夏，熊慶來的兩位公子熊秉衡、熊秉群回昆，筆者陪劉文典哲嗣劉平章前往探望。茶席之間，劉突然起身，向二熊肅穆致意，道：“兩位老哥哥，今天我是來表達對令尊熊伯伯的謝意的，是他收留了我父親這個‘爛貨’，否則，我父親只有流浪街頭了。”
“您言重了，言重了！”熊氏昆仲急忙起身還禮，一時有點不知所措。此情此景，眾人皆不勝唏噓。客觀而言，劉文典之所以“轉投”雲大，得熊慶來極致禮遇，並就此留在了雲南，真可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由此亦可見，聞一多當年的評斷，數十年來，劉平章依然無法釋懷。
同樣讓他如鯁在喉的，還有傅斯年。1948年4月，首批中研院院士評審，人文組共55人候選，劉文典亦在其中。正在美國治病的傅斯年聞訊後，致信評審組：“彼曾為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最終，劉文典因此落選。
“染上煙癮，是因為1935年我大哥劉成章因參加抗日學運而夭逝，父親極度悲傷，才藉此麻痺自己。何曾賣過？那不成毒販了？！請拿出證據！”2019年初，劉平章已委託律師，欲以法律途徑為其父親“一洗毒販汙名”，經筆者和眾多朋友一再開導、勸阻，方才罷手。
斯人之狂難免被演繹
多年以後，已難以猜度劉文典對於此“過節”的內心感受。筆者讀過劉文典的部分和關於他的許多著作，並未發現他就此做出相應“反擊”。但在世人印象中的劉文典，狂與傲，幾成最大標籤，這方面絕不輸於當時的一些名人大師。
劉文典（1891-1958），安徽合肥人。1938年隨西南聯大入滇之前，陸續執教於北京大學、安徽大學、清華大學。系安大創始校長，曾任清華中文系代主任。究其學養淵源，曾師從章太炎、劉師培及陳獨秀。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之初，劉即為主要撰稿人之一。在陳因政治鬥爭而遭遇劫難之時，劉曾多次參與營救。
1923年3月，胡適開出《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重點推薦劉文典著作《淮南鴻烈集解》。梁啟超在為《清華週刊》所開列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也推介由胡適作序的這部《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之《莊子補正》，則由陳寅恪作序：“先生此書之刊佈，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供治莊子者必讀而已哉。”
而立不久，便獲當年已然是時代精神領袖、國民偶像的三位大師盛讚。劉文典後來在相關文章中反思，自己確實有點“飄”。
於是乎，劉文典之狂，漸漸深入人心。對於許多繪聲繪色的傳言，許多人深信不疑。比如：普天下真正懂莊子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是我劉文典，半個天下人共分之。又比如，他說：如果沈從文都能當教授，那我豈不是要成了太上教授了嗎？等等。其實，這些基本都是演繹，沒有任何具體出處。
演繹最厲害的，無疑，是說劉文典曾當面怒斥、甚至踢了蔣介石一腳。實際上，那只是一段口角之爭。
1929年4月，劉文典主持安徽大學期間，蔣介石前來視察，欲處理鬧事的學生，遭反對。蔣怒，稱劉為“學閥”，劉則毫不示弱，斥蔣為“新軍閥”。於是，劉被蔣扣押。
多年後，有學者批劉文典：既然如此厭惡蔣氏，為何1947年還為其寫駢文壽辭？此事不假，但其實，是時任雲南省主席龍雲向蔣祝壽，誠請代筆，劉文典不便推辭，蔣於此也並不知情。
曾為抗日名將撰寫墓碑
說到劉文典之駢文，即便在大師雲集的西南聯大，也屈指可數。
1925年，孫中山先生與世長辭，曾為同盟會骨幹且曾任其總統府秘書的劉文典，應邀撰寫駢文墓誌銘；1914年，民主革命元老範鴻仙遇刺身亡，1936年國民政府為其舉行國葬，劉文典撰《範烈士鴻仙先生行狀》；1920年，民主革命先驅之一張匯滔遭暗殺，14年後葬禮，劉文典再撰《張烈士匯滔墓誌》。
近兩年，筆者曾多次獨自或陪同劉平章先生在雲南尋訪劉文典當年的足跡及文化遺蹟，一塊文物碑的命運，令我倆都耿耿於懷，那便是雲南抗日名將唐淮源將軍的墓碑。
這塊碑，由劉文典撰文、于右任篆額、李鴻章後人李廣平書丹，具有強烈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卻一直沒能得到很好的保護，“流落”到玉溪江川李家山青銅博物館，深鎖於一間陰暗的小倉庫中，無人問津。
“我覺得，這塊碑移到講武堂或官渡的劉文典紀念室，才是最佳的狀態。”劉平章認為。
但他清楚，這樣的想法，實在過於奢侈。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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