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
位于昌平区沙河镇的杨增新墓碑，立于民国十九年，碑质为汉白玉，龙首龟趺，碑文二千五百余字，字体秀丽，内容丰富，记载了杨增新的生平、任官简历，特别提到了他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治政显露其才及处理民族事务、外侵内患的卓越功勋。
葬于此地的杨增新，其实只在年轻的时候来过北京。他从故乡云南跋涉数月进京参加会试，考上进士后便分配到西北做官。从此，京城的繁华只留在他的记忆里，直到死后一年，灵柩才运送到北京安葬。
但杨增新的一生，却须臾不与北京分离。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国初年，谁占据北京城控制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远在新疆的他便宣称效忠谁。“认庙不认神”是他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可以说，古都北京，是他政治上的依归。
与冠盖满城的北京不一样，在数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大地，至今有许多人依然记得这位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一任督军。在他去世后的近九十年里，新疆的各族民众中，还传颂着他的事迹。他在维吾尔、哈萨克族的老人心中，是永远的“老将军”。
位于北京昌平的杨增新墓
骑毛驴到兰州一生献给大西北
杨增新，字鼎臣，同治三年（1864）出生于云南蒙自。蒙自属于今天的红河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杨增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也许有利于他从政后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也就是他出生那年，新疆发生动乱，割据政权求援于浩罕汗国，引狼入室。次年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十二年。
光绪十五年（1889），25岁的杨增新赴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进士，这样的出身比左宗棠、刘锦棠和魏光焘（清朝的三位治疆功臣）优越。但在分配工作时，他的运气不算好，没进翰林院，也没能留在朝廷的各部做主事，而是分发到最为艰苦的甘肃省听候调遣。杨增新带着夫人，骑着毛驴走到兰州，开始了他在大西北39年的宦海生涯，其中21年在新疆。他把一生献给了大西北，直到被刺杀身亡的那一刻。
在甘肃，他先后担任过中卫县县令、河州知府。河州今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回族、东乡等信仰伊斯兰的民族聚居地。治理河州，自古不易，而杨增新的政绩受到当地回、汉士绅的好评，并为其在河州立德政碑，在他的治理下，河州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
河州的为官经历，可以看作他治理新疆的一次“预演”。
杨增新一直受到上司的器重，可等到满族人升允当了陕甘总督后，情况出现了变化。升允不喜欢这个“云南蛮子”，杨增新当时是文高、武备学堂提调，呆在兰州城，却和总督处不好关系，这怎么行呢？当时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枏（nán）早闻杨增新才干出众，便出面找升允协调，将杨增新调到新疆。在当时，出嘉峪关向西，多少有点“发配”的味道，只要不呆在兰州碍眼，升允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没想到杨增新这次在官场上小小的挫折，成就他一生的事业，也给新疆带来了莫大的福祉。
到了新疆后，杨增新先任阿克苏兵备道。1911年6月，任镇迪道道员兼提法使。“镇”指镇西（巴里坤），“迪”指迪化（乌鲁木齐），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正是新疆东部连接内地的要害区域。
此时，中华大地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先后起事，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地处西陲的新疆也不平静。自新疆收复后，湘军进入新疆，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生活无着，于是加入了哥老会，这些帮会人士同情革命，从收复新疆的主力一变为朝廷的敌人。几任总督采取铁腕手段，但依然无法根除。新疆新军中的一些军官是革命党人，和哥老会早就暗通款曲，伺机起事。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迪化的新军管带、革命党人刘先俊（湖南宁乡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仓促起事，随即被新疆巡抚袁大化镇压，刘先俊等一百多人被处死。其余一些革命党人逃出迪化，跑到伊犁和当地革命党人合流。
当时伊犁的地位比较特殊，虽然在政区上归新疆，但驻有伊犁将军，而伊犁将军是从一品武官，设置比新疆巡抚早，常不把新疆巡抚放在眼里。伊犁驻军中有一支从湖北调来的新军，协统杨缵绪（湖北江夏人）和迪化逃来的革命党人合流，在1912年1月19日发动起义，处死伊犁将军志锐，成立新伊大都督府。
清朝宣统帝逊位后，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对前清官吏多数留任，他委任巡抚袁大化为新疆都督，命令他和伊犁的都督府谈判，平定新疆局势。
这袁大化手上可是有一百多个革命党人的血债，他留任都督，革命党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于是坚决辞职，并急忙收拾细软带着家眷东归内地。辞职前，他先保举喀什道道员袁鸿祐为都督，可这袁鸿祐还没到迪化就职，就被哥老会杀死了。于是，袁大化再保举杨增新任都督。
孤军远征守住阿勒泰
1912年5月18日，杨增新在局势混乱的多事之秋就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此时，他面临的局势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复杂。刘锦棠、魏光焘、陶模到袁大化任巡抚时，虽然国势衰弱，但清廷的法统还在，朝廷命令各省援助新疆的“协饷”仍按期运来，几任巡抚手中还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而杨增新就任都督时，手中无兵无钱，都督的权力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而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他就像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叶扁舟，稍有闪失，船就可能倾覆。
杨增新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与伊犁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取消了伊犁的临时政府，新疆宣告统一，杨缵绪被任命为喀什提督兼外交特派员。紧接着他平定了哈密事件和沙俄策划的策勒村事件，将分裂的苗头扑灭。
接任新疆都督之初，杨增新最可称道的一项功业是当机立断、通过军事和高层斡旋等多重手段，将阿勒泰地区留在中国的版图内。
地处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在清末并不属于新疆巡抚管辖。它属于外蒙古八旗的辖地，清廷在此设阿勒泰办事大臣，受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辛亥革命后，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风潮中，哲布尊丹巴在1911年12月28日宣布外蒙古八旗“独立”，称“日光皇帝”。民国建立后，外蒙依然事实上受沙俄控制。阿勒泰在清代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外蒙当局当然想将阿尔泰纳入版图。而阿勒泰的蒙古族部落并不想跟随科布多并入外蒙古，愿意留在民国。但他们受到了外蒙古和沙俄的军事进犯，于是“科布多-阿勒泰”战争爆发。杨增新用“围魏救赵”之计，派一支孤军远征科布多，终于将阿勒泰留在中国境内。阿勒泰先直属于中央政府，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内部纷争不已，无法对孤悬在西北一隅的阿勒泰进行有效管理，阿勒泰随时可能被外蒙吞并。杨增新审时度势，上书中央政府，建议将阿勒泰变为新疆省的一部分，由迪化直接管理。北洋政府同意了杨增新的建议，阿勒泰地区划归新疆，成为新疆北部的屏障。
杨增新治理新疆时与中外人士合影
察边情顺民意保持新疆太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红军（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赤卫队，苏维埃成立后被命名为红军）和白军（以忠于沙皇的军官为骨干并得到外国支持的军队）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民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俄国红军与白军之间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于进入新疆的败军，他一律解除其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另一方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他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其他人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其目的就是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这在当时中国混乱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杨增新对当时的局势是非常失望的，他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因此，新疆要维护自身的平安，就要有相应的对策。此时，不管中央如何变化，杨增新表面都拥护中央，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他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地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民国六年，他在一份公文中简明扼要地对属下阐述其治理新疆的方法：“回疆孤悬万里，五年以来，粗获太平，维持本非容易，一切新政宜察边情，宜顺民意。如有窒碍难行之处，未敢缄默不言。”
“察边情”、“顺民意”是杨增新治理新疆的不二法门。但“顺民意”并非一味地束手不管，相反，对境外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杨增新一直保持足够的警醒。在民国初年，杨增新发布命令，禁止境外人（特别是土耳其、伊朗等地）在新疆传教并担任教习，决不允许外来者设置宗教经文学堂。针对“两泛”（泛伊斯兰和泛突厥）势力严力打击的同时，他认为根本的方法是改良政治，开启民智。在对中央政府的一封呈文中，他如此说道：“只就新疆一方面而言，唯有实行共和，使种族之见潜消无形，自可并育而不相害，其最要者，尤在改良政治。”“（少数民族）永受汉官统治，而无溃决之一日，必不可得。……唯有痛除弊政，严惩贪吏，固结民心，潜消隐患。”
吏治清明被尊为“老将军”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在新疆成长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后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广禄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评价杨增新：“他的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严肃亦轻松，不讲享受，没有娱乐，十七年如一日，全副精神都放在如何保卫这块领土的工作上。”
撰写了《中国的边疆》一书的美国人拉提摩尔说：“辛亥革命后，新疆政权落在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国官员手里，他善于平衡当地各个民族间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当然，对于杨增新治理新疆的策略，新疆内部的一些官吏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抱怨。杨的这一套在一些人眼中是“保守、陈旧、封闭”，他们认为新疆需要更快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杨增新对一些有可能导致新疆混乱的人物毫不手软，比如他诱杀了与云南都督唐继尧联系密切，且准备在新疆发动声明讨伐袁世凯的几位云南同乡夏鼎、李寅、马一，因此杨增新也被人斥之为“冷血”。
参加毕业生典礼宴会时被刺杀
说杨增新圆滑也罢，冷血也罢，他最终的目的是保障新疆社会稳定，而不至于卷入国际、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出生于巴楚县的维吾尔族官员尧乐博士，后来在台湾写过一本回忆录，他在书中如此评价杨增新：“杨将军乃运用中国传统上的天理、国法、人情的大道理于先，再加恩威兼施的手段于后。顺应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任其自由发展。只要不违法不犯禁，政府决不干涉居民的行动，同时对各民族处以一律平等的地位，使汉族人没有优越感，其他民族也不会自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各安生业，互济有无。就这样将新疆治理平安十七年之久。在民初内地各省正闹着大动乱的情况下，新疆简直就成了世外桃源。”
但新疆毕竟不是桃源，揽权过久的杨增新也遭到了嫉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七日，杨增新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之后的宴会时，被部下刺杀，史称新疆的“三七政变”。刺杨案至今仍有谜团未解开，后来新疆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外交署长樊耀南和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张纯熙合谋刺杨。政变被民政厅厅长金树仁调兵扑灭，樊和张被杀死，新疆政权落入金树仁手中，而杨增新治疆十七年的平静也随之被打破。
因处决同乡夏鼎、李寅，杨增新得罪了唐继尧，杨在云南的祖坟被拆毁。他被刺杀时，滇政依然由唐继尧掌握，其灵柩不便回乡安葬。在其儿子、女婿的要求下，1929年，杨增新的灵柩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运送到北京，最终安葬在昌平。
杨增新曾在迪化的镇边楼题写了四首绝句，其中两首云：
出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
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稷忧。
力障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杨增新当年在镇边楼上所看的山应当是红山。红山无语，是否还记得九十年前一位“力障狂澜三万里”的老人？（来源：北京晚报 文/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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