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吞并巴蜀而日益强大，而齐国应“国际社会”邀请与楚、魏瓜分宋国，却招致灭国之危。反观秦、齐，“历史倪说”十分不解，同样是一场吞并他国之战，最终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即秦国变危机为优势，齐国变优势为危机。
秦并巴蜀
一、秦、齐两国均为应邀而战
1、据《资治通鉴卷第三·周纪三》记载，周慎靓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西南部落巴国、蜀国相互攻伐，一时难分胜负，且“俱告急于秦”。
2、宋君偃先有夺位之争，后又自称为王（史称宋康王），进而发展成为地区不和谐因素。据《资治通鉴卷第四·周纪四》记载，“起兵灭滕，伐薛，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与齐、魏为敌国”，更有甚者“乃愈自信其霸”。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康王“复为纣所为”，即在国内，“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
据《资治通鉴卷第四·周纪四》记载，“欲霸之亟成”不但“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而且“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
宋康王急剧膨胀，震动“国际社会”，诸侯列国一致认为，宋康王是重蹈商纣王之覆辙，“不可不诛”，纷纷“告齐伐宋”。
“历史倪说”认为，虽然秦国吞并巴蜀，齐国带头瓜分宋国，但当初秦国、齐国均是应他国邀请而参战，属于主持“国际道义”。
齐愍王应邀伐宋
二、秦庭有过朝议
“历史倪说”认为，“国际社会”动荡，秦国积极反应，商讨对策，服务于国家战略，以趋利避害为前提，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秦惠文王有意讨伐蜀国，但碍于崇山峻岭之阻隔，一时难以决断，“韩又来侵秦”。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于是秦庭经过一番论战，其中以将军司马错为一方，主张伐蜀，而另一方则以张仪为代表，主张伐韩。
或伐巴蜀，或伐韩，秦惠文王纠结
素有“口舌之士”之称的张仪主张讨伐韩国，即在展开军力部署出兵三川，堵住什谷隘口，封锁屯留要道的同时，以“亲魏，善楚”展开外交斡旋，然后，便可出兵攻打韩国重镇新城、宜阳，进而可以威胁东、西二周，“据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号令天下，天下诸侯莫敢不从。
张仪主张伐韩
司马错则以军人视角抛出实现王霸天下的三个条件，“欲富国务先广其地”、“欲强兵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而秦国的现实是地域狭小，秦人苦穷，从容易处着手，“争于戎翟”，才能获取实惠，壮大实力。巴蜀相互攻伐，秦国可以平乱为名，出兵制服戎翟之长蜀国，“得其地足以广其国，取其财足以富其民”。
司马错主张灭巴蜀
于是秦惠文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国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将一场主持“国际道义”变成吞他国而肥己。
三、齐国由正义之师沦为地区威胁
周赧王二十九年，齐国派遣大军，“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此时宋康王已经是天怒人怨，当齐、魏、楚三国讨伐宋国时，“民散，城不守”。
自齐威王起，齐国国力大增，“桂陵之战”之后，齐国“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齐国通过“马陵之战”将魏国推下霸主之位，到齐愍王时与秦、赵位列战国诸侯列国三强，齐愍王一直有借伐宋之机有所所为。
齐愍王欲借灭宋有所作为
虽然齐、楚、魏三家举兵灭宋，进而瓜分，非齐一家所为，但齐愍王头脑发热，萌生“天子梦”，最终继“桀宋”而威胁邻邦，令“国际社会”持续动荡。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齐愍王威胁列国，沾沾自喜
在国内，齐愍王灭宋之后，进而“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时，立即遭到群臣非议，据《资治通鉴卷第四·周纪四》记载，“狐咺正议，斫之檀衢。陈举直言，杀之东闾”。
齐愍王诛杀反对者
秦国向来有“东出，并六国”之心，并为之积极谋划，积蓄力量。与秦国历代诸王相比，齐愍王突然而有“天子梦”，秦国的步步为营远胜齐国的走一步看一步。
当天下一统，秦国令世人赞叹的同时，我们不妨认真体会一下其时刻“谋于先”。
“历史倪说”参考以下资料：
1、《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史记·宋微子世家》
3、《史记·秦本纪》
4、《资治通鉴卷第四·周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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