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開山鼻祖式的組織機構中央特科，出現了相當多的巨擘級的情報員（領導），如早期的李克農、中後期的潘漢年，還有劉鼎、李強，包括楊登瀛等等。個個如雷貫耳，其所建的功勳可以說，為中國紅色革命和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最厚實的基石之一。又有更多的隱蔽戰線成員，奉獻了青春與生命，成為了真正的“無名英雄”，功勳比天，名字和過往卻湮沒在歷史塵埃之下。
而有一位叫做歐陽新的情報元老，他是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報幹部之一，卻直到今天都名不經傳。甚至都沒有留下一張可公開的照片。如果有興趣翻看中央特科目前已經解密和披露的各種文獻和文章，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在中央特科初期密切相關的紅色特工。
甚至於“歐陽新”這個名字都不是其真名，曾在蘇聯留學，學過炮兵和早期特工訓練。他的真實姓名及其早年經歷已不可考。傳說他本來姓劉，是湖北人。
1929年底，他和劉鼎一起從莫斯科回到上海，都被分配到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工作。劉鼎任副科長，陳賡（當時化名王庸）為科長。
上海老照片
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情報科的核心骨幹，於特科連續工作6年，後期參與特科的領導層，一直堅持到中央特科的最後，歷經了中央特科幾乎所有重大事件。
加入特科後，歐陽新黨內用名（化名）王子春，在險象環生的白色恐怖環境下的上海，當時的紅色特工前輩們養成了不記對方真名（很多也不知道）的習慣。彼此間用的都是假名，情報活動中也根據需要經常更名改姓。知道歐陽新的，很多稱其為“老王”、“老劉”，又因他個子高，塊頭大，也有人叫他“老大”、“大漢”或“大塊頭”（上海俗語）、“大老劉”等等。
上世紀30年代初，國內各種新聞通訊社的開辦算是風起雲湧。當時特科的外勤人員中有個在《時事新報》任記者的王安之（又名王雄，1931年被捕後叛變）。他有個朋友在廣東辦的南華通訊社工作，由於資本短缺，人手不夠，除了設在廣州的總社外，南華通訊社只在南京有個分社。但因為上海是全國最大也是各種資訊最為繁多的城市，因此，南華通訊社的老闆很想在上海設立分社。王安之將此情況彙報了後，特科經過研究，決定這是一個可利用的社會掩護，可以在公開活動中收集各類情報信息的，同意並實施了為南華通訊社上海分社出資、出人。歐陽新成為了南華通訊社上海分社的記者。
舊上海公共租界外白渡橋
而彼時國中之國的上海租界，其英、日等帝國主義分子也對宣傳陣地相當重視，常拉攏新聞記者給他們作宣傳，歐陽新便以記者身份同他們打交道，從中獲得了一些有關英、日政治動向和外商活動的情報。同樣，有了記者這個金字招牌做門面，他還接近了上海的國民黨軍政機關及來往於上海、南京的軍政官員，並同其中的軍官和要員交上“朋友”，得到不少國民黨的軍政情報。
大革命時期，也就是歐陽新去蘇聯接受訓練前，曾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翻譯，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留蘇期間又學會俄語，個子高，外貌有點像白種人，這使他在上海進行情報活動有了更多的外形掩護，即使被偶然抓捕，也能借此獲得釋放。
楊登瀛
1930年春，二科（情報科）在上海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發展的第一個情報關係、“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發現一個從江西中央蘇區紅軍部隊中叛逃至上海的叛徒史書元，正準備在“一品香”（彼時上海最著名的酒店之一）作落腳，直接找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聯繫，準備用手上掌握的中共情況賣出一個好價格。
此事經由陳賡報告中央特委（中央特科直接領導中央領導機構）後，周恩來命令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三科（行動科，也就是“紅隊”，又稱“打狗隊”）全員出動，把“一品香”圍住監視起來。在其大門和四面近處的幾條街口，都被暗中攜帶武器的“紅隊”封鎖，附近的所有巡捕動向也都採取了監視。陳賡親臨現場指揮；劉鼎扮作楊登瀛在上海市特別黨部的要員，與楊一同進入“一品香”，藉此偵察、監視史書元的行動；歐陽新則以記者身份進入旅社“採訪”，一旦條件成熟，即刻制裁這個叛徒。
然而對手也非等閒之輩，發覺情況有異，被史書元溜走，行動失敗。
更為驚險的是，歐陽新和把守旅社門口幾名“紅隊人員”被巡捕房懷疑帶走。結果，歐陽新滿口英語，不講中國話，並且一直向巡捕抗議他們無故捕人，聲稱他是記者，要給外國某大使、某領事打電話。巡捕房不明就裡，又看他長得象白種人，顯得“來頭不小”，身上又沒有值得懷疑的物件，只能很快將其釋放。
1930年夏，中共歷史上出現過“武裝盲動時期”，也就是今天所稱以“立三路線”為代表。
彼時，中共準備在上海發動武裝暴動。據此，下達了命令，情報科奉命調查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上海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情況。陳賡馬不停蹄的帶領劉鼎和情報科的全體人員，化裝成各種人物，冒著種種風險，開始進行偵察。歐陽新作為重要成員，以記者身份，多次出入駐在上海外國兵營。為了較準確地瞭解外國駐軍的武器裝備，他設法調查了軍火倉庫的情況。同樣，對國民黨軍事情報的蒐集。
幾個月的緊張活動，中央特科的精英們跑遍了上海各個角落，蒐集了各種資料，查清了上海的中外駐軍情況，以及軍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築和市政設施、監獄、碼頭、銀行、糧庫等各方面的情況。最後由劉鼎把蒐集到的大量資料，彙編成一冊《上海情況資料》，報送當時中央軍委的參謀長劉伯承。
當然，後來“立三路線”的錯誤計劃被制止，上海暴動並沒有發生。但這份資料仍為中央軍委掌握上海情況提供了最詳細的參考。直到建國後，劉伯承有一次在北京見到陳賡、劉鼎，同他們聊起“立三路線”的錯誤和危害的時候，還曾感嘆：“不過，我們的共產黨員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們在上海為‘立三路線’ 暴動準備的那一套材料來說，那也真不簡單哪。”
1931年4月，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之一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重組，很多重要幹部紛紛調走，陳雲開始主持中央特科，潘漢年加入特科，成為負責情報網領導人，歐陽新為僅有的留守老情報人員併成為潘漢年助手。中央特科在重新建立情報關係過程中，歐陽新通過在上海市社會局（也是掩護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政府公開單位）的熟人吳漢琪，在法租界巡捕房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發展新的情報關係，又有新的貢獻。
吳漢琪原是北伐軍的政工人員，是歐陽新在陳友仁處做翻譯時朋友。彼時為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國民黨特工元老級人物）手下的情報員。潘漢年想從社會局打開一個缺口，他本來也認識吳漢琪，但因吳漢琪早已知道潘漢年的中共身份，為安全計，他不便於直接出面和吳漢琪打交道，就讓歐陽新設法同吳漢琪恢復舊交，並且一起研究了從何處著手，確定了開展工作的步驟。
陳友仁
當時陳友仁正在上海，和宋慶齡、鄧演達等一起反蔣，國民黨的政治特務在社會上散佈陳友仁是“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其實是無中生有）的謠言。歐陽新將計就計，假稱自己仍在陳友仁手下做事，找見吳漢琪，以國際勞工組織有一個代表團來華活動，需要獲取中國赤色工會和中共活動的情報，他們將會為此不惜高價付酬。
這時，報紙上也正引人注目地報道了社會民主黨歡迎國際勞工組織代表團的新聞。因此，吳漢琪對歐陽新的話信以為真，毫不懷疑。同時，他急於想從歐陽新手裡獲取有關所謂“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情報，好向吳醒亞表功。
彼時，吳漢琪生活放蕩，開銷捉襟見肘，急想發財。他和歐陽新見面不久，就告訴歐陽新說，他瞞著原妻娶了一個姨太太，一妻一妾，分居兩處，開銷很大，眼下正需要一筆錢“救急”，問他能不能幫忙。歐陽新當時給他50元，吳說至少還得100餘元云云。當他聽歐陽新說了上述有國際組織願出高價收買情報，喜出望外。立馬上鉤，無意中，他開始執行潘漢年和歐陽新的設計接受了中共指派的任務。
此後，通過吳漢琪的關係，歐陽新認識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譯的徐某，此人的長兄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任總務處長。歐陽新要求徐、吳幫忙從警備司令部和社會局花錢蒐集一些中共人員被捕後的口供材料。後來徐某真的幫助他找到了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一個錄事，歐陽新答應論件給錢。這個錄事提供了一些普通黨員被捕後胡亂應付敵人的口供。
1931年6月22日，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向忠發被捕。中央立刻要求中央特科具體偵察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裡的向忠發的情況，特別是要打聽向忠發在何時被押送去南京，從什麼地方上車，以便中央特科組織武裝力量攔截囚車，營救向忠發。潘漢年立即要歐陽新利用徐某和他在警備司令部一個長兄的關係，打聽向忠發在警備司令部的情況，比如有什麼新口供，敵人準備如何處理，等等。歐陽新對吳、徐二人有意強調要向忠發的口供筆錄以及從向忠發的案情中發現中共活動的情報，只要情報真實可靠，可以付給高價。
向忠發
不料向忠發被捕的第三天就被淞滬警備司令部處決。此時，中央得知了向忠發已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秘密處決，又從內線情報傳出向忠發投敵叛變的消息。但是，既然已經叛變，為何又被處決？
周恩來辦事一向精密細緻，對於有關黨員政治生命的大事，一定要取得確鑿的證據，才來作出判斷。他便要求中央特科設法抄錄向忠發在受敵人審判時的口供。
中央特科通過重新建立的國民黨內部高層關係，即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法文翻譯鮑文蔚和歐陽新原來的渠道徐某，和那個被收買的警備司令部錄事尋找向忠發口供記錄。可是這次審訊向忠發，由於密級很高，那個錄事沒有參加。但通過徐某、吳漢琪去找那個錄事，要他設法抄錄向忠發的口供。他們提出要求：抄出向忠發的全部供詞，須付1000元的高價；而吳、徐二人的酬勞費還須另外付給。過了一段時間，那個錄事終於溝通了當時出庭的另一個錄事，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
鮑文蔚先生
周恩來初看這份口供，曾經懷疑這些口供是不是敵人偽造的（國民黨經常採取這種手段，以混淆真相)。但經仔細研究，包括鮑文蔚先生取得的口供筆錄，進行了比對，周恩來終於確認，許多隻有中央少數人知道的機密，卻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這就肯定了向忠發確實已經叛變（這段甄別前後歷經了大約有一年時間，而非目前流傳的所謂黃慕蘭回憶中的過程）。
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要立即槍斃向忠發，周恩來令特科繼續加大偵察。不久，歐陽新又從吳、徐處得到情報，據徐某的長兄說：當熊式輝密電蔣介石請示如何處置向忠發時，還不知道向忠發已決心自首叛變。蔣介石接電後立即覆電就地秘密槍決。軍法處審問時，向忠發雖然作了叛變的供詞，熊式輝卻沒有再呈報，即按蔣介石的電報執行了。（另一種說法：熊式輝第二封電報向蔣介石報告了向忠發叛變的事。蔣介石改變主意，曾下令“暫緩處決”。但熊式輝收到第一個電報後已於次日凌晨將向忠發處決)
1933年4月，武胡景（武懷讓烈士）接手了領導中央特科的職務，歐陽新則成為特科第二負責人，主管特科的警報工作，同時參與對“紅隊”工作的指導。後歐陽新與武胡景一起奉命去莫斯科述職，因為王明的無端指控，加諸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以及將上海中央彼時的許多挫折清算在其身上。
1937年7,8月間（具體時間已經無考證了），歐陽新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中罹難。其最後的遭遇情況，至今仍然是個謎。
武胡景亦被冤死在這個異國他鄉（1957年，由毛澤東親自批准，武胡景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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