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有多會說？只要現場感受過的人們多數是會有一份佩服的。也許是因為有錢了，所以他講什麼都會有人豎起耳朵來；也許是因為他很會講，所以把那麼多的錢很快地忽悠進了自己的口袋。誰是因？誰是果？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探討價值，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他到底在講什麼。
十一月十九日，我參加了“二零一六世界浙商上海論壇”，同行參與的是很多企業界的大碗，除了馬雲還包括郭廣昌，浙江省省長車駿，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金融人士朱雲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等等。
頻繁出現的詞語有“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到了會議的結尾處，大家都沒忘了，生意難做，其實“都怪馬雲”，於是馬雲出場了，這位錢穎一稱為“花言巧語”的商界教父來了一場壓軸演講。
比起前幾年見到馬雲，今年馬雲的演講還是新觀點不斷，讓人爭議不斷。
馬雲一如既往地讚賞突破，讚賞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對世界格局的突破，特朗普的當選對美國精英政治現狀的突破，產業技術革命對未來企業組織形態的突破。
每一次的馬雲似乎都有一些觀點的突破，比如這次是更狂了。馬雲直言不諱地聲稱，未來計劃經濟可能會佔上風，原因可能是大數據的力量。就這一句話，政府以及國有資產部門一定欣喜若狂，讓他明天就做他們的顧問。過去的幾十年，幾乎全世界的經濟學家熬白了頭髮，就是為了論證蘇維埃們是必定要進墳墓的，福山更是曾經宣佈歷史的終結，地球不再有市場經濟的敵人。你馬雲這麼一句話，豈不是讓那些已經倒掉的蘇維埃國家哭暈在“八寶山”，他們命不好，還沒活到大數據產業成形就翹了。
雖然我的內心裡認同市場的力量，但是對這種顛覆性的觀點還是小心論證為上，我記得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也曾經提到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由來，就是因為政府無法有效地蒐集海量的數據，有效地反映需求的變化，原因是數據處理不過來，既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僅是數據的處理問題，那這樣說來，大數據時代生逢其時。
也許問題沒有那麼簡單，但是馬雲教父敢講，好的。
馬雲說，基督教的舊約新約，他已經看過六遍了， 就憑這一點，他已經有資格來教訓一般的基督徒了，比起一般的只做禮拜，不動腦子的基督徒來，馬雲的實戰性功力一定不是人家的一倍兩倍的。但是馬雲講這個是要與中國的儒釋道來比較的，馬雲脫口而出，儒家是最好的工商管理課程，馬雲練太極，修禪是為了將企業的經營帶入如火純青的地步，加上他出口成章的口才，怪不得日本人的錢很容易進入了他的企業。
最近馬雲當了聯合國的“官”，有一點他是有足夠的眼界的，演講中他說人除了有做事的智商，處事的情商，還應當有濟世的愛商。看看西方的有錢階層中很多人對慈善事業的熱衷，我覺得馬雲也可以成為華人中的驕傲。不懂得如何去愛人，如何能做漂亮的事情呢？“愛無能”的這種絕治症狀難道不是充斥在我們生活的角角落落裡嗎？導致連法律這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都已經防不勝防。
馬雲很關心教育（會場上老總們都已經改口叫他馬校長了，這架勢就像當年黃埔軍校的軍官們都叫蔣介石蔣校長一樣），也很關心足球（人們會說馬雲不懂足球，只是票友而已），馬雲立即還嘴：“其實我也不懂銷售，不懂互聯網。”全場無語。
好吧，無語之後，我們都知道，我們都必須無奈地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戰，第四次世界大戰。
馬雲說，我們都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打，但是我們一定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是拿石頭木棍打的，就算人類能撐到那一天的話，基本上可以想象也已經活得不像樣了。我們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能夠在技術變革中進行，在法治的變革中進行，共同用新思維來造福我們的子孫以及同類。
總體來說，馬雲是可以堪稱商界領袖的，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商業帝國幅員廣闊，而且是因為直到今天，他的思維言語中依然裹挾著一股股的銳氣不可擋。你敢在目前的輿論氛圍中大講未來是計劃經濟的天下嗎？估計第二天網上拍磚拍得滿地碎片，想想自己已經這麼成功了，何必挑逗大眾，毀一世英名於一旦呢？這就是馬雲。
你敢在高手如雲的人群中，大講足球，教育，大講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你不怕成為專業界的第二個于丹？成為人們有事沒事拿出來調侃的對象。這就是馬雲。這也是我們至今還沒能成為馬雲的原因。
大概成功了，一切的吹捧似乎都是司空見慣的，但是消費者是用手和腳一起投票的。馬雲就是這樣被投出來的。
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說得比他說的好聽，做得比他做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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