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打开手机，劈头就是一条血腥劲爆的新闻：四川眉州一13岁男孩因家庭琐事与母亲争吵后，将母亲杀害于家中。警方通报如下：
有媒体进一步报道个中细节，更把人雷个外焦里嫩：该男孩与母亲争执后，趁母亲熟睡之机用菜刀将其砍死，后自行报警。这至少说明三点：1、该男孩并非激烈争执时“冲动杀人”，而是有一个蓄意的过程，主观恶性十分明显。2、根据常识，小孩使用菜刀，除非采取抹脖子的方法，一般一刀不至于砍死成人，而成人觉醒后应能逃脱。那么本案要么是以全力猛砍击中要害，要么是连续多次的大力砍击，这有待事实的进一步披露。不过，无论是上述哪种，其剥夺他人生命的意志之坚决，确系不争的事实。3、事后尚知拨打110“投案自首”，可见其主观对于犯罪行为的认识也到达了一定的程度。就以上几点而言，其“事迹”绝对超出社会公众能够以“年幼”为由加以宽恕的限度。可想而知，出离愤怒者不乏其人，而就理智者而言，“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降低”这一法律人的“老调”，又一次开始“重弹”了。
无须翻阅历史，只讲去年：2019年3月，盐城13岁男孩因不满母亲管教，将其杀害；10月，10岁大连女童琪琪被13岁男孩杀害，举国关注。秋去春来，又出个刘某某。“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降低”的话题被提起又放下，被铭记又忘却！
作为一个十余年来与律师辩论比赛脱不了干系的人，我所知道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当降低”是一个辩题，非但毫无创意可言，还被五湖四海男女老少的法律人反复争论遂至不忍卒闻。三年前青年律师辩论赛就辩过，当时刘某某、邵某的母亲还活着，琪琪还在快乐的玩耍，转眼间物是人非，而问题还是依旧，即令重开舌战，亦是老生常谈，再没什么新意了。
主张降低现行刑事责任年龄规定者（正方）具备扎实的群众基础，主张目前不能降低刑责者（反方）在法律人士中得到广泛支持，像极了西方狼人与吸血鬼的隐喻。他们主要在以下领域产生交锋：
1、现在孩子的分辨能力与控制能力发展是否比以前更快？
正方 ：现在孩子的心智发展速度比以前更快（同时举出一本反方保证没看过的书，列出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数据，比如“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5-6岁左脑发育基础期，开始具备初步的逻辑思维与判断能力，7-8岁逐渐成熟，10岁左右已经完全具备基本控制的能力，10-12岁具备区分罪与非罪的能力”。）
反方：并没有更快，以前甚至古代的孩子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及形势或社会认知的要求，成熟更早。甘罗12岁拜相，皇太极7岁就管家，反观现在的孩子反而幼稚许多。就如十月怀胎，营养差些是十个月，营养好些也是十个月，今人是十个月，古人也是十个月，哪有什么例外？例外叫做不正常。心智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会变的。
2、社会危害性
正方：如今未成年人犯罪高发，手段恶劣，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刑罚的威慑力是刑法保护法益的根本手段。且这些人如果放归社会再祸害他人怎么得了？
反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继而伤害他人的情况很多。过早让孩子接受刑法处罚，贴上罪犯的标签，这种孩子日后更有可能犯更严重的罪。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解决不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我们应当反思的是，对孩子的培养、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而不应因公众的反应轻易改变刑事责任年龄。预防与感化才是治本之道。
除此之外，反方似乎还稍占优势，因为可以反将一军：
“那您说调整到多少合适啊？调整到13吧，12的怎么办？调整到12吧，11的怎么办？外国还有定8岁的呐。”
正方一般不好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辩论绝非仅仅是脑力与口才的游戏，真理有时候真的越辩越明。我的观点倾向于刑事责任年龄现在调整还未当其时。我们不妨先假设自己是一个刑法小白，问出了一个最为幼稚的问题：
我们为啥要设定刑事责任年龄？答案是，这关系到刑罚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人亚当.本福拉多在《公正何以难行》中讲述了一个故事：1386年，法国法莱斯市的500多名市民赶到刑场，他们聚集在绞刑架前，法莱斯市的子爵亲自主持行刑过程。被告人因残忍地撕咬一名儿童的脸部和胳膊而定罪，尽管被害人最终不治身亡，但被告人当庭没有悔罪，也没有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自从被抓捕归案后，她仍然一言不发。最终她被处以绞刑，在行刑之前还要面临以眼还眼的处罚——殴打她的头部和胳膊。子爵甚至下令将行刑场面绘制成圣三一教堂的壁画。
作者能够确信当年她保持沉默的隐情。
原来她是一头猪。
这并非一个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刑罚的目的主要基于报复，确系在很长时间存在过，且符合人类的本能。而时值今日，这种观念早已被现代司法理念所摒弃（否则还要什么刑事责任年龄干嘛？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秉承“以牙还牙”的原则简单处理，岂不快哉？）现代司法理念更倾向于预防刑论，猪也不会再被审判，惩罚的对象仅仅是那些具有自制力和理解力的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有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
那么问题来了，同是自然人，凭什么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强的人犯罪更应受刑罚处罚？假设这两种能力可以被量化，为何能力强的人要受处罚，能力弱或无能力的人不要处罚呢？依我愚见：“控制力”、“分辨力”到底是指何种“控制力”、“分辨力”，其实还没说透。“控制力”如是指做案当时的控制能力，为何酒后无意识的犯罪行为不能被宽恕？“分辨力”如是指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能力，又何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故“控制力”、“分辨力”，应是指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具备“控制力”，能控制而不控制；具备“分辨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应受刑罚处罚。说到底衡量的是一种主观恶性。唯有针对主观恶性进行处罚，方有预防犯罪之效果。故就刑责年龄语境，谈现今儿童之心智发展，并非指智商或知识面。若说现今儿童普遍主观恶性强于夕日，恐怕无人敢苟同，上街要被打死。
那么确有像某某某一般主观恶性强的怎么办？依我看就是个法治理念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如果人确实是辛普森杀的怎么办？”如出一辙。我们是选择牺牲个案的“公正”（这个“公正”仅仅是主观的）以维护法律尊严，还是除恶务尽，宁可错杀，也不放过？设若刑责年龄降低至13岁，像刘某某这种情况受刑罚处罚，同时也意味着绝大多数可能成百上千原本不受刑罚处罚的13岁少年搭上了“早班车”。无论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抑或罪行责相适应的角度，或许他们原本不应当受刑罚处罚，而以个案决定全局的思维，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清晨过早地贴上罪犯的标签。
因此，本人认为，现在还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时候，而机械性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决非控制低龄恶性案件的最佳途径。有的人主张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有的人主张完善好收拢教养制度，不一而足，大可留待将来探讨，本文不再涉及。
走笔至此，想起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白夜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女主唐泽雪穗杀害其母亲，至少是间接故意，当时是11岁。男主桐原亮司比她大些，算他13岁吧。个中背景复杂，远非“善”、“恶”所能概括。东野圭吾作此描写，恐怕也有社会基础吧。去年在大阪心斋桥，还无端觉得哪一家就是唐泽雪穗开的店。话说回来，我们法律人，有时难免面对黑暗。如果总是凝视深渊，那么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我们法律人的“东西”就是纯粹的理性以及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吧！
吕征宇
原无锡市律师协会辩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无锡市律师协会建筑与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律师协会培训师资授课专家库成员，法舟刑事辩护中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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