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到1643年，大明王朝，可以用风雨飘摇，多事之秋来形容。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大明王朝，可谓内外交困。这时候，上天为大明带来的不是希望之光，而是最后一根稻草——蝗灾。
旱灾，水灾，蝗灾，是中国古代对农业威胁排名前三的灾害
崇祯十年六月，也就是1637年，山东、河南地区，出现蝗灾。虽然仅仅是简单的现象的描述，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破坏力，也不会出现在正史当中。自此之后，中华大地蝗灾不断。据学者统计，从1637-1643短短七年的时间，关于东部地区爆发蝗灾的记录，就有668条之多。在这段时间内，受灾县数均大于130个县/年。
为什么在明朝末蝗灾爆发的如此频繁呢？这是因为明朝末年处于一个寒冷期，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在逐渐下降，所以飞蝗就更趋向于河南这种低海拔的大平原处发展。而这些地区，正是大明重要的产粮区，也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
也正是蝗灾，给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起死回生的机会。
闯王李自成
1637年，李自成的部队在陕西潼关被洪承畴和孙传庭统帅的明军埋伏击溃，这一仗几乎让李自成全军覆没。他只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逃生。因为与明军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所以李自成在山中娶妻生子，一度想着如何逃亡。
崇祯十三年四月至七月，也就是1640年，蝗灾爆发。当时的地方志，时候这样描述的：
“开封禾尽伤，大饥，人相食；卫辉春夏旱蝗，大饥，人相食。汝宁蝗蝻生，人相食。洛阳旱蝗，父子兄弟夫妇相食，死亡载道。”
蝗灾爆发，意味着粮食数量骤减，所以会出现“人相食”的惨状。不仅是“人相食”，还有“市肆有卖人肉者”的现象。民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可见一斑。
面对大规模的蝗灾，明政府是否坐视不管呢？其实不是。明朝开国之初，深知小农艰难的朱元璋，就设立了救济粮仓。“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并“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 这一做法在明朝初期确实取得一定成效，但之后因为政府挪用，或因官员不职，逐渐失去其实际作用。虽然明末的救济粮仓属于“十仓九空”的惨状，但崇祯帝仍旧颁布救济措施。
《明史纪事本末》中，就有相关的记载：“五月，命有司官设法赈济、招徕流徙；八月，发帑金三万赈真定、山东、河南饥民。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
崇祯帝
从救济措施中可以看出，主要手段是发放帑金、赦免田租。且不说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落到实处，就说这两个措施的力度，让人觉得政府救灾的决心不是很强。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难不死李自成又趁着明军主力进入四川追缴张献忠之际，趁机进入河南募兵。由于当时整个中原地区到处是千年奇旱和蝗虫啃噬，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于是蜂拥跟着李自成起事，所以当时“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除了军队日益壮大之外，李自成还迎来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被李自成誉为左膀右臂的李岩。李岩对李自成说：
“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近缘岁饥赋重，民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大军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处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百姓迎闯王
李自成也确实照做，并派手下能言善辩之人编一些顺口溜，四处传唱，这其中，就有咱们熟悉的“杀牛羊, 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当时民间最苦的莫过于“纳粮”, 也就是缴纳田赋, 如今经李岩这一连串小儿亦可琅琅上口的歌谣传唱, 百姓如大旱之望云霓。于是大军过处, 望风迎降, 连潼关、西安等铁打铜浇的城池都禁受不住。
不仅如此，李岩还推荐了牛金星和宋献策等人加入闯王队伍，壮大了李自成的实力。这牛金星和宋献策也被李自成倚重，后来自立为王, 组织政府, 制定官职时, 两人分别被任命为文官中最高级的左辅、右弼。
明军没有想到的是，杀不死的李自成，已经变的如此强大。到1644年，李自成已经拥兵百万：“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
当然，蝗灾也给明朝最后一次重击。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蝗灾继续肆虐中原大地：
“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
清军、农民军和蝗军三军齐发，彻底冲垮了大明的江山，打破了崇祯最后的梦。4月25日，崇祯帝走上煤山，抛出了结束他生命的绳索，风雨飘摇的大明，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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