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和《金婚》是题材相同的两部电视剧。分别讲述了两对夫妻，从相识相爱到相伴一生的故事。两部剧年代跨度都很大，男女主从青年、中年到老年。
而题材相同、故事相似，点击率却天差地别。《父母爱情》至今还拥有一批粘合度非常高的观众，逢播必看。而《金婚》却让人没有再看的欲望，何以至此？
01 《父母爱情》中的核心关系——夫妻，给人温暖和希望。而《金婚》让女人望而生畏。
姜德福是个海军团长，大字不识、半文盲。而安杰则是出身中产阶级的小姐，家庭物质条件优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按大众的普遍认知来看，这两个人分属于两个不同世界，无论如何不应该是一对。但生活中总是不缺少特例，而艺术源于生活。编剧让这两个人相遇了，如此不登对的两个人在各自的心里暗示下，结合了。
姜德福看上安杰，始于她的美貌。而安杰是在家人看上了姜德福的身份地位后，从被动到主动地接受这个男人的。
有矛盾才会有碰撞，有碰撞就会有火花！两个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知识背景下的年轻人相爱了。这样的爱情在那个特殊年代看起来是那么不合逻辑，这也正是戏剧需要的冲突。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以后，才会抓人眼球。
姜德福对安杰一生宠爱，一世呵护。即便这个女人看起来那么任性、乖张。害羞了说“讨厌”，生气了还说“讨厌”。不论她出什么招，姜德福都能破解。“兵不厌诈”、“苦情戏”、“走为上计”，姜德福都炉火纯青。
这正是女人们需要的被宠成公主的小情结。
安杰的家庭出身不好，姐夫和姐姐曾经栽过跟头，连哥哥都避嫌不见，可姜德福愿意出手相助，这对于安杰来说不光暖心，还很荣耀。安杰家的小孩子都得到过姜德福的扶持，有了称心工作，这是一个男人最有“爱”的表达。
反观《金婚》，观众就失望多了。
佟志是机床厂的工人，文丽是小学老师，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如此相配。以至于在恋爱初期，他们受到了周围人的一致祝福。而他们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外在和内在条件也同样无比满意。两个人恋爱时期爱意满满，新婚时期也甜蜜无比。佟志还为此得了一个绰号“佟六次”，虽说听起来有些不忍入耳，但这也侧面证明了他们最初的情感厚度。
后来燕妮出生了，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佟志，迫切想逃离这种柴米油盐、尿布满天的日子。他去了三线支援，从此把孩子和家里琐事都扔给了文丽。婚前的文丽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女人啊！她也是家里的幺妹，被父母姐姐宠着长大的，可到了围城里就从公主变成了嬷嬷，丈夫甩手走人，让她心生怨气。有了怨气的女人怎么会美呢？
恰逢李天娇出现，佟志的心被划开了！虽然滴滴渗️血，但他从中获取了似曾相识的快感。一个中年男人和未婚女子情投意合、彼此看重，佟志婚内精神出轨了！从此李天娇住进了佟志心里，像一朵红玫瑰！她也揉进了文丽的眼睛里，像一颗朱砂。围城里挤进了第三个人，这段三角关系，占据了《金婚》后半段的所有剧情。从佟志对李天娇起心动念，到牵肠挂肚，再到老来惦念。文丽没日没夜都活在被否定的魔圈里，不得安生。
观众似乎与文丽产生了情感共鸣，他们与文丽一道痛恨这个给了爱情却守不住承诺的坏男人。可这样的男人就藏匿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啊！
《父母爱情》给人安全感，带着观众憧憬光明。而《金婚》却把安全感彻底抽离，反手一掌，将观众推向了生活的黑洞。
02 《父母爱情》中的姑嫂关系让人暖心，而《金婚》里的婆媳关系让人堵心。
除了佟志出轨，更让文丽堵心的就是婆媳关系。这个来自四川的婆婆，护着儿子，宠着南方，对儿媳妇处处挑刺。看不到丈夫，却要每天与婆婆、孩子搅和在一起的女人，能有多幸福？观众看着面色一日憔悴更胜一日的文丽，心中怜惜，更恨佟志了。
而《父母爱情》里，虽然江德华飞扬跋扈，粗野无礼。却一点点被改造着，直到进岛以后，她与嫂子安杰彻底成为了姐妹亲人，一出出家庭暖心剧就开始上演了。她们彼此改造，彼此改变。德华变得爱卫生了，说话总有安杰的影子。安杰变得接地气了，还能在屋顶上当着别人的面放屁。当安杰放下了大小姐的架子，试着与德华打成一片时，江德华也再不是那个爱嚼舌头的农村妇女了。观众能看到暖意和情谊。
两部剧，两种主演情感，爱情和无血缘亲情。一个给人向上的牵引力，一个拼命向下拽。观众会喜欢谁呢？不言自明。
03 中国人对于大团圆结局有着骨子里的偏爱。
两部剧都是经典，但传播程度不同，无疑《父母爱情》更胜一筹。如果从深层次来讨论，我想原因是中国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对于“大团圆”的偏爱。
中国人对于“大团圆”结局的偏爱，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大团圆结局，或者说人为地构建大团圆结局。
为什么中国人会偏爱“大团圆”结局呢？
第一、尚圆理论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和生产力还不甚发达的时代，靠天吃饭是先民存活的唯一法则。“天”在老百姓眼中是圆的，这是我们对于圆的最初认知。这也影响了我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理解。高僧去世我们称之为“圆寂”，从生到死被看做一个圆满的过程。太阳东升西落遵循的也是圆形曲线，月满为盈，而盈就是圆的另指。做人圆滑，做事圆满。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圆形桌旁，同样也被看做圆满、团圆的象征。对于“圆”，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期待。同样，我们在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时也希望它自始而终是个“圆”的结局。哪怕开头有些差强人意的坎坷曲折，但结局要“圆满”，这是符合我们的情感趋向的。
第二、儒家传统思想的推波助澜。
儒家思想从春秋时期萌芽，到战国时期杂糅百家思想精华而发展，至汉朝时取得了“天下一统”的地位，到了宋代更幻化成“理学”形态，成为官方哲学。这几千年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学的浸润。
儒家强调“中和”之术，万事万物都存在矛盾对立，而两方中不多不少，在量上要“中和”，“过”和“不及”都非完美，只有中和才是主旨。文学、艺术中都充斥着矛盾冲突，或美与丑，或善与恶，或残缺与圆满。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受众，都希望作品中的矛盾因素可以达到“中和”，如果有恶，就要用善去填补。如果有丑就要用美去佐助。所以很多文学作品或戏剧，即便前期充满了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结局也一定会用“团圆”去收尾，这是一道“引人入胜”的希望之光。
第三、封建制度的压制。
在封建社会，传统的君主专制下，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管控都非常严格。统治者需要用“团圆”去粉饰太平，给百姓生的希望，活的勇气。太过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不被提倡的，而我们都知道现实社会的确存在着人力不可逆的黑暗角落。如果作品中对于这些角落的揭露与批判过多过深，往往会给作者或作品带来杀机。所以很多悲剧作品，比如《窦娥冤》、《梁祝》都会用一种人造的“圆满”来收尾。《窦娥冤》中的窦娥虽然受尽冤屈命丧黄泉，却气候托梦，借鬼神之说惩恶扬善、报仇雪恨。而《梁祝》中梁山伯和祝英台虽然生不能同衾，但死后却得以同穴而眠，又化蝶双飞。这都是作者构建的“团圆”结局，而读者、观众在作者的引导下，久而久之对于“团圆”结局形成了惯性接受心理。
第四、文艺作品的心理补偿功能。
文字作品作为精神食粮，是老百姓物质生活的补充。对于人的精神层面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生活在古代还是现代，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压力，或来自于家庭，或来自于事业。生活的重担已经让人心力憔悴，每个人都希望借住精神食粮获得解脱。哪怕这解脱只是一个假设的“团圆”结局，已经足够安慰灵魂。这就是文字作品的心理补偿功能。
结语: 中国人对于“大团圆”结局的偏爱，有增无减。这是否值得我们深思？憧憬固然美妙，但割裂现实的“团圆”是否无异于掩耳盗铃？接受真实、接受不完美，才能懂得反思，而反思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直面缺憾、直面惨淡，才能缔造真正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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