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最被妖魔化的，就是太监了吧。魏忠贤无疑其中名气最“响”的，但实际上被妖的最“亮”者，除了王振还能有谁？单一个土木堡，便“一览众山小”了。
正统十四年（1449），那场让大明由盛转衰的土木堡之变，《明史》等权威史书都说是由王振一手造成的，是他这个凌驾于英宗之上的“妖魔”，独断专行地一次又一次瞎指挥，才导致了最后的空前惨败。咋说呢，首先常理上讲不同，朱祁镇这个人，虽说平庸了点，观其一生作为，也绝非被人玩弄于股掌上的窝囊废，何况有明一代啥时有过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太监来？魏忠贤都未做到。
当然，无底线委过于王振，也有替英宗这位皇帝尊者讳的原因，加之二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幸就把二人放在一起瞅瞅吧。可事儿太多，又从哪开始呢？唆使英宗亲征？面对大一统蒙古的瓦剌风暴而来，皇帝亲上战场不是更能鼓舞己方士气、更有可能拿下战争吗？何况还有环球那时最强大帝国做后盾，于情于理没毛病呀，英宗自个决定也好，王振鼓动成行也罢，都该给个大大的赞，有啥锅不锅的，还是从亲征队伍构成看起吧。
那会儿，满朝文武扈驾北征大半，兵部尚书邝埜和久历沙场的成国公朱勇皆在其列，尤连王振都要敬重三分的一代名将，74岁的张辅都跟着去了，一方面说明身子骨还行，另一方面襄赞军务才是，要不然英宗吃饱了撑的？还有那王振，果真一人独断的话，岂不闲得蛋疼？一句话，这战绝非一两个人在决策。
再观亲征过程。英宗北出居庸关，再一路从宣府西入大同，就是想跟也先决战一把，但后者为了诱敌深入战略性撤退了，明军没碰上也未上当，在大同呆了几天便决定返回，可两条线走哪路呢？《明实录》说，本来从紫荆关回师为佳，但因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老家蔚州的庄稼，结果还是由宣府原路返回了。这个说法匪夷所思到《明史》都不相信，认为英宗自个决定，而《宣府镇志》里的王振不仅没反对走紫荆关，更未说过什么庄稼事儿。
好了，接着往下看。当明军在也先亲率瓦剌大军追击下，损兵折将五六万人原路返回到土木堡（关键时刻来了）后，《否泰录》等史料说：本来大军就势进入二十里外的怀来城，即便瓦剌铁骑杀到也没辙，但王振却因千余辆辎重车在后未至，竟命令大军停在无水的土木堡等待，结果被瓦剌龙卷风暴裹住，乃至最后崩盘。
唉，王振呀，你咋得罪那些笔杆子了，这么无厘头的原因都能找出来，栽赃到你的头上？怀来城近在咫尺，入了城一边整装待戈备敌军，一边候着辎重车队不行吗？干吗要在二十里外呢？何况明军返回时并没有急行军，为啥将如此重要的辎重车队单独放在一二十万大军的后头呢？逻辑上显然讲不通。当然，更为关键的是
怀来城已被瓦剌人占领了，您让明军咋进入？原来这次也先南侵，整个大一统蒙古兵分四路倾巢而出的，他自己带着近十万主力攻大同，手下第一人阿剌知院则率另一路军约三万骑，从宣府上北路独石口一路狂飙而下，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就在七月下旬，英宗从宣府前往大同的路上，阿剌知院不仅占领了怀来城，还控制了桑干河上游，切断了十五里外土木堡唯一水源。但这么重大的事儿，宣府总兵杨洪，被蒙古人称为“杨王”的一代名将，竟隐瞒不报，结果毫不知情的英宗们硬往人家套子里钻了进去。土木堡？大局已定。
您瞧瞧，真相竟然如此。那回头再看《明实录》的一段记录，不禁哑然失笑：明军刚到土木堡时，随征的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如居庸关以确保安全，但王振不准，双方还你一言我一语争锋相对，俨有剑拔弩张之势，乃至“王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而言，何得以死惧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呵呵，那些挂着正统权威金字招牌的史书们，想象力往往就是这么丰富，无耻时更会那么道貌岸然。
好了，王振与土木堡的事儿就聊到这，不是在为他“洗”，当初飞扬跋扈时做的恶就放在那，咋“白”？只想努力还原点真相罢了。就像土木堡前征伐麓川那会儿，因为事后被认定为劳民伤财，并影响了防备瓦剌，结果《明史》竟把决策讨伐的“脏水”，一股脑泼给了王振，却选择性失明张辅也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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