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日，是我們寧夏兵團知青終生難忘的日子。
這一天，我們響應毛主席“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滿懷革命激情，告別親友，告別城市，告別父母，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寧夏軍墾農場，支援邊疆建設。
其中的194名軍墾戰士，編入賀蘭山下平吉堡國營農場一團5連，那是一片戈壁和鹽鹼灘伴著沙棗花飄香的地方……
站在連隊向東放眼望去，是一片荒涼的戈壁，有一座西夏的烽火臺（大土包）在高坡之上屹立。
向西遠遠望去是連綿不斷的賀蘭雄峰，晚霞正映紅它巍峨的身軀。連隊南面是一團團部（平吉堡）機關駐地，連隊北面3公里遠，是二營營部（後林業連）所在地。
一條“引黃”支幹渠從連隊西面流過，金黃色的渠水翻滾著波浪，澆灌著連隊的土地。
兩邊高高的大渠壩上，長著一棵棵西北獨有的沙棗樹。
順著我們連的渠壩遠遠望去，枝繁葉茂的沙棗樹搭肩接踵、比比皆是。
它們象守衛連隊的忠實衛士，歲歲年年，不離不棄。
沙棗樹在植物學上屬胡頹子科，胡頹子屬，為落葉喬木。又名“桂香柳”、“七里香”。我們連隊這段渠壩上的沙棗樹根深葉茂，因常年黃河水滋潤，長勢格外喜人。
初夏，黃色的沙棗花雖不起眼，可它的花香卻沁人心脾。
當密密麻麻的小花爬滿枝頭的時候，香氣芬芳宜人，可與桂花媲美。
多年來，軍墾戰士與沙棗樹為伴，默默無聞、積極奉獻，迎風傲雪、頑強生息。
戈壁因有了沙棗花香而令人神往，荒漠因來了兵團人而平添活力。
剛來的隊伍朝氣蓬勃，英姿颯爽，一個個身著黃綠色軍裝，整齊的揹包挎在雙肩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歌嘹亮，“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的大紅字和麥穗、衝鋒槍交叉的軍徽在配發的白色的水缸子上閃閃發光……
50載光陰，彈指一揮間！當年剛踏上連隊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夾道歡迎的老職工隊伍敲鑼打鼓；一碗碗還帶著黃泥沙的熱騰騰的大碗茶端在面前；後來才知道，只有一口水井的大隊，從來沒有接待過這麼多人用水。水井都見底了，水渾了，來不及澄清就得用。
我們都是來自祖國首都的青年學生，這裡有不少雖品學兼優，但因“家庭出身不好”而無緣“大學夢”的高中生，這些人大部分是63、64、65屆的高中畢業生。
由於“階級路線”的影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方“此人不宜錄取”的大紅戳，打在他們的“政審材料”上，這些人的高考答卷從試卷中被剔除，不被評分。
由此而產生的“歧視”政策（考學、當兵、就業、招工），曾使他們心灰意冷；也有因沒考上高中又不服從分配，或不願從事城市“八大員”服務工作的初中畢業生，覺得“無顏面見江東父老”。
在當時的1965年，因某些“極左”路線、政策的失誤，造成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困難的邊緣；城市中工廠幾乎不招工，無名額空缺；社會上無“崗”可就。吃“大鍋飯”都沒資格，想就業都無門路。
城裡的市民大部分工資低下，家長們不得不較盡腦汁為養活自己有五、六個子女的家庭而拼命勞作。
還記得來寧前在北京南城的擁擠的小衚衕、大雜院裡，以崇文區前門布巷子衚衕為例，幾乎家家都在搞著同一種副業——糊紙盒、糊洋火盒、為印刷廠折書頁子或賣體力，幹臨時工、裝卸工。
靠著那低的可憐的微薄收入，勉強貼補家用。看著滿面愁容的家長和一張張嗷嗷待哺的弟妹，城裡就業不成，只有遠遠地“走！”。
自食其力，“自己養活自己”，給家庭減少點負擔。
古語不是說“好男兒志在四方”嗎！“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只有農村還向我們敞開著。可農民也不富裕，農村落後、愚昧、貧窮。多年來被譽為“一大二公”的公社實體，處處奉行著“極左”的路線。只抓“階級鬥爭”，不抓生產勞作。
出勤缺勤、幹多幹少都一樣，吃“大鍋飯”卻排著隊一個不落。造成農民捧著“金飯碗”，還要要飯吃的惡果。
隨著一紙“反修備戰、建立軍墾、屯墾戍邊”的命令，地處寧夏賀蘭山沿線的平吉堡、暖泉、西大灘、黃羊灘農場組建寧夏兵團農建13師，5個農場本來就不富裕的老職工們，傾其所有，殺了隊裡僅有的留著過年的半大豬，用最好的吃喝接待、歡迎了我們。
到達連隊的那一天，打麥場上全連18個班的男兵、女兵們，以班為單位圍成了18個圓圈，集體開飯，有說有笑，大口嚼著那為我們早已蒸好的雪白的大饅頭，和那用大臉盆盛滿的紅燒肉……
從那天以後，我們就開始了“屯墾戍邊”的光榮使命：出操軍訓、割麥打場、挖溝排鹼、平田整地、積肥打草、放豬放羊、挖土築壩、堵渠搶險……
經受著蚊蟲叮咬，酷暑嚴寒的考驗，經歷著鬥地戰天的苦樂，以及 “文革”那動盪年月的磨鍊。
一個個年輕的軍墾戰士就這樣久經風雨，茁壯成長。在歲月的長河中刻劃出一道道樸實無華的年輪。
後排右二是本文作者
都說東北有 “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當時我們戲說咱西北也有“三寶”：蒼蠅、蚊子和小咬。
剛到平吉堡時，正趕上連隊夏收割麥子，細皮嫩肉的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蚊子和小咬。
割麥時可嚐到了蚊子的厲害，剛一揮鐮刀，還未沾著麥子，十幾只甚至幾十只蚊子就一下子從麥子間飛出來，迅速伏在你胳膊上、臉上、手上……見縫插針地死叮。
雖然當時都儘量穿著軍衣軍褲幹活，還是防不勝防，阻擋不了蚊子的襲擊。一抹臉、一胡拉胳臂就是一片血腥，能同時碾死五六隻蚊子--也許更多，一股股的血腥味直往鼻孔裡鑽。
走在路上，頭頂上就會懸著一群小咬，似一個小“黑雲團”，你移到哪，它就追你到哪，鑽進你的頭髮根兒，叮得你抓耳撓腮、心煩意亂。
女生的體驗最深了。有的臉被叮得都腫歪了，有的胳膊、腿上、腳面上都爛成了“癩呱呱”。
相比之下男生就好多了，天生抗叮咬，還開玩笑跟蚊子較勁呢：“你看，我會讓蚊子給你們跳舞！”，志邊說著抬起一支胳膊捲起衣袖，凝著汗酸的皮膚即刻引來十幾只蚊子。“看！”，他一使勁兒，七八隻蚊子在他胳膊上只見煽動翅膀，卻飛不起來。原來胳膊上的肌肉一蹦緊，把蚊子的嘴都夾住了。“叫你咬！”，啪啪啪！幾下子把它們全拍死了，哈哈哈哈……大家發出一陣開心地笑聲。
儘管很多人被蚊子、小咬叮得忍不住亂抓、亂撓，弄得皮膚上多處腫包、潰爛、流水、結痂，但是沒有一個人因此退卻、誤工。
為了抓緊麥收工作，有的班級或個人提早出工1至2小時和推遲下工時間。不顧腰痠腿疼，為提前完成任務，第二天照樣堅持提前出工。
初到連隊正值夏季，我們的勞動是割麥、打場，其次就是挖溝、打埂，我們的工具是一把鐵鍬，一把鐵鎬。割麥時臨時發鐮刀，收完麥子鐮刀交回連隊保管。
“割麥子、插秧、脫坯、打場”是“四大累” 活兒之一。前三項真是能叫人體會到什麼叫“累得都直不起來腰”的感覺。
光說那打場脫粒，如同衝鋒陷陣，要搶時間打場，黑白班“三班”倒著幹，人歇機器不歇。黑夜裡摸著黑幹，帶著大口罩，兩人喂機器，兩人供麥捆，連續動作不停。
往機器裡喂麥捆時揮汗如雨，塵土飛揚，嗆的人喘不過氣來。最多能堅持十幾分鍾，就得換人！
挖排水溝是我們的強項，為了排除鹽鹼，每一塊條田都必須挖一條排水溝。
我是班長，自然要在“挖溝大會戰”中起帶頭做用。我們黑夜4點半起床，清晨5點就到工地了。在地裡吃飯，吃完接著幹，直到天黑7點才收工回營。那天經技術員測量，我一連幹了11個小時，竟挖了22方土！雙手上都磨起了水泡。一個人挖出來的土，足能裝滿十多輛大卡車。
有一次我們排修渠築壩，用的是大筐抬土，兩人一根扁擔，從下面裝滿帶水的沙子，抬到五六米高的渠擺上，我們比賽看誰裝的多，打賭看誰抬的動，三個人裝好一大筐溼沙土，滿滿的就象個“大窩頭”，下面還流著水。足足有三百多斤重！前兩個人沒抬起來；第二組兩個人一使勁抬，嘎巴一聲，槓木做的扁擔斷成了兩截子；換了根扁擔後，我和我們班的戰友一使勁，終於慢慢抬了起來。
這根扁擔彈性好，雖然都快壓成了U字型，但沒斷！我們深一腳，淺一腳，一步三晃地終於把它抬到了壩頂上，連長帶頭為我們鼓掌喝彩。
我倆就象立了多大功一樣，滿臉漲得通紅，不好意思地開心笑著。
也有一部分年齡小，讀書少的青年，自持出身好，有的還是“八旗子弟”，“老子”到兵團來，只是為了“好奇”，來“轉轉”。
他們吃不了那份苦。來了一看，與他們想的和“被動員”說的，“滿不是那麼回事兒”。來到連隊沒幾天就想逃跑，不願幹活，“泡”病假。
之後趕上“文革”混亂時期，有些人開始打架、鬧事、耍流氓、禍害老鄉，幹了些有損“北京知青”聲譽的事，甚至觸犯刑律；當地人稱他們為“北京吃屎（知識）青年” 。
到新城飯館吃飯也不給錢，吃完抹嘴就走，服務員也惹不起他們。當地人稱之為“黃狗子下山了！”。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幾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大部分知青還是好樣的。艱苦的勞動使我們文質彬彬的身驅變得粗黑強壯，四十一斤半的“糧食定量”變的緊張起來。
吃，成了部分男兵的“大問題”。
五連的營區是東西相對的兩排房子，東面十幾間是男生宿舍，西面十幾間是女生宿舍。相對有30多米遠，中間有一條一米寬的小排水溝，我們稱它為“三八線”，起初兩軍對峙，互不往來，誰都 “不敢越雷池半步”。
半年後，就有個別男、女兵在“三八線”上“會談”了。
大多數是女兵為男兵“送飯票”，男兵幫女兵完成承包的勞動任務而出現的”一幫一” ，“一對兒紅”。
兩年後，這個“三八線”終於不起什麼“作用”了，男女戰友可以公開自由往來了，連隊190多名知青中，後來相互自由戀愛，共有40對兒都是本連的青年結為連理。
也有一部分人，為了逃避農業生產，脫離農場戶口，做了“飛鴿牌”，委身求榮，糊里糊塗嫁到城裡，飽嘗了“扭曲的婚姻愛情”帶來的苦果，成了那個被扭曲時代的“犧牲品”。
幹活一天比一天累，身體一天比一天強壯，可是肚子一天比一天老感到餓。為了一斤飯票，我們排的“三禿子”竟然和別人“打賭”：在冬天夜間12點，冒著零下15度的嚴寒，在呼呼的西北風中，光著屁股，一絲不掛，圍著麥場跑了一大圈……差一點被查夜的“大個兒”連長用手電照見。
生活是艱苦的，但我們卻充滿著熱情、活力和以苦為樂的精神。雖然每月只有24元工資，但是我們每月還是要逛一次首府銀川。
沒有車費，我們從平吉堡走著去！我們全班一行12人排著隊，唱著歌從早6點半走到9點半步行50多里終於到達銀川老城百貨大樓。
當時的銀川也很落後和破舊：“一條大街兩座樓兒（郵電大樓、百貨大樓）一個警察把兩頭兒；一個公園兩個猴兒，一泡尿能撒到頭兒。”
雖然還比不上北京當時的郊區縣城大，但我們還是有興趣每月光顧一次，逛逛百貨大樓，給家裡親人在郵電大樓發封信。
每次都是說說笑笑，大口嚼著銀川的比發麵餅還要厚的“老餅乾”和拿著一包“大果子乾”兒回來。
在假日裡，我們還曾去逮過畜牧連的馬。男生們解下揹包帶當韁繩，每人騎上一頭，到5連後面大土包上，呼嘯著衝鋒而下，高舉著棍子當“馬刀”，趨趕著20多匹馬，好像在模仿演電影《沙漠追匪記》……
我們連的小寶，不知從哪裡抓了個小狐狸，放在我們宿舍養著，弄得宿舍裡臊哄哄的。由於環境的改變，它老是叫喚。當晚半夜裡，我們聽到有爪子“撓門”聲，隔著窗戶一看，老狐狸竟然來了！就在窗下蹲著呢。嚇得我們趕緊把小狐狸從門縫中送了出去，哀哀嚎叫的小狐狸也不叫了，立即被老狐狸帶走了。
我們連和營部有3公里遠，記的有一次在去營部小賣部的土路上，忽然聽到一群鳥呼嘯而過，當飛過一條低矮的電話線時，噼裡啪啦一陣響動，二十多隻鳥飛過電話線，被電線撞下來五六隻。“沙雞子！”此時對面的小祿一邊喊,一邊和我向著撞線處，開始百米衝次。
我先到的，撿了4只，小祿後到的，撿了2只，其中一隻還活著。我頭一次看見沙雞，它象鴿子，但比鴿子肥，長的也漂亮。
回到連隊，我們立刻退毛、下鍋，因沒有大鍋，我們就用大臉盆在自己搭建的土爐子上開始煮。此時連隊政治學習開始了。我們坐在連隊俱樂部裡，如坐針氈，生怕別人說“閒話”，不敢離開，心裡卻老惦記著那盆燉沙雞。
說也怪，今晚連裡政治學習和點名，“事兒”特別多，除天天學習的“老三篇”外，每個連領導都要“侃“上半個多小時，生怕大權“落下”了他。累了一天了，還要開2個多小時的會。耐著性子，好不容易聽完了，等我們回到宿舍，那盆燉沙雞幾乎成了焦碳，正冒著煙，室內除了嗆人，還聞得見一些“久違了”的肉香味兒！
那幾年由於肚子餓，嘴又饞，什麼肉都讓青年“嘗”過了：逮青蛙、淘魚、逮田鼠；老鷹肉象老牛肉一樣難嚼，貓肉又有一股子刺鼻難聞的味道。
還有一次，一隻灘羊到溝裡喝水，前腿陷到泥裡，發現它時估計已經死好幾天了。我們看肉已經臭了，羊肚子裡還懷著個死羊羔，還沒有味兒，就把死羊羔掏出來，洗巴洗巴燉了，最後吃的還挺香！
誰都會記得我們連的一對兒“養豬姐妹”和兩個“放羊小子”。他們是我們中歲數最小的幾個。孔宗雪下鄉來兵團時，不到15歲，文化程度小學才剛畢業。
同學歡送她時，她戴著紅領巾和一副小白眼鏡，還是個稚嫩的學生娃兒；閻鳳蘭長的白白靜靜，一雙美麗的大眼睛，給人一個“大家閨秀”的形象，沒想到竟然與養豬結下不解之緣。
他倆不怕髒、不怕累、天不亮就趕著一大群豬到地裡放，天黑了，顧不上吃飯，他們還在豬圈忙活。
累瘦了白皙的兩姐妹，肥壯了烏黑的一群豬。
幾年後“養豬姐妹”成了先進，兩人的照片還上了寧夏日報，當年文化程度最低的孔宗雪，之後竟然當上了寧夏教委的大處長！
再說說“放羊小子”李二友和吳長雙，倆人年紀小，個子矬，整天揹著水壺，帶上乾糧，腳上穿著用廢舊輪胎做底子、用麻繩做幫子的“放羊鞋”，揮著鞭子，風餐露宿，奔走在賀蘭山下荒山野嶺。
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無私奉獻著青春年華。吳長雙一邊走，一邊還哼唱著《羊倌的歌》、《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 ……邊當羊倌邊練唱歌。
後來功成名就，竟然調到一團宣傳隊當上了獨唱演員，還到自治區文工團去學習美聲唱法……
還有我們班的盧福山，一個開朗、活潑、好動的小夥子，一口整齊、漂亮的白“馬牙”，不管什麼時候見到他，他總是樂呵呵的，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發愁、煩惱。
後來的他，竟然“迷戀”上了連裡的大牲口，整天泡在“馬號”裡，在趕大車的“車把勢”面前，跑前跑後、問這問那，虛心討教。到後來，真的當上了連隊的優秀“車把勢”。
就是當年這個趕大車的小夥子，後來竟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某處的處級幹部。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是“知青”那個特定的年代和環境，雖然耽誤了不少人的青春年華，同時也培養和鍛鍊了這批知識青年意志品格。
有一次我們班，去五連後邊“大土包”（烽火臺）下的羊圈幹活，我實在渴了，就喝了羊圈“飲羊”的井水。
8月初，天氣炎熱，我回來後就“拉肚子”，止不住，竟得了“痢疾”，每天上廁所就有20 到30 次。我和“楊半仙”被“隔離”在馬號旁的一間小屋內，“楊半仙”怕蚊子咬，就用“六六粉”撒在麥秸上點火，蚊子沒燻跑，差點把起不了炕的我燻死！
老職工女排長葉麗英每天都來看我，給我煮大蒜湯喝，老燕大夫一天來給我開兩次藥，無微不至地關照，在當時最好的藥“綠黴素、金黴素”治療下，半個多月才好，總算沒要命，可落下了“慢性腸胃炎”。
後幾年裡，我在師部文藝宣傳隊工作期間，治腸胃炎的“氫氧化鋁凝膠”總在我床頭放著，難喝，也得捏著鼻子灌……
苦吃多了，也就無所謂了！這些苦累，磨練了我對生活的堅強意志，培養、造就了我克服困難堅韌不拔的性格，為我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人民教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4年我39歲，從兵團抽調出來，在寧夏中衛中學當音樂教師已有10年了，我又以“文化課”第一，“專業課”第二的成績，考上了銀川師專“藝術系”，是當時班裡最老的“學生”，被推選為老班長，那時我們的班主任李世民老師與我同歲。
回到北京後繼續努力，繼續圓我的“大學夢”。
1994年我又一次以“文化課”第一，“專業課”第二的總成績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境遇好似“范進中舉”一般，“帶職學習”的我，克服一切困難，就讀音樂教育專業。
又一次當上了北師大的“老班長”。當時教我的幾個“老師”中有的還是娃娃臉，我坐在教室裡，好象五十年代初上識字被“掃盲”班的感覺。
1997年7月我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終於攻下了這個大學“本科”學歷！此時我已是52歲老“學生”了。
真不容易！這在我們這個年代也是罕見的。
回望當年，是寧夏的父老鄉親收留了我們，是寧夏的沃土養育了我們，是寧夏軍墾農場錘鍊了我們。
我們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寧夏的父老鄉親！我們的後代也將永遠記住他們的生命搖籃，父輩們曾經留下青春足跡的熱土——賀蘭山下那片沙棗花飄香的地方！
作者哈雷，1945年3月生，回族。1965年7月上山下鄉，到寧夏兵團農建13師，分別在一團5連、12連任班長，在師部文藝宣傳隊，任演員兼編導；1974-1989年，在寧夏中衛中學任音樂教師；1991年調回北京。
文章摘選自《足跡》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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