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刚刚登基没几天的熹宗皇帝，听从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会议的结果，罢辽东经略熊廷弼，令其听勘定夺。升辽东巡抚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袁应泰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他运气不太好，官升的很慢，而且总是替别人擦屁股。萨尔浒大败时，他本来正在做河南参政，大概由于他以前曾经做过辽东兵备，所以被调为临近山海关的永平道兵备。开铁失陷，辽东巡抚周永春连章求去不得，于是推荐他代任，这就跟抓他当替死鬼一样，于是在关外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袁应泰在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又做了辽东巡抚。等熊廷弼顶不住走了，他又成了辽东经略，简直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跳进了火坑里。
许多人认为辽沈失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袁应泰的无能，但袁应泰和熊廷弼的任期其实基本是重合的，他俩几乎是前后脚来到辽东任职的，一个做巡抚，一个做经略，互相配合了一年多。前期辽东暂时稳定，都说是熊廷弼的功劳，没人说他一句好，可后期辽沈失陷，又都说是因为熊走了，全怪他，真是挺冤的。其实在熊廷弼任经略的的后半期，面对八旗铁骑的攻势，已经束手无策了，辽沈失陷可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熊廷弼不走也是一个样，只能说袁应泰的出现，可能使得大明朝输的更快了。
袁应泰上任伊始还是颇有大将之风的，一就任，先敲打大将贺世贤，称其举动失措，应该降级示惩，但话锋一转，又称其奋勇直前，宜姑免罚治，而且为贺世贤、侯世禄请功。再以尚方剑斩贪将何光先，拘捕其子何起虎，追银马还官，以肃军法。紧接着请调升蓟镇东协参将姜弼为副总兵援辽，同时请汰一大帮废材，有总兵李荣，副总兵郭有光、曹登衢，参将胡柏灏，游击白安邦，都司杨国威，守备刘岱等任，朝廷一概批准。有赏有罚，有升有降，相当的不错。
不过他虽后上表，提出要于明春（天启二年）进屯抚顺，很让人怀疑他的判断力，要说袁应泰对全局缺乏了解吧，他也不是第一天来辽东，明明熊廷弼罢官前已经左支右绌，他居然在求兵加饷不得的情况下请求扩大防区。不过他于正月十四的表奏中却写有“我之乘时断宜在春，而兵马钱粮须齐集于二月之前”，颇让我怀疑老袁是个很有心机的家伙，毕竟此前熊廷弼拥兵不战，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莫非他是借钱粮不济将朝廷一军，也未可知。但朝中诸臣见表都大吃一惊，纷纷反对，御史潘士良云，守抚顺将增三百里饷路，每岁又增饷30万，难以承受。朱童蒙疏，倘奴出铁骑截断来路，粮断援绝，是断送若干人也。礼科王志道称，辽师败坏皆不问兵马，轻于言战之易也，愿十年勿言战。兵部尚书黄克缵最后总结，大家说的都对，全部转达袁经略，而且战守机宜朝廷原不中制，听经略各官审势相机。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幸好没等袁应泰接球，努尔哈赤就抢先一脚，替他解了围。进入天启二年二月以后，后金开始频频进犯，初一日，奴游骑至香炉山，十二日，以数万骑薄奉集堡，击溃副将朱万良援兵后，次日出境。十九日，奴骑再度入犯，至王大人屯，次日东去。往来无定，似图大举，这跟天启元年后半年形势颇为相似。紧接着有福余卫夷酋暖兔名下通夷把速等来报告，称正月里去后金交易，听闻后金闰二月将要来攻沈阳，暖兔已经传调各营，准备趁奴酋犯沈阳，从懿路劫奴酋寨，救出宰赛。但明廷怀疑此不过是谎报以邀赏罢了，并未重视。
到了闰二月，后金开始筑萨尔浒小城，并时有游骑入境劫掠，而被掠辽民逃回者，都报称鞑子正在制造钩梯、营车，备糗粮，将犯沈阳。袁应泰连忙上奏，夷氛方炽，而应援太缓，催促援军出关。三月，朝廷严令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三月二十日必须抵达山海关，违限即是逗遛，轻则削夺，重则论斩。
可惜，等不到二十日了，三月初十，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征明，十一日入抚顺关，大军夹浑河而下。当晚明军侦卒发现敌军，遂举烽火告警，至掌灯时，沈阳城已经得到示警。十二日晨，后金大军进至沈阳，先於城东七里外浑河北岸，立木城驻营，并于当日派遣精锐渡河南掠，扫清背后，然后渡回河北木城。此时城内明军已经出城，在壕内布阵，准备迎敌。沈阳城防守颇为严密，外围掘堑十层，深一人许，堑底插有尖木。这十道堑内一箭之地，又有浚壕一层，壕内贴内侧立有一道大木栅，木头都是二十人才能抬起的巨木。栅内再掘大壕二道，宽五丈，深二丈，壕底插有尖木。壕内侧排列盾车，每车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各车间大约间隔一丈，筑有肚脐高的土墙，墙后设炮五门，然后才是沈阳城。但当日双方并未接战。
十三日晨，卯时(5~7点)，金军绵甲兵携盾车，开始进攻城东。《三朝辽事实录》记载，贼冒着炮火反复冲击百十阵，城犹未陷，己时（9~11）以后，贼全力攻东门，由于火炮发射次数过多，炮筒太热，装入火药就会被引燃，无法填装，贼遂填壕拥至城下，攻东门进入，沈阳遂破。《满文老档》则记载攻城容易的很，即可攻克，聚歼明兵七万。阵斩主将贺总兵官、尤总兵官及道员和副将、参将、游击等大员三十人，其馀千总把总等低级官员，不计其数。
《明实录》和《明史》里把贺世贤说的像个智障一样，说十二日后金以数十骑于隔壕侦探，被尤世功的家丁斩获四级，贺世贤于是认为敌军不过如此，决意出战。十三日率家丁千余出城，还喝醉了酒，说要“尽敌而返”。后金以羸弱兵卒诈败，世贤乘锐轻进，结果被围，身中四矢（《明史》说他中了十四箭），杀出重围逃至沈阳西门，力战而死。尤世功引兵至西门欲救世贤，兵皆溃，亦力战而死。贺世贤不是第一天跟后金打仗，虽然他堪称当时辽东明军最敢战的将领，但也不是次次都不计后果的猛冲猛打，他同样有畏敌避战的记录。后金此前数次兵临沈阳，都不见他出战过，这次兵势更盛往日，他得喝成什么样，才敢领千余人出战，还要“尽敌而返”？
另外《满文老档》、《三朝辽事实录》都说后金进攻的是沈阳东门，最后也是从东门破城而入，可贺世贤、尤世功两人却都战死在西门附近。贺世贤也许是杀出重围，东门已经不得入，被迫绕城逃走，可尤世功为何不开北门接应，却也跑到西门去？而且东门激战正酣，他怎可弃之不顾，亲自领兵跑去救贺世贤？莫非此时东门已破？具体情况已不可知，只能等有进一步史料来证实了。
贺世贤大概是明末最冤的将领，屡立战功却不受待见，直到战前仅十几天，才被提升为总兵官，战死后又一直蒙受不白之冤，始终未得昭雪，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明朝连贺世贤的生死都搞不清楚。有说降奴的是参将何世延，讹为贺世贤，有说他降奴已经被杀，有说他藏在木梨山，喝醉酒后自恨坠崖死了。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则基本认定贺世贤为叛逆，巡抚薛国用疏云，叛将贺世贤，妻孥向在辽阳，自卖沈逃去，在木梨山拥降夷数千以自卫，即便还没降，也不过观望而已。后来，王化贞甚至奏报，贺世贤，多谓其在沈阳城西为乱军所杀者，想天假手以诛叛逆也。。《三朝辽事实录》指责贺世贤久有异志，说其纳降十万，慌称仅六万（实际明方总共纳降不过六千），袁应泰无奈留尤世功牵制他。贼攻沈阳，其属下降夷内应，开门入贼，尤世功没于乱军，贺世贤率其属下西奔。陈策、童仲揆移兵皇山，分营扎横河南，贺世贤突至，陈策开营纳之，遂为所杀。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虽然在《三朝辽事实录》里王在晋也曾记载，他做辽东经略时，秋祭阵亡诸魂，发现贺世贤的牌位，询问当时在辽的将领，都说世贤已经战死了。后来又查宁前道的揭书，得知贺世贤的妻子被后金分配给了明朝降将，这才确认世贤已死。但明廷却始终不予贺世贤正名，也不给追封祭葬。直到天启五年六月，户科给事中周洪谟仍在疏中写“用贺世贤而为沈阳内应”，仍然视其为叛逆。
之所以如此，可能跟贺世贤大量受降有关，明朝、包括现代很多人都认为，辽沈迅速陷落，主要原因就是降夷内应，但实际上从当时明清双方留下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而且明朝自己有些记录还互相矛盾，《熹宗实录》记录说“辽左降夷日众，总兵贺世贤受之多至三千人，总兵李光荣不纳，且以闻兵科给事中萧基，上疏言降夷有可疑者三，有可虑者四。”但《三朝辽事实录》记载了兵科郭允厚的疏奏，“据经臣揭，开总兵贺世贤招纳夷人共男妇3859余名，间以其强壮者补逃故军丁之数。李光荣收真夷1140余名。”，李光荣自己同样纳降，他还参人家贺世贤？朝中大臣除了担心降夷不可靠，怕有奸细潜伏其中外，更主要是担心收纳蒙古降人，会激怒蒙古各部，如礼科汪庆伯云，“日者西虏降至六千余，源源未艾。忧索降者，谓启郭药师之釁”。又如兵部尚书崔景荣言，“西虏黄把都巴领瓜儿兔等，皆款虏也，我正当申明向来和款之好，……为何收其降人自启衅端乎？
而实际上，袁应泰对降夷问题考虑的是比较得当的，其纳降主要在辽河以东，而辽河以西广宁等地并不参与，以免激怒正在讲款的林丹汗等部。他上奏说，这些投附的蒙古部众并不是专门跑来投大明，而是就近投顺，离辽沈近的，才来投大明，而近开铁者，都投后金了。如果我们拒不收纳，那必定全部投向后金。至于所纳降人，也并非谁收纳就让谁统领，而是分散安排，总共降夷不到6千人，其中女真300余人，蒙古5400余人，令总兵贺世贤、尤世功、李秉承、侯世禄、朱万良、姜弼等六人各收夷丁1000名，分配各队，比例是每汉丁50人夷丁5、6人。有的形迹可疑者，则先令原任总兵麻承恩、加衔游击王世忠、备御朱梅单独管制，等审查通过没有问题了，才分配到各营。朝廷对此安排也是认可的，只是怕激怒蒙古，要求暂缓招纳蒙古人，而对后金投降者，则“无论多寡，俱当收纳“，只要做好防范奸细工作即可。
招纳蒙古人的好处是明白着的，骑马射箭都是从小练就的，不用训练，一入伍就是精锐，“夷弓马原其本分，一为捡配即为选锋“，而且是自己跑到军营来找饭吃，无安家行粮之费，性价比极高。当时蒙古人的战力是相当可观的，后来的关宁铁骑有相当部分是蒙古人。崇祯四年孔有德在登州作乱时，贼兵屡败官军，放言称杀山东兵如切菜，纵有十万也不怕，各镇兵也不是对手，就是怕关外兵。朝廷无奈，只好调关外“各部夷汉丁4800余人“入关，果然一战摧锋，杀的孔有德等人抱头鼠窜，闭门不出。而此时距祖大寿大凌河全军覆灭仅有半年，这支关宁军还不过时刚刚重建而已。
而且蒙古降人在天启元年是比较可靠的，此时还没有任何蒙古部落臣服于后金，甚至与后金最友好的科尔沁明安贝勒，也参加了铁岭之战的蒙古联军一方，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有蒙古部众受其驱使，派部众诈降来做内应。至于零散投降后金的蒙古人也只是凤毛麟角，甚至个把蒙古人前去投顺，都会被记入《满文老档》。直到十五年后，也就是崇祯八年，后金直接控制的蒙古男丁也才仅有9123人，此时上哪里去找这么多人来充内应？
所以沈阳丢失的如此轻易，并不在于有无内应，而在于明军本身的战斗力太差，数万人守如此坚城，连一上午都撑不住。而附近各路援军，也跟开原失守时一样，有意无意的“援救不及“。真正赶到援军只有陈策所统的土司兵和浙军，于是发生了的浑河之战，但此战同样暴露了明军组织的混乱。
陈策所部万余人，土司兵大约7~8千人，另有浙兵3千，其赶到浑河时，沈阳已经失守，此时明显寡不敌众，而且平原旷野非其所长，陈策就打算撤回辽阳。没想到手下禆将周敦吉却慷慨激昂，声言我辈不能救沈阳，在此三年为何？周敦吉此前在贵州因罪论死，此次授予游击，戴罪立功，所以求战心切。而秦家历来矢志报国，于是秦邦屏率石柱兵先渡，主将陈策对此难以节制，结果诸营纷纷跟进。
但主将陈策、童仲揆却都没有过河，战后巡按张铨的奏章里说“止留浙兵大将戚金、张明世在河南扎营”，似乎说二人是过河了，但同样是张铨的奏章，说最后夺桥退回河南的只提到邓起龙、袁见龙，并未说有陈策、童仲揆，这显然不合常理，如果主将陈策、童仲揆也由北岸退回，不会只提两个裨将。《明实录》则明确记载“浙兵三千，与陈策等营桥南”，虽然没提到童仲揆，但童仲揆战死在南岸无疑。大概由于陈、童二将最后都为国捐躯了，所以张铨不好明说他们没有渡河，只好含糊其辞。
渡河的秦邦屏等人未及布阵，后金兵已经蜂拥而至，《明实录》称诸军殊死搏杀，杀贼二三千人，《满文老档》也承认明军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其参将一人，游击二人被擒。但在后金绝对优势兵力的反复冲击之下，明军寡不敌众，终于溃散，由于背河而战，溃兵被追击至河中，损失惨重。《三朝辽事实录》称北岸战斗自辰至酉，持续了12个小时，并误记陈策先已为贺世贤所杀，渡河的部队由童仲揆指挥战斗，激战中童仲揆曾遣人至辽阳求救，而袁应泰拒不发兵，童仲揆最终被乱箭射死在北岸。且不说整个浑河之战都没有12个小时，就算真有12个小时，信使也跑不到辽阳去，就算跑到了，辽阳真发援兵，有可能及时赶到吗？更何况浙兵、朱万良等人的都近在咫尺，怎么会舍近求远，求救于辽阳？这显然毫无可信度。
北岸明军覆灭后，后金兵迅速渡河，向南岸的浙军杀来。但尚未接战，发现又有明军自辽阳方向来援，《满文老档》称敌为除了张、朱总兵，实际是姜弼、朱万良二部，都说广东人“张、姜”不分，难道东北人也是一样？（后金进攻辽阳时，仍称姜弼为张总兵）明朝各类奏章都称姜、朱二将畏敌如虎，观望不前，张铨指责二人“既不能解沈阳之围，又不能救南兵之覆”，但根据《满文老档》记载，二将领兵与后金军左翼接触时，浙军还未接战，所以实际还谈不上谁该救谁，只不过二人所部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后金军又追击其数十里之后，才返回围攻浙军的。
浙军由副将戚金、张明世统领，未渡河的原因，除了主将仍在南岸之外，该部以火器为主，与土兵配合困难，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浙兵与土兵此前曾发生过械斗，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两军的矛盾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因为当土兵渡河后，留在南岸的浙兵并不是紧贴河岸尽量靠近战场，而是离河有五里之遥，掘壕布阵坐待敌人，不但毫无支援土兵的意思，而且在后金军追击朱万良等人时，既不援救，也不趁机撤退，行动让人颇难理解，所以单方面讲朱、姜二人不能救南兵也不公平。
等战场上只剩浙兵时，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们只有3千人，而且全是步兵，面对数万敌骑，既打不过也跑不掉，但表现的相当顽强，直打到火药耗尽，短兵相接才最终覆灭。陈策先死，童仲揆本欲突围，被戚金拦住，问道“公何往？”童仲揆于是下马，对部将说“吾二人得死所矣”。最后童仲揆、戚金、袁见龙、邓起龙、张名世一起战死。将领中惟有川将周世禄在北岸时，向西北方向杀出，得脱返回辽阳。自萨尔浒之战后，明兵无不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唯有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
大获全胜的努尔哈赤在沈阳仅仅休整五天，便于十八日发兵沈阳，由此也可推测，沈阳、浑河之战，并未给八旗兵造成多大伤亡。
十九日凌晨后金军抵辽东城，上午巳时（9~11）由城东渡口开始渡代子河，至午时（11~13）队尾尚未渡完，袁应泰即督催总兵姜弼、朱万良、李秉成、侯世禄、梁仲善，参将周世禄等领兵出城，在校场扎营准备迎敌，袁应泰也亲自出城，躬身督阵，留按臣张铨守城。努尔哈赤闻报，立命整兵进击。姜弼在浑河之战中临阵退缩，被削职，令其立功自赎，此时欲雪浑河之耻，率广宁标兵二千直犯贼锋，后金兵小却，城中人大喜，以为大胜，但后金军随即大至，猛烈反扑，姜弼身负重伤，明军不支溃退，后金军乘胜攻小西门，未克，随即在校场、并城东、西、北面，下四大营。袁应泰当夜未入城，就住在城外明军营中。
二十日，卯时(5~7点)，后金兵分两路，左翼四旗再攻小西门，试图掘开环护城河西面之出水口。努尔哈赤亲率右翼四旗攻东门，负责堵住城东护城河之入水口，以干涸护城河水。明军于东门外发炮迎敌，袁应泰以家丁号虎旅军者助战，列枪炮三层，双方激烈交锋，明军骑兵先败，步兵随后溃退，望城而奔，落入城东门外壕水中，死者堆积，但退至城下后，城上明兵发炮，射药箭，掷火药掩护，城下兵亦隐蔽於暗处，接连发炮拒战，后金兵皆下马，穿行於两壕之间，以薪柴填内壕而战。此时后金左翼四旗莽古尔泰、阿敏、达尔汉虽未能掘开城壕，但已经率兵夺西门桥而入，竖梯登城，城上官兵用火箭暂时将其烧退。
袁应泰眼见情势危急，急忙入城，与张铨东西分据，乘障守之。又命各监军道出城，催督各总兵回援。监军牛维曜从小南门冲出，中箭重伤落水，被人救出，带伤闯过重围，然各营兵马俱空，只得逃奔鞍山，敌骑追至，立脚不住，一路逃往海州、盖州，与海盖道康应乾、原任辽东赞画刘国缙等人，先后乘船逃往登州。监军高出仅与一仆，携关防冒围而出，至海州，闻三岔河已为贼据，于是也逃至盖州，乘船逃往河西，最后逃归广宁。牛维曜、高出皆为道臣，守土有责，属于临阵脱逃，故先后被逮入京问罪。
激战至申时(15~17)，小西门明军操作失误，不幸引燃火药，燃及城上各军窝铺，城内草场俱焚，守城军士大乱，后金兵趁势攻上西面城墙，杀散守兵。酉时（17~19），小西门陷落，城内喊声震动，辽城已陷，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与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共在东楼，眼看无力回天，袁应泰以按臣无守土之责，劝张铨退守河西，自己则引刀自刎（也有说举火自焚的）。何廷魁先将其二女，并妾金氏、高氏，投入井中溺死，然后自缢而死。监军崔儒秀、都指挥徐国全缢于都司，同知冐日乾亦自缢。
巡按张铨下城后，为贼所擒，据辽阳逃回委官杜时隆，生员祖天弼等描述，张铨见努尔哈赤后面不改色，山立于庭，无论威逼利诱，始终大骂，被送回署中后自缢死。《三朝辽事实录》则记载有从役逃归，描述的大同小异，但迟至二十三日方自缢。《满文老档》则记载张铨虽然不降，但语言要温和的多，对努尔哈赤表示受深受皇恩，不愿苟活，愿以死留名。后皇太极又劝，张铨则言“我死，我之五子、妻、母俱可保全，若受尔养之，则我之亲族后代皆将死颖！故我情愿一死。“于是赐其自缢。
是夜，满城扰乱，据《明实录》记载，“守者皆鼠伏檐璧下，而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节迎门，或言辽阳巨族多通李永芳为内应，或言降夷教之也。”然而《满文老档》却记载，虽然文武官员俱已亡散，无人组织，但 “城内明兵仍执烟火，战至天明“。
廿一日晨，后金城外之军，登城增援，沿城逐杀，明军散兵游勇的抵抗被完全肃清。后金大军入城，城内汉民皆剃发迎降，阖街横拉绳索，上悬赤幡，并备轿二乘，其一设虎皮，一设软垫，前来迎接，辰时（7~9），努尔哈赤入城，辽阳就此陷落。
无数败兵，以及辽阳以南无数民众闻讯西逃，蜂拥至三岔河渡口抢渡，辽东巡抚薛国用二十五日至渡口，亲见城兵数万、屯民男妇无数一并拥众东岸，争渡河口，混乱中浮桥联船塘板脱落，守河官员忙整理联船，先放屯民男妇，而残兵拥堵争渡，官兵拒之，辄用弓矢乱射，几成不测。而河西广宁、宁前数百年土著大族亦闻讯西徙，自塔山至闾阳相距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三月二十七日，后金仅以德格类、斋桑古率数百人，往视辽河渡桥，总兵李光荣闻讯慌忙砍断浮桥，二十八日后金军抵达辽河，河上已既无渡桥，亦无舟楫，河东军民归路就此断绝。
辽阳陷落以后，根据明朝方面的记载，自然是奴大肆屠戮、抢掠，汉人甚至身上衣物都被抢，大半裸体，妇女辱不堪言，多缢死者。辽之商贾死者四五万人，民间金钱缯绮摉取一空。但实际上此时努尔哈赤已决心将统治中心迁到辽阳，因此辽阳并未出现在开原、沈阳大肆屠杀、抢掠、分配俘虏的情况。相反，各地入城之初还相当注意避免民族冲突，德格类等人入海州时，恐军士扰害城内汉人，预传禁令，俱登城而宿，不许入民宅，诸贝勒率护卫之人宿城内官署。往返途中，属下偶有抢夺汉人财物的，悉行擒拿，贯其耳鼻。随往军士，或有粮尽者，忍饥而行。刚古里，杨古利等以银强购牲畜，形同劫夺、汉人有怨言，努尔哈赤下令要两相情愿，则购而食之，如其不愿出售，勿得强行徵购。
镇江拒不剃发，且杀使臣，命李永芳等人讨伐时，宣谕不会追究，只诛为首之数人。“为此，我亦因我属民减少而深以为憾“。馀众只要剃发，皆令各归其家，各操田业。甚至辽阳汉人投毒於汗城各井内，被察觉后捕二十二人，努尔哈赤也叮嘱：“投毒入井之汉人，须妥为审，虚则释之去，实则杀之，惟海里由我等亲斩。我等杀之，恐传我屠降人，著交付八游击杀之。“，尽量避免造成屠戮降人的影响，以便为下一步进攻河东广宁时，创造有利条件！
另外，明朝方面的记录几乎无一不提到后金抢掠财物后“分散西虏“，也就是跟蒙古分赃。但实际情况是，十九日，也就是后金军刚刚抵达辽阳城下时，喀尔喀部贝勒卓里克图、达尔汉巴图鲁、巴噶达尔汉、巴林部希勒胡纳克等部，就乘虚袭击沈阳城，欲夺沈阳财粟器皿，被后金守军击败。四月十二日，蒙古又侵沈阳，略其一堡。努尔哈赤遣代善、多铎、硕托等人，领兵回防。再遣穆哈连等据守辽河渡口之处，金蒙明显处于敌对状态。而明朝方面不明就里，完全凭臆想，就推测胡虏必定蛇鼠一窝。
最后说一下辽阳守城诸将，麻承恩最先逃，这家伙从来就是逃跑冠军，此前就因逃跑获罪，以献马匹800匹抵罪，此次故技重施，十九日出战即逃，连敌人的面也没见着，一路狂奔，于二十日黎明时已过三叉河，径走芝麻湾，准备乘船偷入关内。姜弼、侯世禄皆受重伤。梁仲善阵亡，朱万良再次想临阵脱逃，却在乱军之中为流矢射杀。周世禄再次死战得脱。李秉承则随溃兵逃归河西。
然而，有逃者，也有赶赴沙场杀身成仁者，如张神武，他是万历三十二年武状元，在四川时，与周敦吉（战死浑河）擅自行动，引发兵祸，获罪下狱。袁应泰保荐其戴罪立功，以原官率家丁二百四十余人援辽，行进途中正逢努尔哈赤发兵辽沈，朝廷催促速进，别人都磨磨蹭蹭，只有他加速赶至广宁，然辽阳已陷，抚臣留之，张神武不肯，曰“奉命援辽阳，非守广宁也”。巡抚曰“辽阳陷矣，子将焉之？”神武曰“将以杀奴”。巡抚曰“二百余人能杀奴乎？”神武曰“不能杀奴，则死之。”
于是前至辽河，遇逃卒十余万西逃，张神武力劝逃将“以此众战，何敌不摧？纵死犹不失为忠义，而鼠窜偷生乎？”但无人肯从。神武不为所动，独率所部渡河，至首山，距辽阳十七里遇敌，杀贼百余人，但孤军无援，所部二百余人，仅余冉绍登等十四人奔回，余尽没于贼。监军御史方震孺画其像，率将士罗拜。朝廷追赠其都督同知，荫一子本卫正千户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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