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八戒CC

思想家哲學家的出現，離不開社會環境的影響。縱觀國內外歷史，都是在一種社會制度變革的時候，才出現思想家，哲學家。

中國從春秋到戰國，一直到秦國統一六國之前，稱之為“先秦”。這個時候正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度時期。先秦從孔子“禮崩樂壞”的戰國，到秦朝統一六國，近五百年的歷史裡，總是分分合合，這個時候的諸子百家都提出自己的思想，來治“社會”之病。可以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秦朝統一六國之後，西漢繼承秦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制，且不斷完善，封建制得到了鞏固和發現。以後的各個朝代，純粹是“改朝換代”，沒有制度本質上的區別。清末民初又是一次制度改革，所以清末民初也和先秦一樣，湧現出來許多思想家，哲學家。

銅洗閒人

人類歷史有兩次思想大爆炸，一次在東方，一次在西方，東方的叫做“百家爭鳴”，西方的叫做“文藝復興”。

“百家爭鳴”使東方文明領先世界兩千年，東方世界享受文明成果的時候，西方世界還在暗黑的中世紀摸索掙扎。

“文藝復興”的結果是科學代替了神學，解鎖了大航海時代，觸發了工業革命，確立了西方主導世界的話語權，直到今天。

兩者有一個共同的神奇之處，是在同一個時間點大面積的爆發，事先毫無徵兆，也沒有原因。

有人說，這是戰國時期兵荒馬亂造成的。中國五千年來戰火就沒停過，東漢末年分三國，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五胡亂華更是歷史上的至暗時刻，為什麼沒有百家突然冒出來爭鳴？

有人說，這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造成的。可是歷史上也有不尊儒的時候，割據小王朝也有尊佛的，也有尊道的，大一統的明帝國朱元璋，打壓儒學，禁止祭祀孔子，全國範圍焚燒《論語》，也沒見有百家出來爭爭鳴。不過明朝倒是出了一個偽聖人朱熹，一個真聖人王陽明，但是對今天的中國實在影響不大。

還有人說“百家爭鳴”在民國時期出現過。那不過是西學東漸影響下的新文化運動，是白話文和文言文之爭。是西方先進科技生產力與東方愚昧落後現實的矛盾。繞到最後還是人家西方文藝復興的成果。

百家爭鳴和文藝復興是可遇不可求的隨機事件。一旦出現就足以改變整個人類文明。你想和奧運會、世界盃一樣四年來一次，未免太貪心了吧。

詩魔獨孤求踹

先說結論：先秦之後，再沒有百家爭鳴的思想碰撞，背後有經濟、文化、政治原因。本回答邏輯有四，分別為百家爭鳴的條件、一燒一黜的後果、陽明心學的“爭鳴”、聖人評判的標準。

01 百家爭鳴的條件

歷史上的百家爭鳴，是指前770年——前221年的春秋戰國時代，不同學派知識分子之間學術思想的激烈碰撞。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這一時期的學術流派數得上名的就有189家。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精彩的各種學術思想群芳鬥豔的時代。

• 政治條件

說到春秋戰國的起源，還要從夏商周的“分封制”說起。統治者將王公大臣分封到全國各個屬地，以作“守國門”之用，但事實上形成了“各方諸侯割據”的局面。他們可以招募自己的官員跟士兵，並且有收稅賦的權利。久而久之，諸侯的實力就越來越強大，威脅到中央政權的統治。 從西周到東周的逐漸過渡中，王權日漸式微。公元前771年， 申侯與犬戎等聯合進攻周幽王，幽王被殺， 申侯等擁立新主，遷都洛邑，史稱東周。

跟西周一樣，東周統治者只保留著名義上對全國的權威，各方諸侯進一步坐大，為了爭奪政治、經濟資源，中原各方諸侯進入了一個群雄逐鹿的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王，是為春秋五霸。在諸侯混戰的同時，諸侯國都需要招賢納士以求擴大自己的實力， 各種思想學派紛紛躬身入局，以求在亂世中成就一番事業，這自上而下都為百家爭鳴創造了寬鬆的學術氛圍。

• 經濟條件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從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隨著鐵質農具跟牛耕技術的使用，開拓了大量荒地，商業得到空前發展，同時也出現了初級形態的人口、田畝、稅賦入冊“數目字管理”。經濟基礎絕對上層建築，生產力的發展， 為各個學術流派開展活動提供了經濟支撐。

• 文化條件
  

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各種學術思想出現了“下沉”，即由中央到諸侯國再下沉到民間，即“天子失宮，學在四夷”。學士思想不再是貴族的專利，而是自上而下地傳遞到民間。

這三者綜合起來，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02 一燒一黜的後果

那為什麼秦朝之後，“百家爭鳴”再也沒有出現過呢？ 兩件事的發生，由表及裡地扼殺了再次百家爭鳴的可能。

• 秦始皇焚書坑儒
  

公元前230年——前221年，秦始皇在李斯、王翦等輔佐下，先後滅六國，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秦始皇在軍事上南征百越，北擊匈奴， 開發北疆西南，修築長城；在經濟上統一度量衡、貨幣，興修水利，拓展交通， 在武功跟創建制度的規模上都無愧於“千古一帝”。

但是，在思想層面他又是殘酷的， 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的兩次大規模“焚書坑儒”，不但燒燬了前秦諸子百家的大量學術著作，而且坑殺了大量的知識分子，在這恐怖氛圍下，儒家尚求自保，何來百家爭鳴？

另外一方面，秦始皇統一中原之後，疆土趨於穩定，那些希翼用平身所學，在亂世中火中取栗的知識分子，再也無用武之地了。

• 漢武帝獨尊儒術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漢武帝的支持下，實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策，確立了儒家的正統跟主導地位， 這種思想意識形態上的“一元論”“禮治、德治、人治”的法律思想維持了兩千多年， 自此之後，新思想、新學術的出現都只不過是在儒家禮教基礎上的縫縫補補罷了，百家爭鳴更成空谷絕響。

03 陽明心學的“爭鳴”

上面說到，漢武帝獨尊儒術， 限制了新思想的迸發。直到初唐、盛唐時期，政治上的開明讓各思想學派一度有復活的跡象，但處在一個開平盛世，已經不復往昔的實用價值了，而且以安史之亂為分水嶺，文化上的開放跟包容又重新收緊。

到了明朝時期，王陽明橫空出世，他的“陽明心學”，掀起了一股小範圍的“內部流派之爭”， 雖然這跟百家爭鳴盛況不可同日而語，但王陽明心學的學派之爭，在中國沒有掀起什麼大風浪，卻在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發揚光大，成了追求進步的思想武器。

說到底，心學依然是儒家的一個分支，源自孟子，後由北宋程顥，南宋陸九淵加強傳播，跟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 但王陽明在這基礎上創立了“陽明心學”。王陽明認為，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慾”是錯的，“天理即是人慾”。同時他對程朱的“格物窮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理”在心中，而要尋找“理”，就要“致良知”，在“知”跟“行”的辯證中提出“知行合一”的概念，強調道德對實踐的指導作用， 良知跟實踐的相統一。

隨著陽明心學在明朝官僚、地主階級，乃至民夫走卒中的信徒越來越多，對民眾思想的解放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個佐證就是《金瓶梅》的誕生。我們做個假設，如果陽明心學能得到大力推廣，那麼明朝資本主義萌芽就是順理成章了。

但可惜的是，當權者對陽明心學的接受不具有廣泛性，使之缺乏直接改造社會的客觀可能性， 明朝以詩書立國，法律問題往往要翻譯成道德問題，但是陽明心學某種程度上有超越道德的危險性，這也意味著，它可以成為進步思想的精神綱領， 被當權者不容就很容易理解了。

在心學發展過程中，追隨者因社會地位的不同，感悟層次的不同， 湧現了七大流派，除了正統的南中王門，其中的泰州學派影響最大。其代表人物是創始人王艮跟追隨者何心隱。這一派屬於“平民派”，將心學理論“下沉”到普通民眾中， 提出“人人皆可為聖賢”，這種樸素的“天賦人權”雛形自然容易被當局取締。

這七大流派的內部“小爭鳴”，不斷地豐富著陽明心學的內涵，也讓心學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即便如此，因為上面所說的原因，並沒有形成一股足夠改造社會的力量。

但讓心學真正發揮了進步的作用，真正開花結果的卻是我們的鄰居日本。在德川幕府兩百年裡，程朱理學是主流，陽明心學很早就傳入日本，在幕府中後期被斥為異端。沒想到的是，在後來的抑夷倒幕運動中，一大批心學追隨者把心學當作運動的精神綱領。

值得一提的一個人是吉田松陰，他創立學社，培養了大批信奉心學的社會精英。比如西鄉隆盛、高杉晉作等等，他們以明治天皇為大旗，以心學為理論武器，維新曆經三代， 日本自從走向強國之路。

就這樣，日本以心學為有力武器成功了，中國錯過了，縱然可惜，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種必然。

04 聖人評判的標準

此題說“再無聖人出現”，我不敢苟同。聖人的標準是什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治國安邦平天下，都是衡量聖人的一部分標準。聖人之所以是聖人，一般認為是在道德上有過人之處， 上通天理，下達教化。以這些標準，“立德”“立言”“立功”的王陽明都可算一個，如果把標準放低一些，西漢史學大家司馬遷，宋代大儒程朱， 明朝忠烈楊漣等都可列入其中。

在明天啟年間，被閹黨陷害的楊漣，臨死前曾留下一份血書，讀之讓人動容。

綜上所述，“百家爭鳴”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情況，很難再出現了。 像孔子那樣的“聖人”亦如是。這個時代屬於更多的平凡人， 既不乏像鍾南山院士那樣的“偉大”，更不缺躬身入局的每一個人，做著平凡的事。

而這些平凡的人跟事，拼起來，就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君說新語

很高興回答你的這個問題，當然我說的不一定對，大家有興趣可以一起討論討論。

首先先秦時期主要就是在秦朝建立以前的那個時期，也就是秦始皇統治統一六國以前的時期，包含了夏、商、周、春秋戰國這一時間段吧。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出現了一系列偉大學說和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孔聖人、亞聖孟子、法家創始人韓非子、墨家創始人墨子等等，可以說是大師雲集、燦若星河。

那麼為什麼先秦之後就沒有集中出過那麼多偉大的先師了，是水平退步了還是思想沒落了，我想都不是，我認為主要是這幾方面造成的。

  首先還是制度問題，從秦以後我們就改了模式，從分封制改成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了。中央集權制就不需要那麼多的思想了，因為思想多了容易出亂子不利於中央統一控制領導。

其次從董仲舒給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別的思想就成了歪理邪說了，以後的文字獄和焚書事件層出不窮。這樣也大大的制約了別的思想的出現，甚至說我們是嚴厲打擊別的學說出現的。

最後我們說亂世出英雄，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大家都要不斷的利用新的改革和思想來發展自己打擊別人也是社會變革的大時期。這一時期的改革也最多商鞅變法、管仲改革、齊威王改革、吳起變法、李悝變法等等幾乎大家都在改革。

先秦時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解放時期，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任何的新的思想誕生必須需要土壤、環境、社會氛圍、制度彈性的共同作用缺一不可。不知道說的對不對，大家可以一起發表看法。

書一本話一堆

公園前5世紀是世界文藝哲學思想大爆發時期，也是人類文明再進步的重要里程。

從古老東方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莊子的百家爭鳴。再到同時期的歐洲，古希臘人文自然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出現，文藝哲學思想浪潮可謂此起彼伏！

為何會巨人同時期出現？那個時代急需文藝思想巨人。在戰火頻仍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精神世界的美好向往一直沒有停頓，已經厭倦了互相攻伐，殘暴不仁，爭權奪利的大環境。急需高超智慧的哲學思想大家來拯救千瘡百孔的大時代，或言傳身教，或著書立說，或各國遊說。可謂是那個時期的真切召喚！

到大統一時期就急需一種思想意念來凝聚國民，多種思想只會互相矛盾，彼此爭鬥，自然會江河日下！！！

古今事件集成

百家爭鳴是春秋末期的一次思想大碰撞，是社會物質文明高速發展，與政治制度落後的矛盾，而變現出來的，對新格局和新架構的探索。

因此，百家爭鳴不是憑空出世，歷史環境是其誕生的母胎。當社會被一種主流思想統治，表現出思想意識形態的相對穩定後，思想火花產生的條件就消失了，這就是百家爭鳴成為絕唱的原因。

春秋末期百家爭鳴產生的歷史背景

• 首先回到歷史背景，談第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既是一次學術爭鳴，更是一次思想爭鳴，一次關於社會發展該向哪裡去？國家秩序該如何建？人與自然該如何相處？等一系列哲學思想的大碰撞。

思想的孕育，其實是一個很痛苦的經歷，若非社會環境的擠壓，斷然不會出現思想家集體爆發的空間。

春秋末期百家爭鳴的歷史環境就是，西周建立的禮制社會秩序崩塌了，它與社會物質文明的發展不相適應，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百家爭鳴，就是思想家們為病態的社會，開具個人診斷書的一次思想大討論。

西周建立後，大思想家周公，鑑於商朝滅亡的教訓，建立了一整套影響中國數千年的制度，其中尤以宗法制、分封制和井田制最深遠。在這套法律制度中，社會按照血緣關係的遠近，被人為劃分成了若干個階層，形成自上而下的，由法律保障的穩定結構，這套體系統稱為“周禮”。

周禮就是中國的第一套完整法典，並且逐步發展成一種思想文化，深入中國人的血液，成為我們共同的文化基因。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實並非獨創，而是對周禮的繼承和發展。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西周的物質文明增長迅速，但是周禮卻遭到了嚴重挑戰，周公設計宗法制、分封制和井田制，都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表現在社會層面就是，上下尊卑失常，國家統治機器失靈，社會動盪頻發。

春秋末期，各諸侯國不再是西周建立之初的友好兄弟，相互之間不斷爆發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流離失所，大量死於戰爭或饑荒。

由此，社會進入一個對周禮深刻反思的階段，人們都希望找到一條新的道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就是思想界活躍起來的根源。

• 再談第二個問題，百家爭鳴為何發生在春秋末期？
  

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周禮中找答案。前面我們講過，周禮就是西周社會的法律，到了春秋末期，它的三個最重要制度宗法制、分封制和井田制，出現了大問題。

宗法制將人群按婚姻和血緣關係，劃分成了等級，規定了大宗無可挑戰的尊崇地位，小宗只能逐代降格，淪為社會的下一個階層，成為拱衛大宗統治的政治力量。

這種制度有一個先天缺陷，即隨著年代的發展，大宗與龐大的小宗之間，血緣關係越來越淡，久而久之，相互之間的拱衛關係，就演變成了赤裸裸的抵抗！由此，分封制名存實亡，分封變成了分家。

舉個例子，春秋第一個小霸鄭莊公，其祖父姬友是周厲王的小兒子，被分封在鄭地為侯。鄭桓公在位期間，努力輔佐周宣王和周幽王，贏得了非常好的口碑。鄭莊公的父親鄭武公，也還算盡責，幫周幽王東遷雒邑。不過也表現出“不聽話”的一面，他不斷東擴，兼併了東虢、鄶國、鄢國等八個小諸侯。

到了鄭莊公即位，他與周桓王的血緣關係已經較遠，也越來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裡，公開發兵攻打自己主人周桓王。事實上，春秋末期沒有哪個諸侯國還老老實實地認為，自己是替周天子打理封地，而是理直氣壯地將諸侯國的產權人，篡改成了自己的私產。

諸侯國與周王室如此，諸侯國之間更是如此，以前是兄弟，若干代之後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敵。

周王室的衰弱，導致王室幾乎靠施捨生活，內部僅剩的一點地產，還被貴族大肆兼併，井田制也徹底破產。

也就是說，春秋末年遭遇的是，從上層建築，到經濟基礎，到社會秩序，全方位的崩塌，它帶來了人與人、國與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的全面挑戰和重建。這種歷史環境，幾千年唯一一次。

百家爭鳴到底爭什麼？政治利益澆灌血色玫瑰

•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百家爭鳴首先爭的就是對社會問題的診斷，以及如何重建秩序，恢復社會生產。

各派思想家對此都拋出了各自的觀點，舉幾個例子：

儒家認為：社會秩序崩塌的原因，就是人們缺少愛，所以要以“仁愛”為核心，重新恢復周禮，通過禮儀教化，讓人們自覺回到西周初年的理想國。

墨家認為：社會秩序崩塌的原因，也是因為缺少愛，不過他們不認為是仁愛，而是“兼愛”。“仁愛”是基於血緣關係的有差別的愛，社會等級就是這麼來的。墨家認為“仁愛”才是社會的病源！“兼愛”就是無差別的愛，社會應該回到沒有等級的，三皇五帝時期。

道家認為：社會秩序崩塌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們這幫儒家、墨家，成天想著做這個幹那個，違背了天道自然，結果越忙活越壞。所以，我們應該順應自然，不要人為干預，社會應該回到更遙遠的上古時代，那裡沒有政府，沒有組織，更沒有軍隊，小國寡民，各過各的。

法家認為：你們都錯啦，社會崩塌的原因就是周禮過時啦，什麼回到過去，那都是落後思想。皇道喪失，帝道淪喪，王道暗淡，現在該建立霸道了——以王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和王權獨裁社會！

這些觀點之間，有些差別看著很微小，但是其背後的思想淵源卻非常深刻，所揭示的社會本質往往背道而馳，因而相互之間水火不容，乃至於互為寇讎！

• 除了思想意識形態之爭，百家爭鳴其實還是利益之爭。
  

百家爭鳴所產生的成果，最終的服務對象必然是統治階級，所以，演變為利益之爭是必然的歸宿！

儒家思想有一句名言，讀書人的人生目標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生動地概括了百家思想的本質，圍繞統治者，提出社會改革方案，實現個人及社會價值。

思想與政治的聯姻，就是百家爭鳴的政治基礎。翻開史書，我們發現，學術之爭不是輕鬆的口舌之辯，伴隨的往往是利益傾軋，和血淋淋的殺戮！歷史上最殘忍，最令人扼腕痛惜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慘死，就是百家爭鳴開放出來的一朵血色玫瑰！

百家爭鳴產生的歷史條件

百家爭鳴產生，除了上述歷史背景和利益助推因素外，還有幾個很重要的條件：

• 1.士族階級群體的大發展
  

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百家爭鳴的“主演”，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士族階級。士族階級其實就是西周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產物，他們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只不過，按照周公設計制度，他們因為小宗身份，逐步淪落為貴族的最底層——士族。

士族有兩個特性，一是有空政治頭銜卻沒有政治待遇；二是這個群體數量越來越大。第一種特性註定了他們“夾心餅”的生存狀態，既沒有平民勞作的願望和能力，又很難回到政治的核心地位。

隨著數量的膨脹，這個群體必然會爆發出一種自我價值體現的能量。孔子就為這個群體提出了很明確的人生目標：讀書做官。不過，孔子的做官，跟帝制時代的做官不一樣，帝制時代做官是謀求職業，孔子的做官是謀求失去的貴族身份。

這因為士族階級的尷尬地位，和不同於貴族階級的能動性，他們才具備了在動盪時期，展現個人才智的機會。沒有這個特殊的群體存在，百家爭鳴無從談起。

• 2.社會生產力的充足發展
  

為何在夏商時期，沒有百家爭鳴？很簡單，百家爭鳴解決的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衝突，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是百家爭鳴的基本條件。夏商時期的生產力水平，還遠遠達不到物質文明發達的條件。

人類社會的發展，從原始人類，到原始部落，再到部落聯盟，再發展到國家意識形態的誕生，每一步都是基於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思想意識形態是物質文明的沉澱和思考，正是西周建立後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對舊體制的衝擊。

• 3.意識形態領域的自由空間
  

在百家爭鳴之前，還沒有一個思想執牛耳，佔據思想領域壟斷地位。周禮在彼時僅僅是作為法律和制度存在，它演變為一種文化和思想精髓，是隨著時間的沉澱，和儒家思想的提煉，才完成了角色轉換。

也就是說，在百家爭鳴之前，中國的思想界接近於一張白紙，人們可以自由地接納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洗禮。這種意識領域的自由空間，是百家爭鳴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先秦之後百家爭鳴的土壤哪裡去了？

那麼，先秦之後百家爭鳴為何永遠地消失了？我們所景仰的各派聖人先哲，也不再湧現？

其實，先秦之後，局部時間段也有過思想學術之爭，只是很短暫，沒有形成潮流，比如西漢初年。為何百家爭鳴成了封存的歷史呢？沒有誕生的條件了。

• 1.儒家思想一統天下，失去了意識形態發展的自由空間
  

秦朝二世而亡後，西漢帝國經歷了初年的黃老治國後，確立了獨尊儒術的思想，從此以後，儒家思想獨佔意識領域兩千年。

當一種思想獨霸空間時，所有人自幼就接受一種思想的教育，新思想就缺少了生存的土壤。另外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後，中國的帝制結構，形成了儒家士族與皇權的伴生結構，這種結構不可能給其它思想創造生長的空間。

• 2.社會全方位受到挑戰的動盪期不再出現
  

春秋戰國之後，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遭受全面衝擊的時期，恐怕只有晚清。晚清開放的世界格局，讓西方思想大量湧入，中國人失去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機會。

除了晚清，先秦之後都是在帝制條件下的朝代更迭，每一個王朝大多換湯不換藥，核心的統治結構變化不大。也就是說，從統治思想和基本政治制度層面，沒有遭受重建的挑戰。

這種穩定性，肯定不利於思想的活躍。

• 3.沒有代替士族階級的新生力量誕生
  

百家爭鳴中的士族階級，是中國歷史上最獨特的一個群體，他歷經幾百年發展，最終為自己贏得了站在歷史巔峰的機會。這個群體從誕生，到發展，再到成為社會主流群體，所經歷奇幻歷史進程，是永遠無法複製的。

此後兩千多年，士族階級成為皇權唯一的拱衛力量，無可替代。一個佔據社會主流的群體，不可能自覺革命，從思想領域自我覺醒。社會又沒給新生力量產生和生產的空間，失去了主力群體，百家爭鳴就是空談。

結束語

總之，百家爭鳴不是單純的學術之爭，而是思想之爭，政治利益之爭。它的產生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是社會面臨劇變的自我覺醒和革命。

春秋末年之後，百家爭鳴失去了必要的綜合條件和歷史機遇，思想發展歸於平靜，中國如此，世界也是如此。我們最好祈求新的百家爭鳴永遠不要再來，因為那意味著又是一次人類的動盪和災難！

尋根拜祖

很高興回答您的這個問題，希望我拋磚引玉，大家一起探討交流。

首先，從時間上看，先秦時期是概指秦朝建立以前的所有時間，即，大概在公元前221年以前，經歷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戰國等歷史階段。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不僅在中國，其實在整個世界，都有一個階段，即公元前四、五世紀，誕生了很多先哲聖人。中國的老子、孔子、印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耆那教的大雄，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等。

他們的出現基本框定了人類幾千年的社會生活以及精神文化的格局。直到今天，世界人在骨子裡還是沒有逃開由他們劃定的圈子。

糾其緣由，我們簡單的可以說那是一個思想爆炸的時代。仔細分析，就要提及社會的變革，產生了文化的萌芽，人們開始邏輯的思考，並探索宇宙、世界、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人們要為自己找到一個世界觀，並建立與之和平相處的理論。

我們現在把眼光放回到中國。百家爭鳴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戰國（前475年—前221年）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湧現及各家族流派之間爭芳鬥豔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其實，早在春秋以前，就已經有了像周文王這樣的聖人，寫出了周易。

周朝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個朝代，在漫長的800年中，人們逐漸完善自我的秩序和禮儀制度。特定的分封制度環境為各種管理體系以及思想理論燦爛發展創造了條件，從而產生了像老子與孔子這樣的大思想家，當然還有墨子、韓非子等等諸子百家思想的誕生。

其實，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這些大家們所提出的思想基本上已經涵蓋了整個人類與社會之間的思想範疇，甚至一度出現了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亂象。這個混雜的現象到了戰國時期，尤為嚴重。

這一切，作為封建帝國創始人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全部看在眼裡。作為維護集權統治的帝國而言，他不需要這樣的亂象，所以他選擇了最適合制度發展與社會管理而且又具備完整體系的儒家思想，從而結束百家爭鳴。

縱觀人類的發展，思想推動社會，社會左右思想。人類的需求，已經由原始的探尋世界觀，而變成在穩定中謀求幸福。後來兩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不是沒有聖賢之人，只是無需聖賢之人，諸如像朱熹、王陽明等，也只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一個哲人，而不是聖人。

我想，聖人都是後人稱頌的，在他們的年代，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有著生活的困惑與迷茫，但他們撥開迷霧，為我們帶來了思想的光輝。

維摩居主人

其實在先秦以後，歷史發展的結局就是百家爭鳴不再，尤其在西漢初年，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得到漢武帝的採納，從此儒家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正統治國理念。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我們且來分析。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背景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旦出現亂世，必會出現各種思潮暗流湧動，各種流派，學者紛紛著書立說，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夠影響世人，進而服務統治階級。而春秋戰國正好處於這種背景之下。

其一、周平王東遷洛陽，王室衰微，同時群雄並起，天下週禮崩壞，一些沒落的奴隸貴族知識分子從宗法羈絆中獨立出來，帶著自己的學說周遊列國，希望得到統治者的青睞，他們由於出身不同，對社會的見識不同，從而形成了各種思想流派，這些湧現出來的不同流派經常相互爭辯，彼此詰難，相互進步，至戰國末期，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而且這些學派代表者不同的階層利益，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那時名氣比較大的入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等。

其二、那時正值群雄爭霸，逐鹿中原的時期，各個諸侯列強為了壯大自己的國力，紛紛虛心接納適合本階級（層）或本集團利益和要求的學者和思想家，例如秦孝公，他繼位之初秦國的國力較弱，人民生活貧苦，為了改變現狀，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納士，商鞅看到機會帶著他的法家思想來到秦國，向秦孝公闡述自己的治國主張，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等，這就是著名的商鞅變法，經過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國力上升很快，軍隊戰鬥力大增，到戰國末年，秦國已成為戰國七雄之首，俗話說良禽擇木而棲，而統治階層也在各種流派中搜尋自己的千里馬。

在那個動盪不安，社會急劇變化，許多問題亟待解決，給了各種流派紛紛表達思想的土壤，而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給了他們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

秦始皇統一六國，百花齊放開始呈枯萎之勢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初，朝局不穩,社會動盪不安,六國後裔人心渙散，為了能更好的鞏固朝政, 安定天下，防止地方各自為政，遂取消西周以來的分封制，採取郡縣制，將地方治權收歸中央，另外在思想上採取壓制手段，崇尚法家治國，大力打壓其他思想流派，比如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造成了鉗制了思想，摧殘了文化，戰國以來形成的璀璨文化，遭到嚴重破壞。

西漢初年，道家思想流行，然曇花一現

劉邦擊敗項羽，建立西漢政權以後，當時的國力比較弱小，而且持續幾年的戰爭，國家遭到嚴重破壞，民生凋敝，據說劉邦出宮巡視連一色的馬匹都湊不齊，可想那時經濟多麼糟糕，鑑於此，劉邦統治集團採納了道家“無為而治”的理念，實行休養生息，重農抑商，到了文帝、景帝時代，社會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

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百花齊放局面不再

到了漢武帝時期，各個封國逐漸做大，已有尾大不掉之勢，繼續採取黃老之說，無為而治，已經不適應當時形勢，為了維護中央大一統，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的學說迎合了武帝的需要，鞏固了漢朝大一統，自此，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統治者的正統治國思想，長達兩千多年，直至清朝滅亡。

結尾

至漢武帝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就已不再，至於題者問的聖人不再，應是指孔子，老子這樣的大思想家的確不再，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需要，大力壓制新思想流派的產生，禁錮人們的思想自由，到了隋唐以後，科舉制的產生，造成知識分子只識四書五經，孔孟之道，思想僵化嚴重，難再產生千古流芳的大思想家。

一切都付笑談中

這要談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春秋戰國時，各國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方針，以法家為盛。

各國紛紛啟用法家人物變法改革。

漢朝建立後，原戰國各學派思想逐漸恢復，尤以儒家及道家兩派為盛。漢朝初期各君主主要奉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尊重道家思想，惟七國之亂平定後，漢朝中央政府權威空前強大，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急切需要大一統的思想標準。

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日益需要完整及深厚的哲學思想來維護政權的權威。由於當時的學者還是各尊各道，無統一的思想。

漢武帝即位後，權臣衛綰、田蚡和竇嬰等主張尊崇儒術，貶抑法家，同主張道家無為思想的竇太后展開政治鬥爭，建元二年（前139年），竇太后一度得勝。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支持儒家的官員重新得勢。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前134年）徵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長安策問。

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班固於《漢書》《武帝紀》贊曰：“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

《漢書》中武帝未置可否，不過武帝頗好方術， 但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的情況有很大的改善，在全國的思想及仕進上慢慢開始採用儒家思想的觀點。

此後，漢武帝大量任用儒生為官，同時張湯和杜周等人主張以《春秋》決獄，逐漸使通曉儒家經典成為為官為吏的必要條件之一，儒家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

但是，漢武帝尊崇的儒術同孔子的思想出現了很大的區別，該時期的儒術成為了以原儒家思想為主體，大量吸納其他諸子百家思想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後來的史學家稱之為獨尊儒術。

所以，此後中國文化思想不再真正意義的多元化，只崇尚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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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焚燬了很多典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禁錮了思想，這些導致百家思想斷層。

百家爭鳴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文化繁榮，一次在春秋戰國時期，一次是民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在社會動盪的大變革中，各種學說文化高度發達，且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盛況，由此這一時期還被成為“諸子百家”時期，這一時期的思想對後世2000多年產生深遠影響。而民國時期，則是文言文向白話文過度的關鍵時期，由此也產生了很多文化碰撞，形成一度繁榮的文化盛況。但與先秦的“諸子百家”相比，還是要遜色很多。

目前文史學界，對諸子百家主要學派的論斷，有六家、十家、十二家之說。十二家分別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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