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們都被激烈的情緒裹挾。我們的情緒濃度大概是往日的數倍到數十倍，每天都有新的悲傷、憤怒抑或是感動。但在另一面，我們也常常看到這樣的感嘆：人和人的悲歡並不相通；世上並沒有真的感同身受這回事。
真正的感同身受，是極為罕有的。當我們看到遠方的苦難，我們會有某種程度的共情，但很少有人能真的完全感受到別人所遭受到的痛苦。那些輾轉反側，抑或是痛不欲生，很多時刻，都只有當事人自己去扛。承認這一點，首先是對他人的苦難的尊重。
更何況，我們也見多了打著“共情”的旗號，實際在作惡的諸多亂象。而要從“共情”走到善行，這中間還需要諸多的理性。甚至，用冰冷的邏輯和推理來行動的人，可能比完全受共情驅使的人做出更多的利他行為。在這個意義上，今天，我們想來談談“共情”這件事。
過去的幾年裡，耶魯大學公開課最受歡迎教授之一保羅·布盧姆（Paul Bloom）一直在關注人類情感中的“共情”現象。在他看來，過度的共情，或者說僅僅只有共情，並不能完成善行。而且這種完全鏡像式的共情，往往只存在於家人、愛人或親密朋友之間，這也決定了共情很可能是有親疏遠近的，是難以量化、難以長久持續的。
布盧姆將共情分為了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他反對過度的情緒共情，而贊同認知共情。比如說，當我們聽聞他人的苦難或疼痛，我們不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獲得他人情緒或感受的鏡像，而可以通過一種更為理性或抽象的認知——獲得認知共情。而這種認知共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看清別人的處境，也更容易推動由個體到世界的行動。因為認知的背後，包含了深思熟慮之後的選擇——而這種對善行的選擇，才能支撐人們實現更為長久的善行。
“反對共情”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安，可能是因為人們常常認為共情是一種絕對的善，永遠是多多益善，根本不存在“過度共情”的說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共情其實很特殊，因為人們對其他情緒、感受和能力（比如理性）的看法要苛刻得多。
幾年前，史蒂芬·平克用一個清單發起了對共情的討論。下面是最近兩年冒出來的有關共情的標題或者副標題：
共情時代、為什麼共情如此重要、社會神經科學視角下的共情、共情的科學、共情缺口、為什麼共情是必需的且岌岌可危的、共情是世界性的語言、企業如何通過創造廣泛的共情走向繁榮、教會共情、教會孩子共情、共情的根源：改變世界從一個個孩子開始
.....
在布盧姆剛開始寫《反對共情》這本書的時候，他也一直在不停地蒐集類似的例子。迄今為止，在亞馬遜上，已經有1500多本書把共情作為書名或者副書名了。其中排名最靠前的 20 本書，有的是給父母和老師看的，有的是心理自助類書籍，有的是市場營銷類書籍（如《如何靠共情創造出人們喜愛的產品》），甚至還有幾本是高質量的科學著作。
很多網站、博客以及 YouTube 視頻頻道都在大肆提倡共情，如有個網站列出了奧巴馬所有關於共情的講話，包括這句名言：“在今天，美國社會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赤字就是共情供給不足。”
事實上，的確有很多人都堅信共情能拯救世界，尤其是那些傾向於自由主義和改革派的政治家。那些與共情相關的實驗研究、認知神經研究、哲學分析解讀，以及針對嬰兒、黑猩猩和老鼠的研究，也試圖證明共情對於讓人做善事有多麼重要。
不過，在布盧姆看來，共情不等於道德或善良，共情甚至會導致不公平現象。
撰文丨保羅·布盧姆
摘編丨董牧孜
“反對共情”為什麼如此令人不安？
共情與其他道德考慮可能存在衝突？社會心理學家 C. 丹尼爾·巴特森及其同事的實驗就是一個例子。研究者告訴被試，有一個名叫謝里·薩默斯的身患絕症的 10 歲小女孩，正在排隊等候能減少痛苦的治療。同時，研究者告訴被試，他們有權讓這個小女孩插隊到最前面。當簡單地問“你會怎麼做”時，被試都認為她需要排隊等候，因為前面還有其他需要治療的孩子。但是當先讓被試想象一下這個小女孩當時有什麼感受時，他們則更傾向於允許她插隊，讓她排在那些可能更應該進行治療的孩子前面。
這種情形下，共情的力量大過了公平，也就是導致了一個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有違道德的決定。
《擺脫共情》， [加] 保羅·布盧姆著，徐卓人譯，湛廬文化丨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澤爾·克拉文斯基（Zell Kravinsky）的故事也是一個典型案例，他的行善和利他行為並非出於共情。他幾乎把自己價值 4500萬美元的所有財富都捐給了慈善機構。因為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他繼而又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把自己的一個腎捐獻給了陌生人。看到這種無私的人，你或許會油然而生一種崇拜之情，為他強大的惻隱之心而感動不已。但至少在克拉文斯基這個例子裡，事實並非如此。彼得·辛格這樣描述他：他是一個智力非凡的人，擁有教育學博士學位和詩歌博士學位……他是用數學術語來規劃自己的利他行為的。科學研究文獻的數據說明，捐獻腎臟的死亡率只有 1/4000，於是他認為，如果不捐獻腎臟，就意味著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4000個陌生人的生命還重要，而這種價值偏差是他不能接受的。
辛格更進一步認為，那些像克拉文斯基這樣，用冰冷的邏輯和推理來行動的人，對他人做出的貢獻實際上要比那些被共情感受驅使的人做出的更多。
共情的缺陷也很明顯，共情就像一盞聚光燈，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需要幫助的人，但這恰恰也是問題之所在：首先，共情的焦點非常狹窄；其次，共情會被一個人自己的偏好左右；最後，共情往往聚焦於特定的個體。
舉例來說，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事件之後，陷入共情的人們以排山倒海之勢行慈善之舉，以至於這個紐敦小鎮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幾百名志願者被組織起來去存放從全美各地寄來的禮物和玩具，即便是在紐敦鎮官方請求大家不要再寄東西之後，各種物品也依然源源不斷地湧來。志願者不得不找了個大倉庫來存放這些毫無用處的玩具。此外，還有上千萬美元的善款流進了這個本來就挺富足的小鎮。這是一場充滿黑色幽默的喜劇，共情讓人們心癢難耐想要有所作為，於是這些來自更加貧窮社群的人紛紛把錢捐給了比自己富裕得多的社群。
共情並非是導致這些非理性和不合時宜的做法的元兇，真正的問題恰恰在於，人們對他人的共情太少了。人們當然應該對紐敦的兒童和家庭共情，但同樣也應該對芝加哥的兒童和家庭共情。但若是如此，我們甚至應該對全世界幾十億的人共情，如年事已高卻不能溫飽的老人，一貧如洗買不起健康保險的人，腰纏萬貫卻飽受存在危機困擾的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因受到誤判而無端被社會唾棄的人……
理智上，我們會認為所有人的人生都值得尊重，做決定的時候也會對此加以考量。這在現實中，無差別的共情是很困難的。實際上，我們每次只能對一兩個人共情，不信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網紅心理學家保羅·布盧姆（Paul Bloom），知名認知心理學家和發展心理學家、耶魯大學公開課最受歡迎教授之一、TED演講人。布盧姆是《科學》雜誌評出的Twitter上最有影響力的50位明星科學家之一，美國哲學與心理學協會前任主席，《行為與腦科學》雜誌聯合主編。他的文章屢見於《紐約時報雜誌》《自然》《紐約客》《科學》等刊物。著有暢銷書《善惡之源》《快感：為什麼它讓我們欲罷不能》。
關於“共情”的8個錯誤觀點
你口口聲聲說反對共情，但共情其實就是善良、關懷、憐憫、愛、道德，等等，而不是你所說的感受他人的感受。
不論怎麼說，你都會發現，很多人，也就是那些強調要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等的人，真的認為道德源自共情。
在英語裡，empathy（共情）這個詞最能描繪感受他人的感受的情況，而且比 sympathy（同情）和 pity（憐憫）都更合適。例如，如果你處於狂喜之中，我也因此而感受到這種強烈的愉悅，那麼我可以說自己在跟你共情，但如果說我很同情你或者憐憫你就會顯得非常奇怪。另外，同情和憐憫指的是對他人感受的回應，而不是鏡像反映出同樣的情感。如果你替一個窮極無聊的人感到苦惱，這是同情；如果你也感到無聊，這才是共情。如果你因為一個人的疼痛而感到悲傷，這是同情；如果你也能感受到他的疼痛，這才是共情。
心理學家使用“情緒傳染”（emotional contagion）這個詞來表達一個人的情緒感受彌散、流傳到另一個人身上的過程，如看到他人哭泣，自己也會感到悲傷；見到別人開懷，自己也會心潮澎湃。即便你此時此刻本來沒有什麼情緒，見到他人的苦難也會物傷其類；甚至即便他人並未表達出自己的情緒感受，你也能通過推己及人來揣測他們的內心，繼而與他們共情。
Empathy（共情）跟 compassion（同情、愛心）和 concern（關懷）都有關聯，而且有時這幾個詞會被當作同義詞。但跟共情相比，同情和關懷的用法更加廣泛。說自己對上千萬的瘧疾感染者共情會顯得非常奇怪，但說你非常關心他們或者對他們充滿同情就很合情合理。同樣，同情和關懷並不需要鏡像複製他人的情感。
共情能力強的人更善良、更關愛他人、道德更高尚，這就說明共情是善的力量。
很多人都對此深信不疑。畢竟，說一個人共情能力強是一種恭維，共情可能與智力和幽默感在人們心中的分量相差無幾。如果你想要在網上交友，那麼，在個人描述中放上“共情能力強”肯定會讓你變得更有吸引力。
人們對共情跟其他優秀特質之間的關係的看法其實是經驗性的，但我們可以用標準的心理學研究方法來測試一下。例如，你可以先對一個人的共情能力進行測量，然後看看能否根據其得分準確預測助人之類的良善行為。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精確地測量一個人的共情能力很困難。現在已經有了一些成果，但研究發現，共情跟善行之間的相關性其實非常弱。相反，有證據證明，較高的共情能力會讓人在面對他人的痛苦時驚慌失措，做出荒謬的決定，而且往往會使人變得殘暴。
Against Empathy，Vintage ,2018.02
缺乏共情能力的人都是精神病態者，都非常可怕，所以我們需要共情能力。
誠然，標準測試會說，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共情能力或者至少更不願意去對他人共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變態狂魔。只有當能證明精神疾病真的是由缺乏共情能力引起的時，才能說它證明了共情的重要性。
這也是一個可以在實驗室檢驗的命題，但得出的結論卻並不支持這種觀點。正如後面會講到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問題往往與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惡的本性相關，而不是與缺乏共情能力相關。另外，沒有證據證明缺乏共情能力與攻擊、挑釁或者殘暴行為有什麼關聯。
道德的某些方面可能與共情無關，但共情卻是道德的核心所在。沒有共情，也就沒有正義、憐憫和同情。
如果這個觀點的意思是人只有具有共情能力才會去做善事的話，那麼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謬誤。想一想你如何評判下面這些事情：開車時往車窗外扔垃圾、偷稅漏稅、在建築物上寫種族歧視的話，等等。不需要對某個想象的或真實的個體產生共情，你就可以知道這都是錯誤的行為。再想一想挽救落水兒童和慈善捐贈。這些行為裡或許有共情的成分，但顯然不是必需的。
批評者會勉強承認，沒有共情人們或許依然可以做好事。但他們會認為，沒有共情，人們或許根本就無法真正地關心他人，或許就不會有任何同情或者關愛之心。但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例子又一次證明了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例如，我看見一個小孩因為害怕狂吠不止的狗而號啕大哭。我可能會急忙上前抱起他進行安撫，並且對他非常關愛，但是，這裡面並沒有共情的成分。我沒有感受到他的那種恐懼，一絲一毫都沒有。
不僅如此，還有更多通過實驗得到的證據也能證明這一點。例如，塔妮婭·辛格和她的同事證實了，對一個人共情和對一個人同情是截然不同的——不僅在腦神經的區域上涇渭分明，兩者產生的效果也是大相徑庭。
難道你不需要任何情感壓力來激發你成為一個好人的動機嗎？畢竟，只有冷冰冰的理性是不夠的。
大衛·休謨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應當是激情的奴隸。”良好的道德意圖需要對不同事情進行價值排序，良好的道德行為也需要有某種動機來推動。畢竟，即便一個人知道最應該做什麼，他也需要有足夠的動機才會去做。
我對此深信不疑，也從來沒看到過任何針對這種觀點的有效的質疑。但是，認為這個觀點支持共情卻並不成立。休謨所說的“激情”可以是很多東西，如憤怒、羞愧、內疚，或者是積極方面的同情、善良和愛。沒有共情，你照樣可以有動機去幫助他人。道德領域的偉大學者、休謨的好朋友亞當·斯密對共情這個概念非常熟悉。他曾經思考過到底是什麼改寫了人類的自私，讓人們願意幫助他人。他的確是想到了共情，但隨後就因為共情的力量太微弱而將它否定了。相反，他認為應該是刻意的深思熟慮和對做正確的事的渴望讓人們變得如此。
共情可以被用來做善事，有很多例子說明共情會帶來積極的改變。比如反對奴隸制，道德領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以共情為導火索的。此外，共情也能激發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善行。
我同意這個觀點。無論是慈善機構、宗教團體還是政治黨派，都會把共情當作工具。如果這些機構有正確的道德目標，那麼共情就會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力量。雖然我認為把共情當作道德指南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選擇，但我並不懷疑共情可以被當作一種策略來促使人們做好事。
針對那些願意把腎臟捐獻給陌生人的人，喬治城大學心理學副教授阿比蓋爾·馬什（Abigail Marsh）及其同事進行了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在標準的共情測試中，這些極端利他的人的得分並未超過一般人。引起研究者興趣的是這些人的杏仁核，也就是腦中主要參與情緒反應的結構。阿比蓋爾及其同事之前的研究發現，精神疾病患者的杏仁核比正常人的小，並且在觀看驚恐的人的照片時，他們的反應也比正常人小。於是，研究者推測這些做出善舉的人的杏仁核更大，並且對驚恐的面龐有更加強烈的反應。而這恰恰就是他們在研究中的發現。這究竟有什麼含義呢？一種可能是，這種腦解剖和反應上的差異都是由人的性格引起的：冷酷殘暴、麻木不仁會讓你對他人的恐懼逐漸變得不敏感，而善待他人、關愛同類卻會讓你對他人的恐懼更加敏感。另一種可能是，這種腦上的差異是原因而非結果：你早期對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可能會直接影響你長大後成為什麼樣的人，當然，對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與共情能力密切相關。
所有強烈的情感都會有某些積極的影響，不僅是共情，就連憤怒、恐懼、報復的渴望都可以帶來好的影響。人們往往能輕而易舉地指出共情的益處，卻對它的代價視而不見。
《阿特拉斯聳聳肩》，[美] 安·蘭德著，楊格譯，華章同人丨重慶出版社，2013年7月版。
所有人都有很強的偏見，認為虛構情節有巨大的能量來激發人的共情。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湯姆叔叔的小屋》和《荒涼山莊》這樣的作品通過故事讓讀者深深感受到了人物的悲慘處境，繼而引發了巨大的社會變革。但人們卻忘記了，還有一些其他的作品用不同的方式影響了世界。斯坦福大學文學教授喬舒亞·蘭迪（Joshua Landy）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例子：在每一部《湯姆叔叔的小屋》之後，也會有一部《一個國家的誕生》；每一部《荒涼山莊》旁邊，也會存在一部《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 。每一部《紫色》（Color Purple）之後，都會有一部《特納日記》（Turner Diaries），當年俄克拉何馬州爆炸慘案的元兇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開的那輛滿載爆炸物的貨車後座上，放的就是這本白人至上主義的小說。這裡的每一部作品，都激發了讀者的共情：偉大的狄更斯讓讀者用悲天憫人之心同情小杜麗（Little Dorrit）；西部小說作家讓讀者看到在印第安人攻擊下的悲苦無助的殖民者的形象；《阿特拉斯聳聳肩》等書的作者安·蘭德（Ayn Rand）創造的那種精明強幹的“工作創造者”形象，更是時時受到無所事事的寄生蟲騷擾。
《湯姆叔叔的小屋》這部小說是19世紀最暢銷的小說（以及第二暢銷的書，僅次於最暢銷的書《聖經》），並被認為是刺激1850年代廢奴主義興起的一大原因。在它發表的頭一年裡，在美國本土便銷售出了三十萬冊。《湯姆叔叔的小屋》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南北戰爭爆發的初期，當林肯接見斯托夫人時，曾說到：“你就是那位引發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後來，這句話為眾多作家競相引用。
事實上，共情，或者說情緒，並非人們行為的唯一動機。喬舒亞·蘭迪還為另一個選擇做出了辯護，我覺得言之有理：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變人們的看法，如藉助事實的力量。我知道這是老生常談了，但想想那部反映全球氣候變化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這部紀錄片對環境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整部紀錄片裡沒有任何惹人憐愛的角色或妙語連珠的臺詞。再想想《食品公司》（Food, Inc.）、《雜食者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以及喬納森·薩弗蘭·弗爾（Jonathan Safran Foer）討論素食主義的作品《吃動物》（Eating Animals）。在過去的 100 多年裡，並沒有太多以肉製品工業為主題的暢銷書，但這並沒有妨礙人們逐漸走向更加明智的態度和立場。
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劇照。
你提到了很多共情的替代品，但這些東西難道就沒有侷限嗎？
它們當然也有侷限。我已經對共情的問題做出了說明，它就像聚光燈一樣，只會讓自己關心的東西佔據中央。但是，參與道德行動和判斷的其他心理過程也有偏頗之處。即便是有辦法把共情從腦中完全移除，我們還是會關心自己的親朋好友勝過陌生人。同情是帶有偏見的，關懷也有傾向性，甚至成本收益分析也不是不偏不倚的。即便是竭盡全力想要做到一視同仁、客觀公正，我們也仍然會傾向於選擇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結果。
理性同樣也難免存在侷限，畢竟人類本就不是一個完美的物種，但在最好情況下，它能給我們帶來道德上的洞見。是理性讓我們能夠超越情感對自己的影響，認識到遠在天邊的一個兒童的痛苦跟鄰家小孩的痛苦同樣重要；是理性讓我們能夠理解，雖然一個兒童因為接種疫苗生病確實非常不幸、假釋項目確實可能導致強姦和鬥毆，但這些事情在總體上改善了人們的福祉，所以要堅定不移地推行它們，直到有了更好的選擇。雖然同情之類的情感會讓人去關心某種目標，但想要達成這些目標，卻應該依賴理性思維。
你也承認了，人往往不能很好地運用理性。很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更是進一步指出了人類的理性思維能力其實非常差，還不如去相信包括共情在內的各種直覺呢。
美國知名道德學家詹姆斯·雷切爾斯（James Rachels）把理性視為道德的必要組成部分：“道德，最起碼的就是要試圖用理性指導自己的言行，也就是說，去做那些最有理由去做的事情，同時，對自己行為所影響到的每一個人都賦予同等的權重。”雷切爾斯並不是從心理學的角度描述人們面臨道德困境時是怎麼做的，而是提出了一種規範性的觀點，認為人們應該這樣去做。
其實這並沒有乍聽上去的那麼矛盾。即便是提倡道德情緒（moral emotions）的人，也隱性地把理性放在了最優先的位置上。例如，如果你問他們為什麼認為共情如此重要，他們不會只是堅持自己的立場死硬到底。相反，他們會提出證據，會談論共情的積極後果以及與自己關心的重要事物之間的聯繫。也就是說，他們也需要通過訴諸理性來為共情找到支點。
我們怎樣讓“共情”成為善行？
布盧姆在《反對共情》這本書中想強調的是，道德和善良所包含的要比共情多得多。
真實世界裡的很多良善之舉，並不是由共情方面的考量而引發的。只是因為人們很容易用共情來理解一些行為，所以就看不到其背後實際存在的其他原因。“不承認這種觀點的人，不是把共情定義得非常寬泛以至於容納了所有內容，就是對道德的心理機制有著一廂情願的刻板理解。人是非常複雜的存在，每一個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為背後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徑。”
認知共情是一個有力的武器，每一個想要成為好人的人都需要它，但它自身卻是與道德無關的。與之相反，情緒共情可能實際上對道德具有腐蝕作用。
情緒共情，也就是被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等哲學家稱為“同情心”的東西，常常被簡稱為共情。很多學者、神學家、教育家和政客都對共情大加讚頌，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品質。但實際上，如果你正在進行一個困難的道德決策，覺得需要去感受一下他人的痛苦和快樂，那麼你最好就此打住。對共情的投入可能會讓你覺得很舒服，但這毫無益處，而且可能會導致錯誤決策和不良後果。
雖然有時候共情確有好處，但總體而言，摒棄過度的共情我們會做得更好。更好的方法是運用理性並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讓更為冷靜的憐憫和善良之心幫你做決定。
題圖為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劇照。
本文整合摘編自保羅·布盧姆的《反對共情》一書的章節《8 個有關共情的錯誤觀點》，較原文有刪減，由湛廬文化授權轉載。
整合丨董牧孜
校對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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