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国人口八成人是文盲
中国的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文字差异很大。
我们以楚地南阳出土的鸟书为例，一种楚国篆书的装饰性字体，难以辨认。
08年南阳彭氏家族墓出土，鸟虫篆：“彭氏之戈”
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之后，全国统一使用秦国文字，逐渐发展出小篆，中国的汉字迎来了一个大的飞跃。笔画和书写方面，变得更加简便，更有章法。之后的汉字经过隶变和宋体字的改良，不管是字形，还是字体方面都日趋成熟。
但是成熟的汉字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能够掌握汉字能读，能写，能做文章的，依然是少数。能写出畅达文言文的，即使在明清人口爆炸的时期，全国也不过几千人。
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曾感慨：“想要入地狱，那你就去学汉字吧！”
汉字在西方人看来难学。那么在民国以前的漫长时期，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怎样学汉字的？
我们从《论语》里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可见孔子使用了教材教学。《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等，都是孔子的教材。
孔子教学生的方法，推广到教幼儿，也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教材。
我们能从私塾教育里看到延续千年的汉字启蒙方法。
南北朝创作的《千字文》，宋朝的《三字经》、《百家姓》就是小朋友的启蒙课本，全认完，能掌握两千多字。
私塾里教识字，学习方法很简单，就是诵读这些课本，老师念，小朋友跟着读，一遍又一遍，学习断句，直到能够背诵。其次就是依葫芦画瓢，比着写大字，就这样跟读，加上写字，一两年功夫，小朋友就能掌握课本里的两千多个汉字了。
熟读经典，会写字之后，老师再开讲，潜移默化中，小孩把汉字的意思和字形对上号。逐渐理解字句的意思，也就掌握了某个汉字的含义。
有了一定识字基础，小朋友就开始进阶学习四书五经和诗歌，学尺牍（书信），学做对子，学做诗，写骈体文，对汉字的韵律感就渐渐有了感觉。
俗话说，“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就是这个道理。
可见，中国小朋友学汉字，学汉语，是在幼年时期，依靠学习几本经典启蒙教材，反复书写和诵读来完成的。没有西方幼儿教材里从一开始就必须学习的拼读和文法教授。
林成滔先生在《字里乾坤》中也说：“汉语的主要特点是实行以单音词为基础的二次构词法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识字教育没必要像拼音文字那样，分散开来用较长的时间去进行，而最好在短期内集中突击完成。”
虽然说突击学习，但这也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要一步一步进阶。传说骆宾王七岁能咏鹅，一定是得益于这种私塾式的诵读教育，所谓出口成章，因为脑中诗句背得多，一不留神，说话就押韵。
可以说中国从古代一直沿用到近现代的这套识字方法，很有效。
但存在一个教育普及率的问题。上得起私塾的，都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家庭。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读私塾，是种奢望。
据《剑桥中国史》统计：1949年中国的4.32亿人没有受过小学教育，即是说1949年文盲率占比全国人口的80%，而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
汉字是个茅坑：废除汉字，刻不容缓！
到了近代，中西方文化开始碰撞。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起的日本战胜了中国，彻底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深层次原因。
教育落后，成了众矢之的。
一谈到教育，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的就是文言文和汉字。
不少人认为是古代一直推崇的文言文和社会脱节，造成了教育的分层，士大夫阶层守着迂腐的古文，大众说着白话，两个阶级没有互动，相互隔阂，也就无所谓大众教育。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首先提倡白话文，他用中国文章自古发展的趋势，来印证白话文的合理：
“桐城派古文的抬头，就是骈俪文体的衰落。从韩愈提出‘文从字顺各识职’，一千多年，古文越来越顺畅。宋之欧、苏，明之归有光、钱谦益，清之方苞、姚鼐，都比唐之韩、柳更通顺明白了。”
桐城派的文章到了民国，也不实用了。白话文就比桐城派更加简洁，就是用我们平常说的话，来做文章，是活的文学。
胡适断定，坚持用古文翻译外国文字的严复、林纾，即使讲求“信、达、雅”，他们的翻译小说也不会有人读了。
事实证明，严复和林纾用古文翻译的学术书和翻译小说，在民国，也已经失去了读者。因为旧瓶已经不能装新酒，古文已死。
胡适甚至还做诗来嘲讽：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
胡适看到了新时代汉语需要改良的重要性，但提出的说法尚且温和，还是从提倡白话文入手。呼吁大众学习自古有之的白话文，放弃已死的古文，这样才能普及教育。
譬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在正统文学看来，是不入流的语言，可它们是老百姓能看懂的大白话。
但另一批人则痛心疾首，觉得胡适还没说到根子里，比胡适先生要直白得多，激烈得多，声称只有废除汉字，中国未来才有希望。
如谭嗣同，第一个发声：“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
傅斯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瞿秋白：“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其中名气最大的鲁迅，也支持废除汉字。
1934年8月，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一批文化界名人，钱玄同、黎锦熙、陈独秀、胡适、蔡元培、赵元任、林语堂、傅斯年、鲁迅等，都发声支持废除汉字。
废除汉字，这一想法毕竟太惊世骇俗。在当时许多不论新派，还是老派的知识分子看来，都是一种极其荒诞、极其可笑，甚至是带有政治意图的叫嚣。后起的吴宓、陈梦家都明确表态反对废除汉字，施行汉字拉丁化。
给汉字寻找出路：“国人文盲多，正是因为入门识字太难”
激进的改革不现实，对于汉字如何改良，产生了各种学派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逻辑：
中国的落后在教育，教育的落后在于汉字难学，欲中国的未来有所发展，必须改革汉字。
按照晚晴、民初的这种思维，当时汉字确实到了非改不可，不改无以救国的地步。
关于汉语和汉字方面的改革，分为四个方面：
推广国语普通话，实行白话文，提倡简化汉字，创制拼音文字。
中国第一个提出拼音的人，叫卢赣章（1854—1928），他认为，国人文盲多，正是因为入门识字太难的缘故，此为汉字系统的“症结”。如果改用注音识字，将大大缩短学程，为初学者降低门槛。
卢戆章，生于福建厦门同安县古庄村。18岁应试不第后，加入基督教，跟随传教士研学圣经，21岁（1875年）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读，求学三年，专攻英文，成绩优异。
基督教和南洋留学学习英文的背景，是卢赣章能把汉字和拼音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因为最早使用字母注释汉语的人，就是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
卢戆章从新加坡回到厦门后，“感欧美各国皆拼音成文，便恍然发造汉字之宏愿。”历史十余年，1892年终于写成了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时年38岁。
这套教材，可以说就是中国最早的切音（拼音）方案。
1899年，卢戆章赴台湾任职，对日本文字加以深入研究，受到日本假名的启发，设计了第二套汉字拼音方案。
日本用汉字，常用汉字1945个，都可以用假名拼出来。以“東京”为例，用假名拼出来，就是“とうきょう”，对应的罗马字文是“Tokyo”。很方便，卢戆章就是受到这个启发。如果汉字能有简单的一组切音字母表示出来，甚至替代汉字，汉字就不再难学。
当然注音方案有很多，不止卢戆章一个人提出来，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王照、劳乃宣等人，不过思路都差不多，模仿日本假名，采用笔画简单的偏旁部首作为拼音符号的方案，故有人将他们的方案称为“假名系”。
卢戆章为了推广自己的方案，最后一贫如洗，没有成功，但今天台湾的拼音识字方案，就是卢、王、劳等一代人成果的结晶。
注意，这不是日语
而相对激进的一派，以钱玄同、陈独秀为代表，则提倡汉字拉丁化，也受到了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一大批文人学者的支持。
因为汉字拉丁化，必然需要放弃文言文。支持者赵元任还做了一篇《施氏食狮史》：
用文言文来读这篇文章，不可能懂得什么意思，如果用拉丁白话读，意思就清楚明白。
不过拉丁白话文同样有同音字的问题，即使是目前的拼音方案，也不能完全解决，而且拉丁化方案在民国期间，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一派的方案，最终流产。
清末民初的汉字危机，催生了很多种汉字改革方案，切音字、汉字拉丁化的思路都很有影响力，还得到了当时官方的部分采纳，可惜最后都没有完全推行，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各派，除了胡适有先见之明，大概多数人都低估了汉字改革所耗费的时间，这项改革，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大量的推广普及工作。不是书斋里的学者研究出一个方案，就能很快被大家接受。
日本的假名字母，在成熟以后500年，才进入正式文字，使日本文字成为汉字和假名字母的混合体，中国的汉字运动，才搞了30年。
就这样，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汉字渡过了近代第一个危机。
正体字和俗体字还在，汉字的启蒙方案，依然方案繁多，莫衷一是。
一直到了1949年之后，汉字改革又被毛主席提到了首要位置：“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当时主席和高层领导人的思想，显然是受了汉字拉丁化方案的影响。
如今大陆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在这个思潮下的产物，基本采用了英文通用的26个字母，非常便于使用，以至于学会了汉语拼音的发音，就能轻松搞定三分之二的英语国际音标，汉语拼音的辅音字母和英语音标的辅音字母发音基本一致。
可是自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整六十年过去了，汉语拼音依然处于辅助学习汉字的地位，还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拼音能够替代汉字。
计算机时代的二次危机：汉字遇到大麻烦
1995年，马云第一次在西雅图教师朋友家接触到电脑和互联网，他输入了beer，有美国的，有日本的，有德国的，但是没有中国的东西。
马云好奇敲了个China beer（中国啤酒），没有，马云又敲了一个China,还是没有，显示no data。（没有数据）
当时的马云，第一次接触电脑，还害怕触摸电脑的键盘，担心这个东西太贵，如果弄坏了，赔不起。
马云的经历，也恰恰说明了直到1995年，中国人对于家用电脑，有多么陌生。
我们再看美国。
1977年，美国苹果公司生产了APPLE II（苹果二代）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面向家庭普通用户使用的电脑，4KB内存的电脑，售价1298美元，美国中产家庭都能负担得起。
更重要的是，这款苹果二代电脑，和1975年世界首款家庭电脑MITS Altair 8800，还有1976年的苹果一代不同，APPLE II（苹果二代）的操作没有技术门槛，即使你不是工程师或技术控，也可以轻松操作。
于是APPLE II（苹果二代）迅速风靡美国，开启了世界个人电脑的时代。
美国家庭个人电脑拥有比例，从1989年的15%，上升到了2000年的51%，美国的高科技股在90年代也空前繁荣，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率先进入了伟大的“信息时代”。
也就在APPLE II诞生的同一年10月，一个名叫王永民的南阳人，离开了他十年动乱中，呆了八年的大三线（四川永川某研究所），带着岁月蹉跎，一事无成的感伤，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
离开时四川时，这位时年三十岁，毕业于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大龄男青年填了一首词：
“无才西蜀图相仕，有志南阳学躬耕。”
他去了当时效益很好的南阳防爆电机厂报到，但是人家不要他，拒绝的理由是：我们的电机都有线，我们不需要无线电。
后来辗转，他去了南阳县地区科委，当技术员。
1978年，他在科委第一次见到了一台日本人生产的汉字照排植字机。
日本生产的汉字照排植字机MC-6
这个照排植字机，就是用字盘来代替铸造铅字，直接机械化排版印刷，省去了铸造铅字和铅字排版的复杂工序。
复杂的选字版
当时，中国的出版业还相当原始，以报纸为例，还停留在铸字和铅字排版的时代。报纸一天只能出四个版面，多了就排不出来：
早晨，铸字工人开始将铅、锡等材料溶解铸字，（四版）通常每天需要的字数在4万左右；白天，记者写稿后，编辑对稿件的字号进行标记，发往排字车间；晚上，拣字工人再根据编好的稿子从上午准备好的铸字中拣出码好，交由出版员排版；编辑、校对人员看完小样后，还得将错字挑出来，再找出正确的字填上，然后再印刷。
如果遇到临时改版，前面所做的一切，都要重来。
如此的工序，和一千年前的毕昇差别不大，如果说有什么进步，大概是把毕昇的胶泥活字或木活字，换成了铅字，如此而已。
这个日本机器，解决的正是当时汉字在信息时代，如何输入（打字）和如何输出（排版）的问题。
80年代初，有不少人把中国计算机业和印刷业的落后，归罪于了汉字。以日文为例，由于假名匹配罗马字文，打字输入很方便。以“日本”为例，打出nihonn，方便搞定。但是汉字如果用罗马字拼音，重码率太高。
一时间，国内外“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声称如果中国不放弃使用方块儿汉字，将无法进入信息时代。
这种呼声当时很难驳倒，因为汉字在计算机时代早期，确实无法解决快速输入和快速输出的问题。
正是这两个问题，让汉字在80年代遭遇了又一次严重危机。
当时川光厂为这台日本机器研制了一个汉字输入键盘，检字非常麻烦，王永民提了一个问题，与当时的川光厂总工发生了意见分歧：“谁能记住24个幻灯片每个胶片上究竟放的是哪273个字，你的姓又在24个幻灯片中的哪个胶片上？”
这个提问激怒了总工：“王永民给我当徒弟，还得再学三年！”
于是王永民立下军令状，开始自己着手研制汉字输入法，时间是1978年。
提到汉字的输入法，林语堂先生是必须要提及的人。
他早在30年代，就开始构思中文打字机的设计，1946年正式开始研制，1947年，林语堂研制的“明快打字机”正式发布。
林语堂的打字机使用了他创制的“上下形检字法”，开创了中文输入法的先河。
其原理和后来王永民的五笔字根，思路相似，即将汉字拆解成若干字根，通过键盘输入字根的组合，来实现汉字的输入。在打字机一统天下的机械时代，只要解决了汉字输入法的难题，机械设计并不难，即将不同的字根刻在机械滚筒上，通过不同滚筒的组合，最终打出一个汉字。
“这架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深18英寸，备字7000个。每字只打三键。字模是铸在六根有六面的滚轴上。以六十四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个字只按三键，每分钟可打50个字，不需要经过复杂训练，任何人在获得指导后都可以进行操作。在汉字世界里，林语堂发明的这台打字机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引自知乎东东枪）
这个就是明快打字机布满字根的滚筒，相当于字盘。
不过麻烦的是，上下形检字法，说到底是一套检字系统，重码率不低，需要打字员通过打字机上的一个放大镜，人工检索选字。
操作放法如图：
A：分别打出汉字的第一个部首和最后一个部首所在键位；
B：通过打字机上安置的放大镜框选择滚筒上的汉字；
C：输入与该汉字匹配的阿拉伯数字键位，打字机输出成功。
排满部首的键盘，有点五笔打字的感觉。
从上下形检字法原理和64键位来看，我们明显可以看到30年代，汉字改革运动中“假名系”的影子。
可惜林语堂的打字机因为造价高和国内战乱，最终没有投入市场。他的输入法后来被台湾神通电脑公司买走，改名“简易输入法”，获得了应用。
但是王永民，面临的挑战显然不是输入法有无的问题，而是要发明一种新的输入法，解决现存汉字输入法重码率高、键位多的难题。林语堂先生的64键位和每分钟50字的速度，显然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要求。
而重码率太高，是当时所有中文输入法面临的最大挑战。
试看《国家标准GB18030大字符集》的27533个汉字中，读Li音的字有246个。如果靠拼音输入法去选，你会不会直接放弃？（王永民当年反对的照排机输入法，就是从上百个字库里选字。）
王永民从编纂词典的郑易里先生那里借鉴了新的汉字编码方案，通过五年的艰苦研究，提炼出了独创的字根编码，1983年8月，最终把汉字从188键的编码，压缩到了最后五笔字型第一版的25键编码方案。
25键的方案意味着，汉字输入法能够直接使用世界上通行的Qwerty键盘，而不必要研制特制的中文键盘。
1984年，在联合国的演示中，五笔字型打字法创下了一分钟打120多字的记录。（后来最高官方记录是293字/分钟）
五笔字型（王码）的原理简单来讲，是将汉字的字形凝练成有限的字根，将字根排布到键盘的指定键位，通过简单的键位组合来打出汉字。
在五笔字型还没有获得推广的1984年，《参考消息》曾有这样的记载：“法新社洛杉矶8月5日电，新华社派了22名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000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一台装有中文快速输入法的电脑，打字速度还不如手写快。
所以当时五笔的发明，一举解决了中国汉字快速输入法的难题，新华社将五笔字型誉为中国文化史上 “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 的重大发明，王永民也被称为“当代毕昇”。
从90年代到2000年初，很长的一段时期，对于许多开始接触计算机的人来说，学电脑的第一步，就是学五笔。
另一个毕昇：攻克汉字照排的重重难题
解决了汉字输入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输出的问题。
这就回到王永民最早见到的日本照排植字机。有了输入法，但是中国的印刷输出依然很落后，日本的照排机器，首先是没有对应的中文输入法，打字慢，其次是一旦输入错误，需要割版，再去补，印出来还会留下补版的痕迹，还不如铅字排版改着方便。
当时世界上有四种照排方式：
第一代：手动式照排。1946年在美国问世，原理是打字机加照相机，效率低，一旦按错键，改版很麻烦。
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原理是把文字刻在圆盘或圆筒上，把要排的文字转到一定的位置，打开照相机的快门，曝光在底片上，美国于1951年制成并称为Phonton200。二代机械方式选字，对机械精密程度要求高，依照我国当时的机械工业水平，很难达到要求。
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它把字模的数字化点阵储存在计算机内，按照要求把点阵扫描到高分辨率的荧光屏上，依靠荧光发光，在底片上成像。德国Hell公司1965年发明了三代机。三代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比黑白电视机的分辨率高20倍，生产难度大，对底片灵敏度要求高，国产底片很难过关。
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字模以数字化点阵的形式储存在计算机中，输出时用受控制的激光束在底片上直接扫描打点。英国蒙纳公司于1976年研制成功。
王选直接选择了第四代开始研制。
王选第一个难题是汉字字模的储存量问题。汉字常用字3000以上，印刷用的字体、字号多，每种字体起码7000多字，每个汉字从特大号到七号，共16种字号。考虑不同字体和字号在内，印刷用的汉字字头数高达100万字以上。汉字点阵对应的总储存量将达到200亿位（2T），当时王选使用的DJS130国产计算机，最大容量只有64KB。
王选想出了用数学的轮廓加参数的方法，描述汉字，制作出了当时电脑容量可以储存的字库，最终研发出了中国自己的汉字激光照排机，解决了汉字的输出问题，填补了当时汉字照排的空挡，为中国汉字排版向电脑排版过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正是因为有了快速的汉字输入法和汉字照排技术，才催生了90年代中国出版业的繁荣，作者辛苦写完一本书，再也不用等上一两年，才能排版完成，出版成书，报纸也告别了一天只能印四个版的时代。
纵观汉字的两次危机，从清末谭嗣同第一个喊出废除汉字，到70年代末，家用计算机出现，汉字面临被技术淘汰的可能，再到今天，智能拼音和办公软件直接排版，时间走过了一百年。
汉字的两次危机，都关乎中国的未来的何去何从，因为汉字承载的不仅仅是所要表达的文字内容，更承载着中国的文明。
如今，智能终端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十年前人们的想象，未来发展更不可限量。同时，汉字也正在遭受新的危机，语音输入法正在替代传统的各种输入法，由于长久以来对智能终端的依赖，越来越少的人有机会拿起笔，去写字。
汉字书写正在被多数人遗忘，它所承载的文明，正在变得越来越虚拟。
明月、修竹、高楼、长河……那些依托于汉字书写而存在的文化意象，已经消逝。
汉字的未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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