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等
江南地區所在的長江三角洲河道水網縱橫密佈，早期並不適合人居，有研究表明，水災與良渚文化的消亡就可能有著較為直接的關係。因此，“水虐為災”應該是導致江南在很長時間內落後於北方地區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代中後期，特別是宋代以後，隨著水利技術的逐步發展，人們築堤束水，分圩開墾，在保證水利的前提下儘量遏制水害，才逐步將其打造成了所謂的“魚米之鄉”，在此基礎上，文教又日益昌盛，於是駸駸然成為中國經濟文化樞紐區域之一。而“江南水鄉”也逐漸被賦予了某種詩化的意境，甚至被視作“人間天堂”，但這也導致“水鄉”的真實歷史語境反而有所遮蔽。因此，從不同的角度解析水與近世江南區域社會互動的歷史過程，或將有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江南社會的歷史特質。
一、旋疏旋塞：水利疏浚之難
除了基本的取汲飲用外，水之於江南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供給農業灌溉，二則是溝通江南內部，舟楫航運、物資週轉皆有賴於此。為了保障江南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利的興修、河道的疏浚在江南歷史上從來都受到高度的重視，但其推進過程則往往難以盡如人意。
著名的蘇堤，據說是蘇軾在杭州任知州時所築，作為一項水利工程，可說是造福了一方百姓。但可能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它事實上是利用疏浚西湖時所挖出的淤泥堆積修築而成，歷經千年滄桑，逐漸演變為今天的樣子，成了西湖的一大景觀。在今天看來，蘇堤可以說是生態循環建設的典型，但顯然也只能被看作是特例。實際上，歷史上江南河道疏浚的過程中，將淤泥隨意堆置在河邊恐怕是更為普遍的情況，正因如此，每當雨季來臨，這些淤泥又很容易重新被衝入河中，這是江南支幹河道旋浚旋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清代康熙年間，上海士人曹一士在建議疏浚溝通上海縣城與松江府城的重要河道肇嘉浜時，首先提出的要求就是“河岸挑泥宜遠”，並且“僱船載棄大浦”。
在官員或地方士紳的眼中，淤泥堆置近岸當然是緣於開河伕役的懶惰。但這種“懶惰”的產生其實是由深層的制度原因和利益糾葛所致。比如清代開浚江南河流，按照規定一般都是在當年秋季由地方紳耆上報來年應開之河，並由官方踏勘核准，委派地方士紳出任董事，按照田畝數量派發勞役，至初冬開始動工，大致兩月左右完工。
但實際上，以上的規定只是紙面文章而已，在現實操作層面，會產生很多的問題，比如河道疏浚有難易，而人情總是趨易避難，所以就會出現“此欲自開本河，彼欲協濟他港”的情形，這就給了地方差役書吏等很大的操作空間，經常出現“挪甲作乙，高下其手”的情形。而即使是地方富戶，一旦被派開幹河，也往往要出錢僱募壯丁，甚至賠累家產，所以時人甚至有“千丈渠成萬骨枯”的說法。而如果在此過程中產生各類糾紛，地方官府又要調停期間，協調各方利益關係，以致拖延時日，甚至到清明前後才能動工，於是“畚掘未幾，農事已興”，伕役“潦草應役，董事苟且以告成”，即使當時暫時疏浚通暢，時隔不久便會再次淤塞。
不僅如此，河流開浚還涉及到不同府縣之間的利益糾葛，地方各自為政是常見的情形。比如，同一條河流往往流經多個府縣，於是就出現了“一河而兩岸各分，一港而兩頭互隸，此欲開而彼欲塞，殊多掣肘，未易設施”的情況。至於動用本縣人力去協浚鄰縣河流更是很難做到。凡此種種，都表明了江南河道修浚之難，因此，水利在治與不治之間徘徊也就成了一種常態。
二、鄉城懸隔：城鄉交通之困
在已有的一些研究和時人文學作品中，我們已經習慣了想象煙雨氤氳中，舟子一支短蒿，航船悠遊於蘆葦叢中的典型江南水鄉場景。這樣的場景當然屬於江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卻決非全部。
事實上，現實生活中江南城鄉舟船交通的情形在很多時候與此大相徑庭，尤其是處於水網神經末梢的廣大鄉村地區，支河小港密佈，比如上海浦東南匯地區，“之四方者必渡浦，之浦必由港”，而河港分汊又遍及鄉村，所以鄉人如欲赴縣入郡，每每非依賴舟船不可，舟船之於江南恰如驢馬之於北方，但顯然並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夠自備小舟，因此只能僱傭船隻和舟子，這首先就令其出行受到很大限制。
更重要的是，鄉村地區密佈的那些河浜，其實都很淺狹，一旦大水陡發，小舟雖然尚能通行，但由於這些小河上所架橋樑都極為簡陋低矮，舟行至橋，往往無法從橋底穿行，如果強行通過，稍有不慎，便會發生事故。比如，道光三年江南普發大水，當時“水漲惟大塘環橋可過，餘外鄉村小橋俱不能去”，住居嘉興竹林裡的地方文人沈銘彝意欲帶領剛剛獲得廩生資格的兒子沈傳洙到郡入學，只能僱傭極小之瓜皮船，在鄉間河浜穿行，遇低橋都是俯伏而過，極為狼狽。這是大水期間的情形，而當天氣乾旱時節，小河又很容易乾涸，出現浜港俱斷，航船阻滯的情況，從而導致鄉村水路交通的完全癱瘓，與之相伴的還有與外界通訊的斷絕，所以在一些地方士人看來，“居鄉之苦”，莫甚於此。這些都是很常見的情景。
鄉村浜港如此，那麼城市又如何呢？情形也並不令人樂觀。事實上，對於府縣城市而言，水道不啻是其賴以維持的生命線。比如明清鼎革之際，由於擔心兵匪出沒城市，因此在江南的很多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地將河道塞斷。此後又經兵燹，城市中的殘垣斷壁進一步阻塞河流，所以城外物資往往無法直接通過水路運送進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清初江南城市的蕭條和衰敗。
而即使是承平時節，府縣城內河道也往往被居民侵佔，搭造各類建築，任意填塞，河道時浚時塞。所以，很多情況下，府縣居民出入只能繞行大江大浦，而在時人的記載中，這些所謂大浦的通行情況實際上也並不安全，比如上海黃浦江當時便經常是“洪波撼地，巨浪浮天，中流多溺水之人”。清代乾隆間上海文人葉鳳毛住居浦東，經常往來浦江兩岸，關於橫渡黃浦，他留下了不少文字，感慨“平生畏此途”，其原因便在於渡越黃浦往往要受到包括風向、潮汐、晴雨等多方因素的影響，輕則忍受顛簸之苦，稍有不慎，甚至有舟覆人亡之虞。
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區眾多的河港，也是盜賊竊發之地。關於江南水網地帶，尤其是太湖流域的多盜，似乎是時人（包括地方官員和士人）的共識，比如明代《萬曆武功錄》的作者瞿九思就認為太湖“港瀆縱橫，蘆葦蓊翳，湖盜往往窺秋冬之隙，相扇而起”，至清代乾隆年間還有人說“（震澤）濱太湖，盜賊出入之藪”，直到近代更有槍匪出沒。所以，江南人以舟船出行，在忍受旱澇災害帶來不便的同時，某些情況下，更要冒上生命的危險。
三、因勢而起：商品經濟之興
總體而言，江南核心區域的地形是東高西低，高鄉易旱而低鄉易澇，水利興修亦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局面。所以，在長期的摸索過程中，在適應自然的水利、氣候條件的基礎上，江南內部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產業分工，也就是東鄉高地植棉織布，西部低地種桑產絲，其餘地區則仍然以稻米種植為主，同時各地兼種各類經濟作物，從而大體上形成了比較科學的產業結構體系。在此基礎上，由於各地種植作物的不同，在江南內部不同區域之間，以及江南與外部區域之間又產生了商品交換的需求，從而也就促成了最初的商品經濟的萌生。
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大致經歷了運河時代，長江時代和海洋時代三個時期。其中前兩個階段大致都依賴於內河水運，但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大範圍的商品交換活動顯然很難完全由處在治與不治之間的江南內河交通來承擔，走向海洋是一種必然，事實上，在江南地區，早在元代時，就有嘉定人張瑄、崇明人朱清開拓海漕，發展海運的創舉。此後，歷經明清，雖然屢屢有禁海之令，但民間的海洋貿易始終在或明或暗地開展著，航海技術也不斷得到發展。特別是清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後，以沙船貿易為代表的江南地區海洋貿易蓬勃發展，北上京津，南下閩粵，對明清以來江南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基點，江南市鎮的興起也與水利、水路交通有著莫大的關係。根據已有研究，江南市鎮多是濱水而興，其佈局有“一字型”、“丁字型”、“十字型”等等，其所依傍的河流也多是府縣幹河，與鄉村河流相比，其通行條件要好得多，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城鄉交通的節點，在此基礎上逐漸集聚人氣，形成市集，溝通鄉城。
有些市鎮更因其便利的水利交通條件取得了與縣城相捋的地位。如南匯周浦鎮便是如此，清代南匯縣城偏居一隅，雖然有眾多支河聯通城鄉，但都十分淺隘，每當輸納漕糧時，漕舟無法通行。而周浦鎮靠近周浦塘，直通黃浦，交通便利，因此官方在此設立漕倉，收納漕糧，南匯知縣每年有近半年的時間要在此處理漕糧相關事務，周浦鎮因此而興，甚至有“小上海”之稱。
其實，清代上海的崛起也與水利水道的通塞有著密切的聯繫。清代前期，自開海禁後，江南地區以瀏河港為最盛，當時數千沙船收泊瀏河鎮，進出商品貨物都有賴瀏河轉泊。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瀏河海口攔門沙逐漸隆起，影響到海舟出入安全，同時瀏河本身也日益淤狹。針對這一情形，雖然屢經修浚，但效果並不明顯。於是從乾隆末年開始，原來停泊瀏河鎮的上千條沙船紛紛轉泊上海，大量從事江南與東北地區豆類貿易的山東豆船字號也都遷往上海，到嘉慶中葉，瀏河鎮上“南北商人，皆席捲而去”，瀏河鎮所剩唯“一天明月，兩岸葦風”，而上海小東門外則是“舳臚尾銜，帆檣如櫛，似都會焉”，從而為上海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歷史上江南水利在治與不治之間徘徊成為一種常態。一方面造成了社會經濟生活的諸多不便，但另一方面江南人民卻以其聰明智慧，努力加以適應，趨利避害，江南市鎮的出現、商品經濟的發展乃至上海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又受惠於此，歷史的辯證法在這裡再次得到了應驗。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王 健
上海師範大學 徐 寧
（轉載自《長三角觀察》2019年第11月號（總第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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