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毛正榮。
中共決定特赦全部前國民黨戰犯
中共中央決定最後一次特赦前國民黨戰犯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
1975年，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召開之前，周恩來同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期間，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國民黨戰犯，包括解放後被我俘獲的美蔣派遣特務的問題。
總理從長沙回京後，要中央調查部與統戰部、公安部配合，組成一個小組，清理一下在押戰犯名單。
當時幾個戰犯管理所的所長都被關了起來，戰犯們被關在什麼地方一般人都不十分清楚。後來，好不容易從牛棚裡和五七幹校裡找回了幾位老所長和老管教幹部，總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戰犯的人數及其現實政治表現、身體狀況等等，列出了準確的名單。當時尚在關押的戰犯還有29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29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l名。討論研究這批戰犯的名單及釋放後的安排、待遇等問題花了好長時間。經統戰部、法院、公安部等幾個部門負責人反覆商討，最後形成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
1975年2月27日，毛澤東看了這份報告，說：“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當秘書談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道：“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當談到報告中提出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人每月將發放生活補貼費15元至20元時，毛澤東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道：“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他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接著，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華國鋒主持召開核心小組成員及公安部主管戰犯工作的負責人會議。幾乎所有與會人員，都對毛澤東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長時間準備的分類處理在押戰犯的材料一律作廢。所有在押戰犯不分有無“改惡從善表現”一律特赦，釋放後也不分他們原有的級別與表現，都一律安排在城鎮。複雜的事情竟然變得如此簡單了！
中共批准10名戰犯申請去臺灣的請求
中國政府7次特赦國內戰爭罪犯，引起國內外的巨大反響，尤其是這次釋放更引起了轟動。在這次釋放的戰犯中，有10名前國民黨軍官提出回臺灣的申請。他們是：王秉鋮，原國民黨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陳士章，原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中將軍長；蔡省三，原國民黨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警務總隊少將總隊長；周養浩，原國民黨軍統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局長；王雲沛，原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段克文，原國民黨軍統局少將專員；楊南郵，原國民黨一五0師上校團長；趙一雪，原國民黨二八一師上校團長；張鐵石，原國民黨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海商，原國民黨青年軍二0四師上校團長。很快，他們的申請得到批准。
在這10名欲回臺灣的特赦人員中，除蔡省三外，都有直系親屬若干在臺灣島內。
據檔案資料記載，早在1956年3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由他主持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二屆十九次擴大會議上，就已建議中共中央，對在押的國內戰犯一律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來去自由，言論自由”及“集中管理，不審不判”的處理方針。1974年12月末，在中央決定全部釋放在押的國內戰犯之前，毛澤東主席又一次重申：“國民黨那些戰犯放出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嘛!”3月17日，全國人大四屆二次常委會上，審議全部特赦在押戰犯議案時，華國鋒副總理代表國務院明確宣佈：“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4月1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鴨店，為王秉鋮等一行10人餞行。為了打消獲釋人員的思想顧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關政策，並滿懷深情地說：“政府對你們沒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給你們任何任務，只希望你們能早日回到臺灣，同自己的親人會面團聚。”在場的所有申請去臺人員，因受到政府的各項厚遇，又聽到童小鵬如此坦誠、親切的話語，無不感慨萬分。
4月13日，王秉鋮等10人啟程離京，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童小鵬、喬連新、彭友今，愛國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鄭洞國、龐鏡塘、黃維、文強等到機場送行。當他們與送行人員緊緊握手，依依惜別時，杜聿明、黃維等人一再囑託去臺人員給在臺的舊部、故友問好。
4月14日上午，王秉鋮等10人由廣州乘91次特快到達深圳，在這裡每人領到路費港幣2000元、新制服裝l套、往返通行證1張。通行證有效期半年，半年內隨時都可申請辦理入境簽證手續。陪同人員中央統戰部一局局長焦琦告訴大家：到達香港後，他們由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負責安排日常起居；辦理去臺手續、打電話、發電報、找親友、見記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發表談話，對各方表態，也由各人自定。
中午12時30分，在有關方面負責人的熱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來迎接的工作人員的引導下，王秉鋮等一行10人來到通向香港的門戶羅湖橋。下午1時25分，他們在羅湖橋畔和送行人員依依道別，去臺人員眼含淚花，不停地回頭招手：“謝謝！謝謝！”
去臺人員跨過羅湖橋進入香港後，大群記者蜂擁而至，把他們團團圍住。在他們乘上從羅湖開往九龍的列車後，記者們又把車廂過道擠得水洩不通。翌日，全香港中英文報紙及其他媒體均以大篇幅報道了有關新聞，部分報紙還發表了社論等。美聯社記者羅德里克就此評述說：“這可能是預兆對臺灣作一個新的姿態。”合眾國際社高級編輯史密斯，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表示願為凡是希望去臺灣的人提供路費，是這一舉動中真正令人感到驚訝的事。”
臺灣當局拒絕 10人去臺，張鐵石自縊身亡
但是，臺灣島內的新聞輿論對中共特赦戰犯及允許前“國軍”軍官申請去臺之舉卻緘口無言，甚至刊載此類新聞的港澳等地的報紙運抵臺灣，也一律被查禁。據港澳地區報紙披露，臺灣輿論界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難言苦衷的。因臺灣當局已把有些在押戰犯當作“烈士”，並把他們的牌位供奉在了臺北的“忠烈祠”內，如周養浩等人。在島內外輿論的壓力下，3月20日，臺北的《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毛共釋放所謂“戰犯”的動機和陰謀》的社論，胡說什麼中共特赦戰犯“除了試圖搖惑我們心防之外，至少還有三重動機：第一，對內佯示 ‘寬大’；第二，對外偽裝‘安定’；第三，說得遠一點是為將來可能對臺灣進行武裝冒險時，佈下一段伏筆”。
在10名獲釋人員即將離開北京前往香港之際，重病在身的蔣介石突然驚叫了一聲：“毛共是在要我的命啊!”便撒手西去。蔣經國剛接管政權，便面對這個難題，他心裡明白：一方面，王秉鋮等10人都是國民黨軍事將領，在內戰戰場上被俘，現在獲得特赦釋放，要求到臺灣同自己的親人會面團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絕接受。而且，在國際上也沒有對對方寬大釋放的人員，自己一方拒絕接受的先例，如果執意拒絕，恐難避免國際輿論的譴責。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許這10人進入臺灣，勢必會引發各界民眾的轟動，進而戳穿國民黨長期製造的種種反共謠言與神話，衝擊和動搖島內的“民心”和“軍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要陷入極大的被動。
此時臺灣當局內部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以臺灣的所謂“大陸救濟總會”會長、國民黨元老谷正綱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長”張群等人在內，極力主張應立即接受這10人赴臺，以消除臺灣當局已在國際上造成的惡劣影響；但島內掌握實權的少壯派軍官，以及軍警特部門的首腦，則堅決反對讓這10人進入島內，認為只有如此，才能使長期營造的反共心態不致渙散，軍隊的士氣也能得以維持。在激烈的分歧與爭吵中，蔣經國一時難以作出決斷。於是，他決定先讓“中央社”社長曾恩波出面表個態，至於其後的事，再說。4月初，曾恩波發表談話稱：“中華民國政府歡迎該批前國民黨軍官及黨政官員重投‘祖國’懷抱。”
過了幾日，即4月18日，繼任“總統”嚴家淦在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卻說：“政府歡迎一切反共分子到臺灣來，但不讓共產黨間諜和統戰人員進來。”還說：“中華民國政府歡迎任何向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求援的人。”4月22日臺北消息稱：“臺北政府對這宗事件，將採取堅定立場。除非該10名中共釋俘，在香港發表其反共態度，同時自動向自由中國救濟總會申請，否則國府沒有讓步餘地。”但當10名獲釋人士在香港拒絕以“難民”身份申請入境，並嚴詞拒絕“發表反共聲明”之後，香港 《明報》6月6日卻又發表專訪稱：
臺灣“救總”理事長谷正綱，最近致函“救總”辦事處，轉達國民黨最高當局處理戰俘入臺方案的要點，並不要求戰俘公開發表《反共宣言》……僅要戰俘補呈《申述信》作為入境申請表格的附件。該信包括三項內容：l、說明入臺動機；2、表明入臺是無條件的；3、入臺後願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違法律，願接受法律制裁。此間“救總”負責人謝伯昌，曾電召戰俘前往辦事處，將“谷正綱函件”給他們看，有九名戰俘看完函件，覺得沒有什麼為難，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絕呈交。
但是，臺北“救總”出爾反爾，6月17日他們又在《香港時報》登出啟事：“查本會谷正綱理事長從未對港九救濟機構有過上述函件，所載全非事實。”
另據港澳報紙披露，無計可施的實權人物蔣經國，採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訣應付局面。香港《明報》披露：“權威人士對本報記者透露說，上月他赴臺參加已故蔣介石總統的喪禮時，蔣經國先生曾親口對他說：國府對十名戰俘申請赴臺所採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蔣經國對這八個字並無進一步的解釋。權威人士個人認為臺北顯然並不歡迎他們前往，決定用 ‘拖’字訣來應付問題，拖得一時算一時，和中共實行比鬥‘忍耐力’，直至前方忍無可忍，自動召回十名戰俘為止。”
事情的發展果然如此。當10名申請去臺人員抵港之初，蔣經國讓谷正綱、謝伯昌等在前臺敷衍，接著，便讓國民黨“大陸工會”、“海外工作會”、“情報局”等機構的特工人員與“反特專家”組成“特別小組”進駐香港，連同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成員，對大陸展開所謂“反擊行動”：一方面全力組織反共輿論，汙衊中共釋放l0人去臺，為的是向島內“滲透”及施展“統戰陰謀”；另一方面，又多方私下接觸申請去臺的10人，進行離間分化，讓他們離開中旅社安排的帝國酒店和蘭宮酒店，併成功地將張鐵石誘騙到國民黨特工人員徐亨開設的富都酒店。而後，張鐵石的路費全被騙走，其在臺灣的家屬因受特務之恐嚇不敢為張擔保，使張完全絕望，在酒店自縊身亡。
張鐵石自縊身亡的噩耗傳出後，所有獲釋申請回臺人員無不震驚與悲憤至極，紛紛發表談話或聲明，一致譴責臺灣當局絕情寡義。港澳地區的新聞輿論更是一面倒地痛斥臺灣當局拒絕接收10人回臺的喪失人倫之策，甚至海外的媒體也紛紛發表評論譴責，國民黨統治當局在國際輿論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動和孤立。
被拒去臺人員的歸宿
為了更加妥善地處理好獲釋人員的回臺事宜，在張鐵石被逼自殺後的第三天，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臺灣研究組組長黃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專案小組彙報情況，對其餘9人今後的去向進行了研究與安排。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態處理9個人的問題，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願意回內地的，歡迎，回來後由內地安排工作；願意赴外國的，繼續給予協助，幫助旅費；願意留在香港的，國家長期照顧他們的生活。至於張鐵石的遺體，讓國民黨人員領取（最後，張鐵石的兒子來港後將其遺體火化，把骨灰帶回了臺灣）。
被拒的9人中，趙一雪因妻子、子女均在上海，自港返回後在上海安家落戶，隨即被中共統戰部和上海市政協聘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同他一起返回內地的張海商和楊南郵，因他們在湖北和四川有親人，根據本人意願，被分別安排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協委員。其餘6人的歸宿：陳士章於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國的印第安納州女兒家中，他的夫人及兒子仍住臺灣。7月14日，段克文經向“國際救濟總會”申請，離港去了美國紐約，靠給一家親臺灣的中文報紙編寫《戰犯自述》餬口謀生，後來曾秘密去了一趟臺灣，1991年客死美國。王秉鋮因有兒子、女兒和侄女在美國，於1975年9月26日離港赴美，居住在女兒家中。周養浩1975年11月12日乘飛機到了美國，住在一個女兒家中。最後，在香港只留下了王雲沛和蔡省三。王雲沛的夫人為了同其會面，急急與兒子由臺灣移居美國，王則在香港向美國領事館申請去美國會親，竟然不被核准。無奈之下，1978年5月，王雲沛的夫人由美國來到香港同其團聚。可惜好景不長，1979年10月8日王雲沛因病故去，骨灰由在內地的長子王敏惠領回，葬於浙江省相廬縣原籍。滯留香港的蔡省三一人，決定一面以寫作為生，一面主動從事海峽兩岸的溝通工作。到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臺灣參觀訪友。
儘管當年申請去臺的10個人都各自經歷了磨難和周折，都未能如願以償，但他們的行動本身已對臺灣當局造成了巨大沖擊，喚醒了臺灣民眾，要求海峽兩岸直接“三通”的呼聲越來越高漲。臺灣當局終於被迫宣佈：自1985年11月2日起，允許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以外的臺灣居民，可經第三地轉赴大陸探親。
海峽兩岸同胞近38年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了。1992年以後，海峽兩岸人員往來人數每年都要超過百萬人次。回首往事，“十人回臺”事件實為衝破堅冰、開創臺海兩岸直接公開交往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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