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時疫”多發
中國歷史上一般以“時疫”一詞泛指某一時間段或特定季節流行於某一區域的傳染病。該詞所能指稱涵蓋的傳染病較為廣泛，基本涵蓋歷史上出現的各種瘟疫。1935年上海中國醫學院教授蔡陸仙還編有《時疫病問答》向民眾普及相關醫藥知識。而自古以來，江南地區瘟疫多發。具體到上海地方所稱之“時疫”，泛而論之，是對夏令時節各種急性疾病的俗稱，如急性腸炎、痢疾、中暑、霍亂等等；狹義上，則指近代上海每年最為流行的霍亂吐瀉病症。近代上海出現的眾多“時疫醫院”，大多以治療霍亂為主體。
面對這些“時疫”，各個歷史階段的中國社會都沒有完全防治的辦法，除了中醫方藥治療外，許多民眾還求助於宗教信仰，通過向一些神明祈求來祛除瘟疫，因而也就有了一些屬於民間信仰的遊神賽會等群體性社會行為。比如，常見於上海周邊地區的楊老爺廟所供奉的“黑麵”楊老爺，就常在“香汛”（指香客在節慶當日前來進香的活動）期間，或者發生疫情時，有大量信眾前來燒香敬拜，甚至抬出巡街遊行，以求原是東漢時期一名正直做官清廉為民的太尉楊震來庇佑鄉里免受疾病災害之苦。而在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體系中，也有諸多神祇被認為擁有這種祛除瘟疫的“神力”。
《驅時疫楊老爺賽會》《新聞報》1919年7月25日
然而，祛除“時疫”的最好辦法還是要通過行之有效的醫療救治手段。“鴉片戰爭”後的上海得風氣之先，是中國較早引入近代西方醫學的城市，醫療衛生狀況得之一新。但是又因上海的“五方雜處”和氣候條件等因素，這座城市又是“時疫”的多發之地。如何避免“時疫”的爆發，“時疫”爆發後如何及時結束疫情，成為彼時中外人士都關心的公共衛生議題。1879年第553期的《萬國公報》以“時疫可畏”為標題提醒公眾注意防範。1881年第662期《萬國公報》在報道“大清國近事”時又著重提醒讀者注意上海的“時疫”，“近日滬上猝患時疫而逝者不少，概見凡病家專信謠言瘟神下降，以至於此。故偶染疾病，求神拜佛，冀有挽回，無暇訪醫服藥，遂致不起。……”作為一個由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主辦的現代性刊物，《萬國公報》呼籲中國民眾重視通過現代醫學祛除“時疫”。
《時疫大行》《萬國公報》1881年第622期
而此時西方世界對傳染病的內在發生和傳播機制、治療方式，也才有了根本性的科學認知轉變，主要得益於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等人在細菌學上的重大發現以及對許多傳染病病原體的科學證實。帶有公益性質的巴斯德研究所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來，以研究和治癒狂犬病等傳染病為主要科學目標。巴斯德的貢獻很快也由洋人傳播至中國。而早在1890年就有在華西醫提議在上海設立巴斯德研究機構，以造福中外民眾，但不知出於何種緣故被租界工部局否決了。
西方醫學關於傳染病的認知也影響著中國社會在相關方面的知識轉變，而較早接受這種醫學觀念轉變的多是彼時願意“睜眼看世界”的新型知識分子階層，沈敦和（字仲禮，1857—1920）就是其中一位，也是最早在上海設立時疫醫院的重要歷史人物。
沈敦和的官場之路與多重身份
沈敦和，浙江寧波人，1857年出生於一個茶商家庭，早年號耳學廬主，晚年號別署塞翁。其父沈雄，始為儒生，後協助崇厚辦理五口通商口岸事宜數年。受其父影響，少年沈敦和在上海自費求學，並於光緒二年（1876）20歲時至英美遊學，且入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攻讀法政科。後因父喪，就讀13個月後回國，被清廷“從九品選用”。
沈敦和先是在上海會審公堂擔任譯員，辦理洋務，後被兩江總督劉坤一賞識，於1881年12月間派赴金陵（南京）襄辦電報事務。是年又憑藉熟悉外國法律的才能，協助劉坤一妥善解決傳教士江寧租地案而平步青雲，先後又協助左宗棠、曾國荃、張之洞等歷任兩江總督辦理各項“洋務”事宜。可以說，沈敦和善辦“洋務”，緣於其熟知“西學”。此外，他還熱心公益，經常捐款賑災。
1896年劉坤一重任兩江總督，沈敦和繼續受重用。在華西人則稱沈敦和為“能講英文的官員”（An English Speaking Official）。也有人稱，“寓滬西儒皆尊重之”。（《追述沈仲禮君之家庭》，《婦女旬刊》1922年第91期）。然而，“人紅是非多”，1899年受大學士剛毅彈劾，沈敦和被遣發張家口軍臺效力贖罪。時人評論說，沈氏被彈劾雖有政事上的過錯，但剛毅也有出於嫉妒其會英語且與外人過從甚密，斷定沈氏有“漢奸行徑”的嫌疑。
沈敦和留辮便服照片（《寰球中國學生報》1906年第2期）
在張家口期間，正遇到深入內地追擊的“八國聯軍”，沈敦和通過老道的外交手段保護地方民眾免遭戰禍。他因此重受清廷重用，任山西洋務局總辦負責處理“教案”事務，還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一起督辦山西大學堂。1904年日俄在東北開戰，中國民眾受戰亂之苦，此時為沈敦和聯合任錫汾、施則敬等發起成立東三省紅十字會濟善會。後因無法得到日俄交戰雙方認可，沈氏遂與李提摩太奔走聯絡，於3月10日在上海租界公共工部局成立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標誌著中國紅十字會的誕生。同年，沈敦和還贊助創辦救助失足妓女的濟良所。1905年又參與天足會解放婦女纏腳的活動，並於1906年發起成立天足會女學堂。可見，此時“半官半民”的沈敦和，逐漸將精力從政事轉移至各項社會事業。
1911年上海集成圖書公司出版南苕外史所編《沈敦和》，詳細記述了沈敦和的官場生涯，並從“兵家、外交家、慈善家、教育家”4個身份為其作傳。而在上海延續多年設立時疫醫院則是沈敦和作為慈善家的重要活動。
公共衛生與租界華人自立：沈敦和創辦上海時疫醫院的多重因素
沈敦和刊登於1908年8月20日《新聞報》上的《發起施救急痧醫院啟》一文，乃其發起設立專治“時疫”醫院之始。他指出夏秋之際上海痧症多發，得病人隨發隨斃，乃是一場浩劫。又從公濟醫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1881年至1907年用西醫治法施救的408人中只有185人活命的數據，來說明彼時西醫治療方法也亟需革新的情況。
而這所“施救急痧”醫院之所以能夠開設，很大程度取決於在華西醫柯師（S.M.Cox）更新了有效治療霍亂的新方法。柯師本在租界工部局醫院工作，常接觸患有傳染病霍亂的病人，在治療實踐中，他改良了“鹽水灌入血管”之法，極大地提升了救治率。因而，沈敦和在《發起施救急痧醫院啟》中特別提到柯師改良之法的效用，並指出由於工部局醫院位於上海北部的虹口，較為偏遠，城廂內外前去求治較為不便。於是，他與柯師商議，請其提供醫療技術和藥品以及一些治療經費，設立施救急痧醫院。該醫院主要醫治罹患霍亂、吊腳、轉筋、癟螺等時疫痧症。
在《發起施救急痧醫院啟》中，沈敦和說明該醫院由其捐辦而成，強調病房衛生清潔，男女病人分間治療，床鋪、衣服、飲食一應俱全，而且聘請熟練看護人員，照料周到，分文不取。沈敦和另提及不願接受施醫、施藥之名，而願繳納或捐助費用者，可至黃浦灘華安保險公司交至他自己手上，再由他登報刊列徵信錄。沈敦和以捐辦這所醫院開啟了上海華人自立醫院的先河。
這所醫院的英文名為Chinese Cholera Hospital，根據霍亂疫情暴發的季節性，只在暑熱時節開設三四個月左右，後更名為上海時疫醫院。在第一年設立的不到3個月間即救活了570餘人。因此，沈敦和在1909年7月間又聯合朱葆三等人繼續捐辦時疫醫院，不過此次院址定在英租界二馬路跑馬場嘴角的安康裡。
1910年時疫醫院繼續開設，由於前兩年辦院效果頗佳，在社會上贏得良好名聲，這一年時疫醫院擴大了租用院址的規模，同時也得到了滬上各大小商行和地方官紳的極力捐助，院址在離公共租界老閘巡捕房不遠的天津路80號。此外，《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時報》《神州日報》等各報館皆代為接收捐款並免除刊登該醫院廣告和致謝啟示的費用。時疫醫院在此時已成為上海各界熱心的公益事業。而1910年該院開院的第一個月即已治癒一千多人。沈敦和還於1910年8月31日用英文致信《字林西報》，向在華西人介紹了時疫醫院的具體情況，並在信末邀請在滬西人前來參觀。
可以概見，沈敦和連續組織捐辦的時疫醫院在上海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一些在該醫院就診的病人紛紛在治癒後通過報刊表達致謝。統計1910年該院共治癒三千餘人，被稱作是“上海慈善界之巨大成績”（《時報》1911年7月22日）。中外人士也積極向該院捐款，據1910年9月16日《字林西報》的記載，福開森（John C. Ferguson）等人號召在滬美國人捐款共760美元。可以說，在沈敦和的影響下，時疫醫院成為中外人士共同關注的慈善醫療事業。
然而，在近代上海特殊的政治權利和市政運轉體系下，疾病的治療以及醫院的設立並不僅僅是改善公共醫療衛生狀況的社會問題，還是牽涉到主權和治權的政治外交問題。上海時疫醫院的成立雖然有在華西人的合作與贊助，但終究還是離不開沈敦和等人自主自辦醫療機構來解決中國社會衛生問題的內在動因。
而沈敦和1910年參與開辦的大清紅十字會中國公立醫院，是能夠說明此問題的重要事件。1910年東北地區發生鼠疫後，各通商口岸及京津地區亦有感染鼠疫的病例發生。上海租界工部局遂要求西醫至租界內外華人家中按戶檢查鼠疫，於是引起了華人的恐慌，輿論譁然。華人紳商認為應辦自立醫院以解決此爭執，遂推舉素有辦院經驗的沈敦和與工部局商議。協商下來，工部局雖予許可，但刁難稱必須在4日內成立。沈敦和向華人各界公開演講，論說“治安不可擾，主權不可損，醫院成立不可緩”（參見，南苕外史：《沈敦和》）。民眾大為感動，然儘快選定院址乃是解決此問題的頭等要事。幸得在滬廣東人張子標以三萬三千元的價格讓出自己在寶山境內所建市值四萬元的補蘿園，作為中國公立醫院的院址，所折七千元及園中物件都作為給該醫院的捐獻。中國公立醫院因此在工部侷限定的期限內建成。在滬紳商紛紛捐款，蘇松太道劉燕翼另請撥銀萬兩以作為該院經費。
該院建成後，4名華人男西醫以及1名女醫在沈敦和的管理下按照工部局指定的地段在10天內檢查了2400餘家。而且檢查方法十分有成效，獲得了工部局的信服，也有人建議將之推行於鼠疫嚴重的東三省。也因此，1911年初工部局頒佈了防疫永久辦法五條，規定華人患疫，查驗、隔離、診治等事皆歸華人醫院辦理，其他種痘、霍亂等衛生事宜也歸之管理。就這樣，租界內華人的自立資格首先在醫療衛生檢疫自辦權上體現出來，而沈敦和等人的推動之功不可湮沒。
沈敦和設立的時疫醫院也改為中國公立醫院分院，主要診治除天花、爛喉痧、紅痧之外的普通傳染病和內外科病症，聘請中西醫師診治，所用中藥亦由藥行贊助。這兩所醫院標誌著“租界華人自立之目的”的實現，而沈氏1908年推動設立的時疫醫院為此奠定了基礎。
1920年沈敦和去世後，中國公立醫院繼續開辦。然而，1932年日軍發動的“一二八事變”戰事，幾乎完全摧毀了位於閘北的中國公立醫院，僅留一棟尚未完工的樓房，而戰後時疫暴發，急需重建醫院。繼任該院總理的陳炳謙等人因此呈文至上海市政府備案，請求救濟。1933年上海市財政局、衛生局改中國公立醫院為上海市立傳染病醫院，衛生局並於1934年函請同濟大學協助共同接收該院。1934年3月10日上海市立傳染病醫院在原址重建後開診。這樣，清末時期象徵著租界華人自立的中國公立醫院，在由沈敦和等紳商民眾為主籌辦20餘年後，在民族危機的時代背景下改為官立公辦，繼續其防治傳染病的立院宗旨。
“海上第一之善舉”：時疫醫院的社會影響
我們再將視野轉回至1911年夏季開辦的上海時疫醫院。由於它的成功，是年其他地方也開設了類似的時疫醫院。1912年民國成立後，該院繼續開辦。這一年上海夏秋之際尤為酷熱，疫病多發，因而凡是開赴日本的輪船都被要求到達長崎後停泊三至五天以備查驗，消除疫毒，上海也被列為“有疫口岸”。而時疫醫院當季治癒了三千餘名病人，進而也慢慢杜絕了傳染病的隱患，不久之後日本也就承認上海為“無疫口岸”了。可見，時疫醫院也間接影響到了上海作為重要商業城市的經濟地位。
時疫醫院最為直接的影響還在於向公眾普及現代公共衛生常識和觀念。曾任中國公立醫院紅十字會分醫院醫師的無錫人侯光迪在1912年7月25日《新聞報》上刊文簡要分析上海“時疫”多發的主要原因在於地理氣候、民眾的生活方式和衛生習慣等幾個方面，他隨後另通刊文介紹了關於霍亂等“時疫”的急救方法，同時指出“隔離、消毒、清潔、檢疫”四個方面的“公眾預防法”。而侯光迪認為這些舉措在彼時的中國尚難以完全實行。
鑑於辛亥之後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依舊不穩定，上海的金融業也受到一定衝擊，依靠紳商士民捐助的時疫醫院在經費上也遇到困難，但終究堅持辦理了下來。1912年9月3日的《新聞報》上有名為“亦孟”的作者呼籲公眾合力維持時疫醫院的辦理，在他看來，其他公益善舉可以停止，但醫院不可停辦，“他地之醫院，猶可不設，而上海之醫院則決不可中斷，蓋非惟有益於衛生，而且大有功於國際。……”，呼籲各界繼續捐款支持該院，以利人利己。（亦孟：《論時疫醫院當合眾力維持》，《新聞報》1912年9月3日第1版）
而這一年，沈敦和被袁世凱任命為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呂海寰為正會長，總會依舊設在上海。也因此，1913年時疫醫院正式改由在中國紅十字會支持下舉辦，並改稱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Red Cross Cholera Hospital），於7月1日舉行開院儀式，院址在大馬路北首天津路廣西路嘴角。而到了1914年院址仍舊是臨時選定，位於法租界新西橋南首教堂隔壁，並制定了詳細醫病規則，另設頭二三等3種病房，三等病房免費診治。（《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醫病規則》，《時報》1914年7月13日第15版）1915年時疫醫院又轉至法租界寶昌路大安裡口洋房設院，以方便交通，而主持該院救治多年的柯師回國參軍，改由哈佛醫院醫學博士亨司德主持診務，另有華人西醫王培元、朱恆壁、張約瑟等參診。又因公共租界居民的呼籲，在天津路80號的時疫醫院舊址增設了分院。
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正門（1922年）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所醫院都設立在租界內，而此時松江城內也有地方官紳設立了一所時疫醫院，以方便遠近民眾。到了1918年，因為山西出現疫情的緣故，上海城廂內各慈善機構也匯同開會討論防疫一事，於是由新普育堂設立者天主教慈善家陸伯鴻發起在該堂南面十畝地範圍內建造上海時疫醫院的計劃。而當年紅十字會時疫醫院也按例於7月1日在英租界天津路舊址開院，中外官紳及報界到場祝賀並現場捐款。
這樣，以沈敦和為代表的中國紳商起先在租界內成立時疫醫院，也由這一股社會力量模仿在租界外的城區建立起諸多類似性質的慈善醫療機構，共同構成近代上海社會防疫醫療衛生體系中的重要力量。也就在1918年，位於南市的公立上海醫院也設立了時疫部。這樣上海租界以及華界都有了臨時性的防疫醫療機構。
1919年已逾花甲之前的沈敦和請辭紅十字會職務，紅會時疫醫院的開設也因為沈敦和職務的調整較原定日期推遲。當年7月10日開院時，中外人士皆謂是年“天時不正，滬上時疫病人有加無已……”。據稱，該院僅開設一週即收入200餘名病患。沈敦和等人不得已在院旁空地臨時搭起涼棚，以滿足問診需求。他還和其他主辦者一道在報刊上發表啟示回顧了12年前開設該院的初衷，“敦和等碌碌，因人本服務社會之初衷，期無負衽席斯民之夙願……夫以上海一隅之地，聚集中外居民至百數十萬生命之所寄，其為重要可知。時疫之舉辦，為時則僅夏秋間數月，所治則僅時疫一種，則亦一部分安寧保障耳。然而十二年間，全活者不下三四萬人，我父老昆弟僑寓海上者，當亦共聞共見……”。（《新聞報》1919年7月21日第10版）沈敦和藉此呼籲民眾捐款維持時疫醫院的開辦，且令公立醫院改治時疫。
紅會時疫醫院以及公立上海醫院時疫部是彼時上海地面應對疫情的主要機構，另亦有他人在浦東爛泥渡所設時疫醫院，中國濟生會也在閘北設立了時疫醫院。另外，朱葆三等人也在寧波定海組織有臨時治疫醫院，蕪湖地方紅十字分會也成立類似醫院。沈敦和等人推動的時疫醫院逐步推廣至上海周邊地區。
1920年紅會時疫醫院繼續開辦。另在工部局的部分贊助下，沈敦和等人推動再建上海時疫醫院以為永久之計，院址在西藏路545號的二層洋樓，7月5日該院開幕。沈敦和因病未能到場，並於當日下午5時去世於寓所，享年六十又四。
1920年之後，上海各種機構設立的時疫醫院林立，然而都未能從根本上杜絕疫病的發生，為此曾成立過上海時疫醫院聯合會，也有醫者著文分析時疫醫院與防疫之間的關係，認為需從根本上解決此衛生問題。但1949年之前的上海仍舊每年發生疫情。1935年7月伍連德作為全國海港檢疫處處長兼上海防止霍亂臨時事務所主席視察各時疫醫院，叮囑各醫院謹慎防疫，為社會服務。
連年戰亂也使得疫情更加嚴重，1937年抗戰爆發後，上海更是連年暴發時疫，法公董局在廣慈醫院設立時疫病房；由於難民大增，其他時疫醫院也是人滿為患，1938年7月間中國佛教會也設立了時疫醫院。1946年徐家彙也設立臨時時疫醫院，並通過天主堂借天文臺一角作為病室，免費為患病平民醫治。而破解上海時疫連年發生的情形，還有待於1949年之後從國家層面推行系統的醫療衛生防疫政策，以及民眾普遍轉變衛生觀念。
就沈敦和與時疫醫院的關係來看，是他在近代上海的特殊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以中外合作為基礎，利用現代醫學防疫技術進步的優勢，在一批熱心公益的中西醫師的醫療技術參與，以及中外人士的經濟捐助下，依靠社會力量維持了時疫醫院的連續開辦。沈敦和藉此引領公眾將一定的社會資源運用到具有現代性的醫療防疫事業上來，甚至一度在地方政治外交上成為租界華人自立自治的一種象徵。可見，時疫醫院存在的歷史意義又不僅在於公共衛生防疫一事之上。
沈敦和各時期圖像資料
而沈敦和也因其社會擔當和慈善活動，在病逝後被《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稱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Humanitarian）和改革者（Reformer）。簡而言之，沈敦和設立時疫醫院可謂是“馨香百世”之舉，一些歷史細節值得細細梳理和品味。
主要參考文獻（依編著者姓名拼音排序）
池子華等主編《上的紅十字》（第1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李天綱：《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孫善根編著《中國紅十字運動奠基人沈敦和年譜長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晏可佳主編《宗教理論前沿》，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
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修訂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鬱喆雋：《神明與市民：民國時期上海地區迎神賽會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朱明川：《近代上海香火旺盛的楊老爺廟是何來歷》，《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6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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