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建以129.7億美元再次問鼎對外承包完成額100強的榜首 – 在這個位置上，最初是中國水電、華為和中建三家輪流坐莊，但近5年基本只剩下華為和中建。中建目前是唯一在美國能長期紮根的中字頭承包商（35年曆史），而且中建美國公司CCA一年營業額超過20億美元，並開始在拉美的PPP業務佈局，給其他中資企業帶了好頭。
期待有更多的中字頭企業去開發、探索美國這個800億美元/年國際工程市場容量的市場（超過整個非洲）。
2. 2019華為的對外承包完成額下降，有多種原因；既有業務波動的原因，也有外部政治的原因。其實華為從最早期海外營業額佔全公司的80%以上，下降到如今的不足50%，本身反映的是近年消費者業務增速高於運營商業務，國內增速高於國外。
3. 中國港灣與中國水電 雙雙突破60億美元，位居第三與第四位：其實除了營業額之外，我們更應該關注這兩家公司在過去一年中商業模式和投融資模式的突破：比如中國港灣聯合體的50億美元哥倫比亞地鐵項目，比如中國水電/電建的肯尼亞年金公路項目等，都是海外項目標杆式的操作模式。
4. 中國鐵建（不含中土）上升一位，位居第五。這次鐵建完成額比2018年上升50%（增長約17億美元），是近年來的最好成績– 如果聯想到整個中國鐵建股份公司2019年新籤合同額比2018年上升超過100%，就能看出鐵建新的管理層將“海外優先”貫徹落實起到的巨大作用。
我們相信隨著鐵建國投業務的不斷推進，海外投資與併購的發力，在2020年鐵建海外業務將更近一層樓。
5. 中國交建（不含港灣、路橋及部分子公司）突破50億美元完成額 – 國復諮詢曾經多次分析過中國交建是中國最有希望成為一個綜合商業生態的承包商（所謂“五商中交”），或者說中國交建已經不再是一個承包商範疇，而是一個生態締造者，這個我們不僅從集團一體兩翼的結構中可以管中窺豹，還可以從中交在海外地產、科技以及中交產投公司的業務模式和佈局中均可發現這種趨勢。
6. 東方電氣和哈爾濱電氣這兩大動力廠在2019年也屬於相當不容易 – 海外完成額從10億美元以上雙雙下降到5-8億之間。這裡面反映出幾個問題：
6.1 國際工程電力業務常年佔所有工程承包的8-10%左右，而這8-10%的份額中80%被中資企業瓜分，這種格局已經持續了5年左右，意味著增量市場基本為0 – 在存量市場中廝殺，廠商基因的承包商還是比不過電建、能建、CMEC這種承包商基因的對手。
6.2 2019年海外新能源是最大的亮點，而東方電氣與哈爾濱電氣在這方面比起上海電氣（上海國資委管理）以及民營企業比如特變電工、正泰、隆基等都有不小的差距。
6.3 投資能力上這兩家公司都還處於謹慎保守的階段，之前哈爾濱電氣投資過迪拜哈翔電站，但結果並不盡如人意，也可能因此放緩了海外投資的步伐。
7. 上市公司國際四小強（中工國際、北方國際、中材國際、中鋼國際）中，北方國際與中材國際與去年基本持平，均是在6億美元多一些；而中工國際和中鋼國際則大幅下滑：中工國際2018年完成額近12億美元，而2019年下降到了不足7億美元，不知在2020年能發揮出與中國中元合併的優勢走出低谷，還是無法擺脫商務管理型公司的下降通道？
而中鋼國際（中鋼設備）在2018年還能有近6億美元的海外營業額，而在2019年已經不足排不進100強（意味著海外營業收入不足3.8億美元）。
其餘的幾個著名商務管理型公司，比如CMEC、中信建設、CMC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完成額下滑，這其中既有業務模式的問題，也有受大項目進度波動的問題。希望商務型公司能在歷史大潮的變遷中儘快找到自己的下一個增長極。
8. 中國中冶 下滑幅度明顯：從2018年的28億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6.4億美元– 中冶在海外的業務模式也是受大項目影響比較嚴重，而且業務模式一直沒有創新和突破；去年中冶對旗下的中冶海外與中冶國際工程進行了重組，算是集團對於海外業務的一次再出發。但中冶的癥結在於需要改變海外業務經營模式，優化薪酬體系，吸引到高端人才，並願意做深入細緻的前期投入研究海外市場，而非以近期的業績為導向。
9. 地方外經企業表現相當不錯：江西國際突破10億美元海外營收大關，青建、威海國際等都繼續保持了自己的市場份額 – 而這些公司的最大特點就是深耕若干個國別市場，而不是佈局四五十個市場；從2016年國際工程“熱錢”逐漸退潮之後，這種方式取得的效果要好於撒芝麻式卻每個都淺嘗輒止或急於求成的開發模式。
10. 不同於往年，本次商務部只公佈了對外承包完成額100強，而沒有公佈新籤額100強。如果這是刻意為之 ，那也體現了去年19部委聯合印發的《促進對外承包工程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中高質量發展的精神：
減少對新籤合同的重視，增強對項目質量、生效率和可持續性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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