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爍金為鼎，鑄鼎紀事，以顯赫王命之尊
周人爍金為鼎，鑄鼎紀事，以顯赫王命之尊
西周有職業史官，“史”的職能已經具備。周人爍金為鼎，鑄鼎紀事。從金文的內容來看，凡大事、大功、王命，往往做一吉金為銘，刻辭以揚王法成命，以顯赫王命之尊，以記身世之威，以佑子子孫孫永保用。鑄一吉金為紀一事，鑄百千吉金便成史。周史記王室之事而成為史，以此作為起點的中國古代史學，自然就有官史色彩。近代學者反思傳統史學，將之蔑稱為官史，並以近代西方史學的多樣性，作為批判傳統史學的參照，用兩百年以來形成的西方史學觀，作為標準去批判三千年的中國史學，這隻能說是對傳統文化反思過程中出現的矯枉過正。
因為西周以來職業官史的存在，因此孔子便有《書》可讀，有《春秋》可刪。這對古代思想史的推進、文化品格的行成，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孔子的讀本只可能來自西周盛世和春秋中早期，春秋各大國均做國史，蔚為大觀，他們的源頭當然是西周王室的一種文化習慣。從今文《尚書》的文辭來看，不乏跟金文頗為接近的。二者的區別則在於一個是西周文獻原型，一個經過後世傳寫。傳寫過程中可能包括字形、字義、句法等隨著時代變遷而引起的訛異等，但是大體上保留著幾分神采。根據各國史書，“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儒學或其他學派於是逐漸在官史的基礎上形成，古代史學對於思想史的決定性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西周、春秋有官史，而戰國則開始出現有私史色彩的著作。如果《春秋》是官史，那麼《左傳》就有一定的私史色彩。《左傳》不知為何人所作，雖然來自多人手筆，但一部分內容與孔子思想十分接近，接近於孔子的《春秋》教本。《左傳·昭公十七年》雲：“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周王室的有史官之職，是否上承於殷商不得而知，影響到諸侯各國卻是事實。《孟子·離婁下》雲：“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戰國亂世，依然有史官。就連來自西戎之地的秦，也有官史，只不過其官史過於簡陋。以前以為秦史沒有編年，但從睡虎地秦簡的相關文檔看，秦史也是有編年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轉述司馬談語：“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司馬談所言或有失實之處，但戰國史官地位降低、官修史書不如春秋時期詳實應當可信。
官史將君主政治行為或日常行為上升為文化內容，當然也有如《詩經》者，既有來自上層社會的詠歎也有來自下層士人的聲音，《禮儀》則是從上到下均可各自得到適用內容的行為規範。這一切都依賴“史”以保存下來。“史”幾乎從文明自覺時期起就成為中華文化的主要基礎和重要部分。看巫、史、卜三種職業：巫通鬼神，主持神判，卜則以天意主人事，史是將卜的內容刻於龜殼牛骨上的操刀手。“卜”完成了問天的工作，“史”負責將這個過程和結果記錄下來。“史”完成了中國文化第一批檔案記錄，可謂不辱“史”命。《禮記·禮運》雲：“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隨著西周思想中人文主義色彩的日趨成熟，周王室對神的依賴較殷商王室大幅度降低，巫角色的重要性大幅減弱，卜的職能也逐步融入“史”中。官史文化的進一步成熟，使得《尚書》、《詩經》等早期文獻應運而生，這些都是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來源。作為古代思想史核心的儒學，對於史學的倚重更是極為突出。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並不能因為“史”的早期活動形式與占卜的密切相關，而認為中國史學起源於占卜。史，作為遠古社會最識字的階層，殷商時代不自覺的史學工作者，兩週時代自覺的職業史家，他們地位或許並不高，他們的職業工作所生成的成果並不能體現出個人人格或情懷，卻奠定了中國史學最初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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