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主義是美國立國200 多年來自始至終、根深蒂固的傳統。1776年美國建國時，僅有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的13塊原英國殖民地。現在美國國旗上13道紅白相間的條紋即其象徵。1781年，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與英國人談判，要英國承認這13個殖民地（州）獨立，還要英國讓出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到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大片土地。美國尋求建立一個橫跨北美大陸的帝國，為此運用戰爭、談判、購買等種種手段，先後經歷了7次大擴張，從英國、法國、西班牙、墨西哥、俄羅斯等國手中獲得大片土地，直到1959年夏威夷成為美國的第50個州，這就是星條旗上的第50顆星。
美國從建國之初的13個州發展到現在的50個州，歷經多次領土大擴張。圖為美國領土擴張示意圖。
“天定命運”論是美國對外擴張的意識形態基礎。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一任國務卿和第三任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把美國的擴張標榜為“自由帝國”的發展。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在既有擴張事實的基礎上，於1845年正式提出“天定命運”論，宣稱“上帝將整個北美洲賜給了美國”。事實上，在此之前，擴張主義已經深深浸入美利堅民族的骨髓。很多美國人認為，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是“天選之民”，肩負著向西部擴張、傳播民主制度的“神聖使命”。這種擴張主義的主張與共和的理念尷尬並存並隨時間而消長。一方面，美國作為一個共和政體的主流敘述一直存在；另一方面，美國國家戰略越來越具有帝國主義特徵。美國內戰爆發前的幾位總統如傑克遜（Andrew Jackson）、波爾克（James Polk）、皮爾斯（Franklin Pierce）都是狂熱的擴張主義者。
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論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適者生存”論也是為美國擴張張目的思想根源。在1815年至1860年的西進過程中，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民族主義者認為，美國人沒有其他人種的“道德缺失”，美利堅文明具有先進性、優越性，他們更瞭解如何拓荒種地，必然遍佈天下，而任何阻擋美利堅民族擴張的力量都必須予以剷除。1830年美國國會通過《印第安人遷移法案》，美國政府使用武力將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趕出他們的土地和家園，遷移到千里之外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荒山野嶺之中，以便為向西部擴張的白人移民讓路。
為美國商品尋求海外市場和原料產地，是美國擴張主義的重要動力。1848年，美國從墨西哥手中獲得加利福尼亞，終於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大國。此後，國內曾出現一次爭論，核心是美國是否需要繼續擴張到北美大陸之外。隨著美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為了尋找國外市場和原料產地，美國開始大力推進海外擴張。1890年，曾任美國海軍戰略學院院長的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Mahan）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認為美國必須建立一支能進行兩洋作戰的現代海軍，並在海外擁有海軍基地，使之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基礎和對外貿易的保障。之後，美國開始重視海軍建設，海軍力量不斷壯大，成為對外擴張的強大實力基礎。
在1893年美國曆史學會年會上，歷史學家特納（Fredrick Jackson Turner）宣讀了《邊疆在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他認為，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400年來，北美開放的邊疆塑造了美利堅民族的個性，保障了美利堅民族的繁榮，鑄就了美國人的個人主義和男子漢氣概；而邊疆正是美國社會的安全閥，取之不盡的土地使得美國避免了其他民族所無法迴避的階級和種族衝突。特納進一步認為，到了1890年，隨著美國國家人口統計局宣佈西部邊疆已經關閉，美國向美洲大陸西部的殖民擴張已經終結，美國需要新的擴張途徑，這樣才能避免未來的經濟衝擊，保持美國作為“機會之地”的民族特殊性。也就是說，下一步的發展就是進行海外擴張。
1890年代中期美國出現經濟蕭條，商界領袖意識到美國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超出國內市場的購買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擴大國際貿易。伴隨經濟蕭條而來的是美國國內的勞工運動和全國性罷工風潮，對此，美國統治階級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視線，為美國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1898年，為了保護本國的商業和貿易利益，美國最終宣佈對西班牙開戰。美西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從西班牙手中接管關島、波多黎各以及菲律賓，成為名符其實的殖民帝國。
經濟利益的驅動進一步激起輿論的鼓譟。美西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內發生了一場大辯論，核心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佔領菲律賓群島。在這場爭論中，美國重量級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大多選擇支持政府的擴張政策，他們的觀點代表了美國社會支持擴張主義的輿情。此時，美國三大學術團體（美國曆史學會、美國經濟學會、美國政治學和社會科學學會）主動出擊，組織研究團隊，為國家獻計獻策。這些學術團體認為，他們對知識的掌握，可以為國家政策的討論提供知識的鋪墊，並最終影響討論的走向。他們走出象牙塔，與普通大眾一起對政治議題展開激烈的、感情衝動的討論。
例如，在1898年美國曆史學會年會上，哥倫比亞大學奧斯古德（Herbert Levi Osgood）教授和布林莫爾學院安德魯斯（Charles M.Andrews）教授，分別發表了有關美洲殖民史的“帝國”理論，認為美國作為一個新的帝國，將會把文明、和平、自由和繁榮撒向世界各地。這些知名學者，顯然是為美國推行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尋找歷史根據。
在這次年會上，力主帝國擴張的歷史學家處於主導地位。他們包括哈佛大學的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耶魯大學的鮑德溫（Simeon E.Baldwin）、芝加哥大學的加德森（H.P.Judson）、西儲大學的伯恩（Henry E.Bourne）、芝加哥大學的麥克馬斯特（John Bach McMaster）。鮑德溫和麥克馬斯特都認為擴張與美國的歷史發展是一致的，美國憲法並不排斥擴張。鮑德溫認為，經濟利益是美國擴張政策的首要推動力，理想主義與傳播基督教文明是第二位的。麥克馬斯特是一位具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歷史學者，他發表的有關美國曆史的大量著作中，一直支持具有徵服和擴張性質的戰爭。他建議美國應給予在美西戰爭中所取得的領土以殖民地待遇，認為殖民地和美國本土都會從這種關係中得益。加德森在評論中對麥克馬斯特大加讚賞，認為美國應該建立帝國，對菲律賓進行殖民統治，以便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哈特完全贊同鮑德溫和麥克馬斯特的觀點，認為美國早就是一個“毫無爭議的殖民國家”。他認為美國已經仿效了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模式，例如，美國政府在新墨西哥派駐管理印第安人事務的官員，在利比里亞和薩摩亞派駐了管理殖民地事務的官員。
還是在這次年會上，反對殖民擴張的聲音受到壓制。當美國著名憲法史學者、反帝國主義同盟成員、1896—1897年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的斯庫勒（James Schouler）反對對殖民地實施赤裸裸的暴力政策時，哈特立刻跳出來與他對陣，將反對的聲音壓制下去。哈特早已公開表示支持對殖民地的“鐵腕統治”。同樣，當哈佛大學歷史學家麥克文（Silas M.MacVane）表示反對對殖民地的戰爭政策時，立刻遭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時任助理國務卿摩爾（J.B.Moore）的批評。摩爾批評麥克文的觀點既缺乏“歷史性”又缺乏“現實性”。在這次年會上，支持帝國主義擴張的學者的觀點明顯佔了上風，與此相關的話題就是討論其他殖民國家的歷史，藉以幫助設計和執行美國的殖民政策。很顯然，美國的學術精英主動承擔起為政府擴張主義政策提供歷史經驗的“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於1917年派遠征軍入歐作戰。一戰導致歐洲的衰落，美國搖身成為世界強國。到1920年，美國在古巴的關塔那摩建有海軍基地，在波多黎各有駐軍，在巴拿馬運河入口處安置海岸炮，珍珠港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母港，美國亞洲艦隊的司令部就設在馬尼拉。美國在海外的長期駐軍已經遍佈半個地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頭號超級大國，其擴張政策從軍事、政治、經濟到意識形態再到社會文化，已經無孔不入。在21 世紀的今天，美國不僅在全球五大洲四大洋有駐軍和基地，美國的擴張已經超出全球，延伸到外層空間和網絡空間。（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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