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家事
——杨增新将军的原配夫人与三位继配夫人
杨绍箕
《阗威上将军新省长兼督军杨公墓志铭》：
原配谢氏，继配冯、崔、陈氏。
《新省政府主席杨公行状》：原配谢氏，继配冯氏、崔氏、陈氏。
原配谢氏是云南人，确切州县不清楚。何时嫁入杨家以及是否曾随将军赴甘肃初任，先父应彰公亦语焉不详。只知曾生儿育女，并于1893年3月（据李信成著《杨增新在新疆》)将军守孝服满，二次由滇回甘前在家乡病故。
将军在原籍成婚时家境寒素，与谢夫人过的是貧贱夫妻的生活。据《杨增新在新》考证，将军光绪十五年九月抵兰州，十六年八月即丁外艰回籍，若谢夫人随任中卫，总算做了近一年县官太太，不再食貧，但绝无不随夫回籍奔丧守制之理。
在甘肃，将军第一次续弦，继配冯氏夫人名畹，原籍河南祥符，其父在甘肃做小官。冯氏受过良好中文教育，好读书，手不释卷，诗词歌赋皆能。我曾见过将军为其所刊《吟兰轩诗草》薄薄一册，至今只记得“枕书眠对白莲池”和“鹤背轻寒海月高”两句，可为冯夫人一生写照。
将军续娶冯夫人当在官中卫、河州时，具体年月不详。夫人于1901年生长女应桓。根据一张大约摄于1905年将军在兰州的“全家福”相片，大姑母应桓还有两位在抱的弟弟，我只知居长者名应河。
将军的天伦之乐，不久即被一场瘟疫彻底摧毁。数日之间，冯氏夫人和两个儿子均死于白喉（一说猩红热)。将军家破人亡，痛不欲生。痛定思痛，从此不再为人开方医病。
应桓姑母常说，创巨痛深，也是将军西出阳关的重要原因。
将军第二次续弦继配崔氏夫人，应在冯夫人逝世一年后的1907年左右。是年，将军由甘解饷入新（见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次年先父应乾公生于迪化，两年后在阿克苏生姑母应廉。
崔家可能是兰州的开明士绅，崔夫人虽不识字，但精于拳术、马术和枪击，据说将军的拳术仅可与之打平手。普通人家恐怕是很难如此培养独生女的。
当时新家动荡不安。崔夫人对新疆的动乱痛心疾首，曾多次力劝将军辞职进关并约好，如果将军暂时不忍弃新疆百姓而去，则夫人先率子女回兰
州安顿一切。可恨造化弄人，1913年崔氏夫人应迪化俄国领事夫人等女眷邀请结队到近郊骑猎（大概是某种外交联谊吧)，被大雨淋透回衙病发，高烧不退，多方救治无效，因肺炎在迪化逝世，享年30余岁。
眼看崔夫人弥留之苦，先父保姆彭婆婆(湖南人）跪在床前发誓，定将宝少爷抚养成人，否则报应在自己亲儿子身上！
崔夫人灵柩归葬兰州，墓地应该在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1954年左右，当地改府因扩建公园，通知我们迁坟，先父曾托我表兄杨香城（时在甘肃省工业厅做科长)转求政协委员杨正中先生(金树仁旧部）帮忙，顺利解决了迁葬问题。
经过继母陈氏的清理，先父手中似乎没有生母崔氏夫人的照片更不用说和将军的合影了。所以我一生未见过亲祖母的相片，而继祖母与将军的合影则很多。
崔夫人病逝后一年多,1914年或1915年，将军第三次续弦继配陈氏夫人名宗仑，湖南长沙人，其父随刘锦棠入新，清末曾在新疆做过知县，因破某命案压力太大以致双目失明。其母马氏系出长沙八角亭大户。陈家民国后流寓迪化，故乡难归。陈氏略识字，信奉《太上感应篇》。长女应玖殇于天花,1917年生次子应坤,1926年生三子应艮。
1921年，将军准备退休回北京或天津定居。除打电报向中央政府辞职外并安排陈氏率领应乾、应廉、应坤三人取道甘宁先行进关。将军则推荐马福祥接任，然后启行。据先父回忆当时甘陕一带杨九娃造反，截断了黄河渡口，并有欲劫官眷的谣言。迟滞了数月，马福祥将军致电杨督说无法保证夫人一行的安全，建议返新。于是以陈氏为首的一行人又由原路重回迪化。一往一返，使先父首次体会了对比鮮明的人情冷暖，前倨后恭。离新路上，各县“办差”（招待）草草了事，因为将军夫人、大少君进关后就不再回来了，进入新疆西去迪化路上，各县认真“办差”，隆重其事，希望将军夫人、大少君替他们美言。
1926年秋，将军为先父挂了一个斋桑领事的虚衔，为领事馆开馆和赉印，不过是对苏方表示郑重之意而已。于是先父与先母刘若金胞妹应康以及陈氏、应坤、应艮等一行取道西伯利亚首途赴津。
他们从新疆西北边出境，白发苍苍的将军送他们到二道桥。老人家感慨万千的一声叹息：“我送亲人谁送我…”令当时十八岁的先父椎心之痛，直彻终生。
先父垂暮之年，即将走完人生最后几步的时，候还多次向我诉说心事：“你祖父…肝脑涂地呀……怎么能让将军一个人留在新疆呢…就算儿子无用，日后背着他老人家要饭总好过……”
心声是微弱的，但足以充塞天地。
离新后一行在斋桑停留了十几天，先父完成了“领事”的象征任务，大家即同赴斜米。时值中秋，我曾见过他们与斜米总领事刘长炳先生（我外祖父)在领馆后花园中的合影，先父并为我指认其中的主要人物，有一位即广禄先生。在那里先母曾染俗名大头瘟的时疫，经俄医治愈后，一行由广禄先生护送，搭火车东行，辗转赴津。
家人到天津后，住意租界大马路5号(解放改建国道)，将军原计划退休后即居此，亦即包尔汉先生回忆录所说的天津洋楼。
1927年，先父送应廉到香港，与福建茶商（印尼“糖王”)郭春秧第六子双龙结婚（媒人黄立中先生曾任新疆财政司长，于将军有师生之谊，自称受业，辞职进关活动于实业界，因江西瓷业公司产品销海外，识南洋侨商较多：将军为女择婿，认为门当户对之宦家子弟多骄奢淫逸，嫁为商人妇反而足以自立自强。黄知将军意愿做了大媒)同行送亲者有陈氏母子，我姑丈王乃慰负责照料一切。乃慰姑丈清华毕业，中英文俱佳，应付大场面令人有手挥目送、指挥若定之感。
该年秋，将军多次打电报严命全家迁往大连，由堂伯应仪护送，定居南山麓樱町82番地，即包尔汉回忆录所称之大连洋楼，将军进关后亦必居此地。
新疆1928年“七七”政变的消息，是我二叔应坤最先买“号外”知道的，足见日本情报之快速，开始时家人希冀是谣传，不久接新疆驻京办事处王乃慰姑丈、应桓姑母电报确认了事实。
先父母于1929年底离大连回北平定居，住东城沟沿头铃铛胡同8号。“七七”事变后北平形势混乱，先父母原拟搬往天津租界暂住，孰知在英租界郑州道一住将近二十年。我1942年出生，在那里度过了听警报、藏桌下的童年。
陈氏与应坤、应艮1930年也从大连回天津定居，先住意租界大马路5号，几年后她用自己的房租，收入积蓄盖了新华南路34号一幢楼房，一直住到1966年4月病故。
（来源：2011年第11期《新疆地方志》，作者杨绍箕系杨增新嫡孙，原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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