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者，皆祭祀之詩也
在《周頌》詩歌體中，大部分是祭祀類、祈福類和歌頌周朝祖先豐功偉績的內容。它不僅作為周人的樂歌，而且是一種宗教祭祀文化載體的文學作品，相對於其他的文化符號，更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和地域文化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周頌》當中的31篇詩歌，均與祭祀禮儀密切相關，正所謂“頌者，皆祭祀之詩也”，“頌”本身就是劃分為詩歌中的一種體裁，目的是把成功告之於神明。這種祭祀文化所依託的大背景實質上也是周朝一直延續的部落文化。在《大雅》中曾有記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從這裡描述的情況，我們便可以看到周在建立王朝之前的部落發展歷程，周人自認的先祖是后稷，擅長農業技能而被後人敬仰，隨著文化的發展和意識形態的昇華，把原本的自然人抬高至神靈的位置，原本負責種植穀物，作為農官的后稷變成了農神。由此可見，周部落一開始就是按照農業生產發展，從而滋生出以自然和祖先作為崇拜對象的祭祀對象。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周部族經過幾次遷徙，開始在岐山之下進入穩定的發展階段。眾所周知，所有的文化生存和發展都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隨著周部族農業生產的長足發展，部族文化也就開始慢慢形成，並且趨於成熟，作為文化符號的載體，《周頌》的祭祀詩也開始大量出現。
周部族文化的演化和迭代
既然作為一個農業民族，周部族在長期的原始農耕生活下很快發展成熟壯大，也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也呈現出自己的獨特性。為了更形象地體現祭祀詩的文化符號載體，這裡姑且拋開文化的表層——物質文化探討，直接上升到精神層面的文化，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價值系統，周人意識形態的文化模式。農耕生活的長期發展使得周人的思考依據和範式走進一種模式——農業文明。
如《易經·卜辭》中記載的：“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土地是周人從事農業生產的基礎，故而農業民族的人民有一種安土重遷的思想，他們以土地作為生存根本，代代相傳，在日復一日的傳承了又不斷地強化。這種歷史沉澱下滋生了“安土敦乎仁”的集體無意識狀態，逐漸演化成為一種新型的倫理情感：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因此這是作為周部族文化傳統中，最為重要的宗族倫理和宗國敬畏情感。
相比於周部族的安土重遷，在它之前的殷商文化便大不相同。殷商作為一個遊牧民族，居所定時，終年逐水草而依據，因此商文化呈現的是一種對天地的崇敬，所表現文化特性也是激情昂揚姿態，顯然和周部族文化的沉穩不同。周人習慣性地把眼光落實在土地上，腳踏實地地去根植，也就養成了自己地部族特質：不耽於幻想、勤勞務實、重視因果關係，這便是整個周文化地根基。
所以隨著意識形態地不斷演化，迭代出地祭祀文化也就牢牢地依託於周部族的農業生產基礎，衍生出對自然的敬畏，這種“靠天吃飯”心態，讓他們對於自然的宗教崇拜更加凸顯。他們整天戰戰兢兢，期待自然風調雨順，但是實質上從哲學的觀點來看，自然力可不會以人的意識形態轉變而變化，越是殘酷的現實進一步刺激了周部族人民的憂患意識。
因此周人的文化意識逐漸就明確出來：周部族人們所求穩定、人與自然和諧，未雨綢繆意以圖生存，所以在祭祀文化上也同樣表現出恭謹、務實的部族本質。
祭祀詩中直觀的部族文化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祭祀詩古代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而且歷來禮儀從古，這是文化液態中最為穩定的部分。自從周部落覆滅殷商政治體後，所建立的新型政權，更對祭祀一事重視，並且把它作為了統治工具和壓制被統治者的心理法典。通過解讀《周頌》祭祀詩，我們能夠更加直觀地去剖析周文化地演化發展，及其特點。
（一）尚臭之風，頗具特色
周人祭祀文化中，“尚臭之風”尤其獨特。“尚臭”一詞的意思是在祭祀過程當中，先要以芳香的祭品打通神與人的通道，這是幫助人神溝通的有效媒介。這種芳香的味道能夠使得神靈愉悅，國泰民安，眾生求得庇佑，所以祭品的選擇尤其重要。
在《周頌·載芟》中記載：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禮。……”
這首詩歌當中所提到的春籍就是為社稷祈福的意思。詩歌描述了周王室在春季行籍田之禮，並且祈福於社稷之辭。前半段是周王行親耕之禮，後面半段是用酒作為祭品，祈求得福。在這首詩中，反覆的渲染美酒香醇，為的就是突出對神靈的重視。除了用美酒作為祭品，在周人“尚臭”之風中，也把穀物、烹調的牛羊作為祭品，只要是帶有香氣的物品，均可打通神靈通道。
這種“尚臭風氣”很明顯脫胎於農業文明，由於早期農業生產水平低下，人們對食物的渴望成為了生存的需要根本，當這種情感依託上升到了祭祀活動中時，這種由己推人模式常常把自己的慾望重視為神明的渴求。
（二）莊重恭謹，宗教情感
在祭祀詩當中，除了折射周人的樸素情感，還有更微妙豐富的情緒和感受，這是從宗族情緒演化出來的祭祀模式。
在《周頌·我將》中載：“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通過用肥美的牛羊祭祀上天，希望上天能夠庇佑周人。而細節的描寫則是周人在烹牛宰羊過程中的畢恭畢敬態度，以及在祭拜中戰戰兢兢的情緒，表現出周人已經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上天和祖先地庇佑不會無緣無故地施加到百姓身上，而是通過自己地努力祈求獲得。這些都是周人理性地思考下進行了，沒有了原始宗教迷信地狂熱狀態。
與此同時，這種祭祀模式下發展除了另外一種含義，就是通過祭祀活動背後得宗教意義來達到現實目的——說教。很顯然，這種祭祀行為已經開始脫去了宗教原本得神秘面紗，帶有更多得理性色彩、現實情緒，更演化出“神人合一”的莊嚴精神和宗教情緒。依託神靈，敬畏先祖，現實說教，鞏固統治。
這跟周人的農業生產的莊嚴、恭謹性格有很大聯繫，從表面看周人是在祭祀，但是因為周部族文化中“以人為本”的傳統，又把祭祀作為了“治民”的工具。在統治階級眼中，祭祀的重要意義是藉助宗教色彩的模式追念自己的祖先，歌頌先人的道德功績，以求得到現實人民的尊重和恭敬感。
因此，《周頌》中的祭祀詩作為周部族農業生產下傳統品質演化出的文化符號，帶著鮮明的部族特徵。這些理性求實、踏實慎重的情緒都是基於農業文明上發展出來的。從周部族起源到滅商後周朝建立，部族文化不斷迭代，祭祀文化也逐漸完善，這是傳統文化結合了新的歷史契機，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歷史風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越是繁榮的物質越能滋生出繁複的文化，這也是我們在不同時期感受到不同文化情緒的原因，這種一元到多元的文化結合，歷史又將這些小范疇文化糅合成了更加有特性的中華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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