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閔思嘉+陳思航
昨天，哈維·韋恩斯坦的性侵案終於由紐約最高法院作出判決，因為一級犯罪性行為和三級強姦罪名成立，哈維·韋恩斯坦被判入獄23年，並將正式註冊為性犯罪者。
對於判決，哈維依舊否認罪行，堅持認為自己是清白的，並打算上訴，他覺得這樣的結果讓他感到「困惑」，並表示他和那些上庭作證的受害者只是「對真相的看法不同」而已，「我和她們有過美好的時光。」
從2017年10月5日紐約時報發表長文，爆出哈維·韋恩斯坦在近三十年來對多名女性的性侵和性騷擾行為，繼而引發多名女星發聲指控，掀起了席捲全球的#MeToo 運動之後，這樁曠日持久的好萊塢驚天大案終於有了個暫時的結果。
那些發聲者的勇敢，那些匿名者的恐懼，所有受害者的戰慄和恐懼，總算不再是投向了權力的黑洞，而是有了迴響。
但我們都知道，對於好萊塢這個男性依然佔據著絕對主權的電影帝國而言，甚至對於更廣闊世界範圍內女性的處境而言，這絕不是句點。
但它也足以成為權力性犯罪的休止符，帶著劃時代的強音記號。
韋恩斯坦性侵案在好萊塢歷史和女性抗爭史上，都擁有著核彈般的重量級，這不僅僅是因為他作案時間之長，罪行之惡劣，受害者人數之巨，更因為哈維·韋恩斯坦本人是好萊塢歷史上絕對的大佬，他和自己的兄弟鮑勃·韋恩斯坦一手建立了整個商業帝國，從名不見經傳的紐約鑽石區商販的孩子，走到好萊塢名利場的頂峰的同時，他也帶來了整個獨立電影文化的變革，甚至改寫了好萊塢的遊戲規則。
他之所以能侵犯上百位女性而使其不敢發聲，甚至在當時意識不到自己是被侵犯了，很大程度上也跟他手握的權力相關；他能白手起家創造電影神話，讓昆汀·塔倫蒂諾、史蒂文·索德伯格等獨立導演走向市場的進攻性與侵略性，某種程度上也和他對女性那種壓迫式的態度一體兩面。
在他的背後，不僅有好萊塢獨立電影半個山頭的崛起脈絡，更有男權帝國對女性的壓迫結構，而它們，都內在於整個好萊塢甚至美國文化的權力秩序裡。
今天，就讓我們好好來起底一下充滿了矛盾的，既是電影締造者也是女性戕害者的哈維·韋恩斯坦的崛起史和性侵史。
包裝者與剪刀手
哈維·韋恩斯坦出生在紐約皇后區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就像《原鑽》裡拍到的那樣，是典型的猶太人鑽石商，作為鑽石區後裔的哈維·韋恩斯坦似乎天生就繼承了父輩的商業頭腦，在中學時代就利用假期挨家挨戶兜售過餅乾，一個暑假就賺了八百美元。
那時候的哈維就很會包裝自己，他搞來廢棄的童子軍制服穿上，這樣就能賣掉更多商品，而這種包裝思路，也就是他未來兜售那些電影的策略萌芽。
《原鑽》
大家都知道韋恩斯坦兄弟是好萊塢的大佬，但可能都忘了他們最開始是做搖滾樂、推介搖滾新人起家的，推廣搖滾樂的那種激進、侵佔地盤的鷹派手法，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這兩兄弟以後做電影的底色。
1979年，韋恩斯坦兄弟來到了紐約，成立了一家叫做米拉麥克斯的小型電影公司，誰也沒有想到，這家完全不起眼，直接用自己的母親和父親名字命名的公司，會成為未來好萊塢的改革者。
雖然那時候還沒有任何人認識他們倆，但哈維那種異於常人的氣質就已經顯露出來了，他比自己的兄弟鮑勃更加外放、激進，當然也更胖，在許多人的回憶中，早年的哈維身上就透著一種類似尼克松式的氣質，你沒辦法不注意到這個既雄辯又傲慢，在極端自戀的同時又不羞於自嘲，同時還拼盡全力愛著電影的人。雖然他製造過那麼多的奧斯卡系電影，但哈維最常跟人談起的、自己最喜歡的電影，居然是特呂弗的《四百擊》。
《四百擊》
這或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他為什麼會成為《性、謊言和錄像帶》和《低俗小說》的發掘者。
早年間的米拉麥克斯從自己熟悉的音樂片領域進入電影界，成績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他們的第一個轉折點是《秘密警察的舞會》，這是一部關於義演音樂會的電影，還有部續集，哈維以極低的價格買下了這兩部影片的版權，然後大開剪刀手，把兩部共計240分鐘的電影剪成了一部100分鐘的影片，取名《秘密警察的另一場舞會》。
最終這部影片為米拉麥克斯帶來了第一次的成功，哈維嚐到了這種「包裝」的甜頭，在後來甚至還把影片的各種餘片素材剪輯成不同版本售賣，那種壓榨完自己手上商品最後一滴價值的商人本質，從這時起就已經顯露無疑。
這種「包裝」的勝利還在之後他對《征服者佩爾》的操作上體現了出來，哈維在1988年的戛納電影節上買下了這部丹麥片，把它包裝成一部動作類型片來推銷，甚至秉承他自己「性最好賣」的理念，剪輯出了裡面只出現了幾秒鐘的一個農家女孩的裸體鏡頭，放到廣告裡來吸引觀眾。
《征服者佩爾》
最終《征服者佩爾》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這也是米拉麥克斯拿到的第一座小金人。
這種用欺騙性的方法來「拯救」影片的手段，幾乎成為了哈維的經營法則，他在未來的日子裡把無數部影片包裝成為美國觀眾愛看、能接受、會喜歡的那種影片。
另一個例子就是《天堂電影院》，在買下這部兩個半小時的影片後，哈維執意把它剪成了兩個小時。這種傷害影片的行為讓人無法原諒，「剪刀手哈維」的稱號也是由此而來。
《天堂電影院》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外語片於好萊塢並不佔主流優勢的時候，哈維則是一個外語片愛好者，《菊豆》《霸王別姬》《臥虎藏龍》都曾被他買下版權。是他，第一次開啟了為獨立電影和外語片動用大量人力遊說獎項的先河，也為韋恩斯坦後來的奧斯卡之路做下了鋪墊。
這種既推動又傷害的矛盾性，既內在於他的電影生涯中，也與後來的性侵史同根同源。
《臥虎藏龍》
獨立電影帝國的崛起
米拉麥克斯的第二個轉折點則是《性、謊言和錄像帶》，那年的聖丹斯上，史蒂文·索德伯格憑藉這部電影一鳴驚人，卻一個獎都沒拿到，這也讓眾多的買片公司瞻前顧後，而哈維卻幾乎抱著一種瘋狂的態度花100萬美元買下了這部電影，這行為在當時被許多片商嘲笑，甚至連索德伯格自己都不相信哈維是認真的，還為了試探他是不是玩票提了很多過分的附加要求，但哈維都逐一答應了。
結果我們都知道了，被聖丹斯冷落的《性、謊言和錄像帶》在那年登頂金棕櫚，甚至擊敗了斯派克·李的《為所應為》。
《性、謊言和錄像帶》
完全沒想到自己能拿獎的索德伯格在從簡·方達手中接過獎盃的時候，覺得「就像一扇大門開啟了，世界上所有的聲音一下子湧出來。」他感覺自己彷彿做了「三個小時的約翰·列儂」，離開的時候甚至恍惚到把獎盃忘在了座位上。
索德伯格的震動，說明這種年輕人和獨立電影在藝術殿堂登頂的稀缺度，也標誌著獨立電影運動審美風格的轉向，而哈維既是這種「年輕」與「獨立」的發掘者，也是這種審美轉向的推動者。
但他的更大推動力，是擅用自己的包裝技能，把《性、謊言和錄像帶》推向了全世界，他甚至第一次在電視上投放廣告，並對影片採用了放射式的發行方式，連美國最偏門的城市，都放映了這部電影。
最終，影片在全球的收入超過了5000萬美元，在成為影迷們一代聖經的同時，也讓米拉麥克斯從小作坊慢慢在好萊塢擁有了一個席位，這種商業頭腦在1992年的《哭泣的遊戲》上得以延續，在這之後，即便是好萊塢金字塔最頂端的名流也無法忽視這對兄弟了。
《哭泣的遊戲》
1993年，迪士尼對韋恩斯坦兄弟拋出了橄欖枝，這對兄弟拿下的奧斯卡獎盃讓迪士尼羨慕，他們削減預算求取商業收益的運營方式也受到迪士尼的認同，在一番斡旋之後，韋恩斯坦兄弟把自己賣給了迪士尼，前提是他們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在1250萬美元以內的項目迪士尼無權干涉，但他們也得為迪士尼帶來更高收益。
換句話說，就是花著迪士尼的錢去掙更多的錢。
這一年是米拉麥克斯真正進入好萊塢主流圈的轉折點，同年他們的《鋼琴課》和《霸王別姬》在戛納共享了金棕櫚，更是拿到了十項奧斯卡提名，一時間風頭無兩，但真正改變整個獨立電影界的風暴，還在後面。
是的，說的就是《低俗小說》。
在此前《落水狗》的時候，哈維就已經注意到了彼時無名的昆汀·塔倫蒂諾，投資《低俗小說》的過程就像是一個傳說，哈維在飛機上看了昆汀的劇本，還沒有看完就決定買下投拍：「籤協議，我們要了。」
1994年，哈維從賣家變成了買家，帶著《低俗小說》和昆汀去了戛納，然後就是歷史性的時刻，《低俗小說》拿下了金棕櫚。因為這次合作，昆汀和韋恩斯坦兄弟的關係好到如膠似漆，用當時媒體的話來說，昆汀豈止是韋恩斯坦的第三個兄弟，簡直就是他們的乾兒子！
哈維總是用商業性的方式來推廣自己的這些電影，當年《低俗小說》同時在美國的1100家影院上映，此前還沒有哪部獨立電影能做到如此大規模的鋪開式發行，它甚至擊敗了同時上映的史泰龍的《炮彈專家》，最終在全球拿下了2.1億的票房，這也是第一部票房過億的獨立電影。
至此，韋恩斯坦兄弟和米拉麥克斯的江湖地位正式確立，他們成為了獨立電影界的王者。
在這之後，米拉麥克斯經歷了賺得盆滿缽滿的迪士尼蜜月期，由鮑勃主導的《驚聲尖叫》讓迪士尼賺了1.7個億，也在之後發展成為了家喻戶曉的電影系列；哈維主打的買片發行領域也日進斗金，產出了一系列經典影片，1999年《莎翁情史》在奧斯卡上的13提7中，更是證明了哈維奧斯卡之王的稱號。
但隨著製片和買片兩條線的並行發展，日益壯大的米拉麥克斯也不再是過去的那個米拉麥克斯了，它已經漸漸開始成為它最初所對抗的那種帝國，韋恩斯坦也已然成為了好萊塢擲地有聲的名字。
這種權力體系構建的過程，便是之後我們要說到的那些令人髮指的性侵案的鐵幕。
勢態在2000年前後開始出現轉向。在全新的時代，連大製片廠也能製造出《黑客帝國》《美國麗人》這樣的電影，而米拉麥克斯的業務卻開始下滑，與迪士尼之間也開始出現財務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正是以哈維為首的米拉麥克斯在這幾十年間播下的獨立電影的種子發芽生長的結果，那些意識到更新鮮、非類型化的影片同樣能擁有市場的青年人們成長了起來，進入到電影體系中，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大製片廠的策略。
當主流者和抗爭者開始靠近之時，抗爭者也就失去了特殊性。米拉麥克斯和韋恩斯坦確實締造了一個時代，他們讓獨立電影文化得以走向大眾，也為我們帶來了影史不可忽略的大師和電影，但這種改變，依舊是具有兩面性的。
伊桑·霍克的評價便可作為這種兩面性的註腳，他說米拉麥克斯把獨立電影變得更性感了，但與此同時，它也讓獨立電影變得更商業化了。
這是電影的幸運，也是電影的災難。
由此看來，2003年米拉麥克斯《紐約黑幫》的失敗和《芝加哥》的勝利，就可以被視作是一次充滿著矛盾的、神話結束前的自我交鋒。
《紐約黑幫》
那年，米拉麥克斯的影片一共拿下了40個奧斯卡提名，除了聯藝曾經在1940年拿到過45個提名，還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做到這樣，媒體甚至稱之為「哈維的典禮」，五部提名最佳影片的作品裡，有四部都是米拉麥克斯的，換句話說，哈維要自己和自己競爭。
哈維深信斯科塞斯會贏，但他的遊說沒能成功。他的公關團隊甚至翻出了波蘭斯基性侵未成年人的黑歷史，試圖影響投票人的選擇，但結局依然是《鋼琴家》大獲全勝，《紐約黑幫》10提0中。
如今，再來看當年這場競爭，諷刺意味就更加濃厚了。
《鋼琴家》
在這之後，兩兄弟於2005年離開了他們創立的米拉麥克斯，重新成立了韋恩斯坦影業，這是他們已經不需要背靠任何商業帝國的標誌，他們自己就是商業帝國。
米拉麥克斯的時代過去之後，是韋恩斯坦的時代。
《烏雲背後的幸福線》
此後的韋恩斯坦影業一步一個腳印，《朗讀者》拿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昆汀的牢固關係讓他們擁有了《無恥混蛋》，《國王的演講》則為韋恩斯坦影業拿下了第一個奧斯卡最佳影片。而在這些年裡，哈維的遊說功力變得更為雄厚了，《烏雲背後的幸福線》那一年，詹妮弗·勞倫斯的影后就要歸功於哈維從米拉麥克斯時代建立起來的遊說功力和名人關係網，在好萊塢這個權勢帝國，哈維幾乎無所不能。
但如果還有人記得，那年凱特·溫絲萊特拿下最佳女主角時，是沒有致謝韋恩斯坦的，這也成為了日後大家梳理哈維性侵劣跡的佐證。
劣跡斑斑的性侵史
「這不是你的第一次犯罪，不過是你第一次被定罪罷了。」
法官詹姆斯·伯克在宣佈哈維的23年刑期時說道。專家們曾在預測量刑時，選擇了10年到15年的區間，而伯克用這個眾所周知的理由，選擇了從重的刑罰。
是的，眾所周知——哈維得到了二十餘年的刑期，但他對女性的侵犯與壓迫，早已經有四十餘年的歷史了。甚至那上百位挺身而出、揭露其罪行的女性，也不過是冰山一角。
惡魔絕非一日煉成。在哈維·韋恩斯坦聞名世界之前，他如同一塊默默無聞的磁鐵，悄然吸納著罪惡的粉末。事實上，在他的學生時代，他的朋友根本不會將他與「女性」聯繫到一起。
年輕的哈維
哈維的童年好友彼得·阿德勒對他高中時代的回憶，或許主要在於他的聰明才智，譬如他以自己的朋友為藍本，策劃了一部電影。談到女孩的時候，阿德勒指出，「他和女人站在一起就非常怪異，因為他真的很醜……我從沒聽說過他有女朋友，甚至連約會也沒有。」
在那時，無論是阿德勒還是其他的好友，都沒有看到他化身為殘酷惡魔的預兆。
但是，隨著他的「才智」逐漸開花結果，他也漸漸顯露出猙獰的面目。從大學退學之後，哈維在布法羅創辦了「Harvey & Corky」製作公司，專注於搖滾音樂會的產業。
隨著哈維漸漸聲名鵲起，他拋棄了自己的朋友——與此同時，他也終於開始「約會」了。是的，不僅僅是正常的約會，還有帶著引號的「約會」。
他或許已經意識到，自己身上存在著外表之外的魅力。雖然在這些魅力中，有些部分僅僅只是糖衣包裹下的權力。醜陋的哈維依靠著自己的才智，敏感地披上了這層糖衣，踏上了他的性侵犯之路。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都是小打小鬧。」羅賓·羅賓遜說道，她曾在布法羅為哈維工作。那時候的哈維對她的性騷擾，止步於口頭上的試探。但是，隨著哈維聲名漸盛，他也開始得寸進尺了。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性告訴《好萊塢報道者》的記者，哈維曾在1975年左右，對自己進行了性騷擾。當時，哈維因為資金週轉而有求於她，給她的報答是一張熱門樂隊的門票。為了取票與答謝哈維，她曾相繼去過他的房間與辦公室。而哈維對她提出的要求，包括「搓背」與「口交」。
那時候，僅僅二十歲出頭的哈維，已經建構了自己「性侵模式」的雛形。他會利用自己的權力，以及這種權力帶來的利益作為藉口，換取女孩們的性回報。如此算來，《紐約時報》當時披露的三十餘年還是保守的計算，從這時算起，哈維的性侵史甚至長達四十五年左右。
雖然有時候這僅僅只是利益交換，而非利益給予，但他也會利用自己的威嚴，讓自己處於強勢地位。因為他不知羞恥，所以他會通過直截了當、赤身裸體的方式，在一個由他選定的密閉空間中，將「羞恥」轉嫁到女性身上，迫使她們脫離理性情境，置身於關乎性慾的情境之中。
事實上，哈維憑藉《煉獄》（1981）剛剛進入電影業的時候，他就已經能夠極為順暢地使用這種模式了，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
《煉獄》
當時的片場實習生瓦喬維克控訴了哈維對她的性侵。當時她要將支票送到哈維的房間。哈維憑藉他那慣用的赤裸，嚇住了瓦喬維克，他僅僅在腰間圍了一條毛巾。當然，他很快讓毛巾「脫落」，並享受著瓦喬維克那尷尬的表情。
隨著哈維逐步建立自己的電影帝國，他的性侵模式也日益完善。他的威嚴受到了權力的大幅加成，他開始能夠提供更誘人的利益。他甚至擁有了完全為己所用的人事部門和法律人員，能夠為他提供性侵之後的「善後服務」。
這一整套嚴謹而科學的流程，就如同精密的性愛機器，依靠哈維的金錢和荷爾蒙飛速運轉。那些初出茅廬的可憐女孩們，被批量送上了一去不歸的流水線——她們的肉身或許會歸來，但她們的靈魂已經被注入了永遠無法磨滅的痛苦。
我們可以列出上百位控訴哈維性侵犯、性騷擾的女性。它們包括安吉麗娜·朱莉、伊娃·格林、露皮塔·尼永奧、蕾雅·賽杜、烏瑪·瑟曼……
或許每個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利益、密閉空間（常常是酒店）、騷擾（常常是裸體）、侵犯、恐嚇（有時夾雜著誘惑）——可以說，這正是哈維那臺性愛機器的五塊零件。
但這種相似性，僅僅代表著機器的冰冷。這份受害者名錄，絕不代表著某個數字，它無疑代表著每位女性活生生、血淋淋的苦難。
受害者羅絲·麥高恩
從每位女性的故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模式的恐怖力量。烏瑪·瑟曼在拍攝《低俗小說》時結識了哈維，而在初識時，他不斷地讚美她，並表示會為她選擇一些合適的工作機會。是的，這就是性侵模式的第一塊零件「利益」，而剩下的四塊零件也將相繼運轉。
隨後，在紐約的一家「酒店」中，他一如既往地赤裸身體、「騷擾」了她。接著，他將她壓在身下，準備「侵犯」她，而她只能絕望地扭動。在烏瑪·瑟曼的強烈反抗下，哈維沒能如願，但他仍「恐嚇」瑟曼說要結束她的職業生涯。
這五塊缺一不可的零件，就這樣使得整個模式運作了一次。這一次沒能成功，沒關係，哈維會再去尋找下一個目標。
他給伊娃·格林打電話求愛，表示會提供角色作為回報；他要求成名前的蕾雅·賽杜前去他所在的酒店，這讓當時仍是新星的她陷入難堪的窘境；他在與露皮塔·尼永奧在酒店「討論工作」時，脫掉了自己的褲子；他在安吉麗娜·朱莉言辭拒絕其騷擾之後，威脅她不要聲張，否則將影響她的星途。在這些女性勇敢的發言之後，哈維的醜惡也終於無所遁形。
而這些成功奪門而去、脫離險境的女星，已然算是幸運者了。在傑西卡·曼、露西婭·埃文斯和無數匿名女性的證詞中，我們意識到，當五塊零件順利運作之後，哈維將會完成確鑿無疑的強姦。
這臺永不止歇的機器，甚至也拖垮了哈維的身體。根據受害者傑西卡·曼的證詞，當她在2012年看到哈維的生殖器時，她發現他似乎已經是個沒有睪丸的中性人。而他為了勃起，甚至還要注射專用的藥物。
即便慾望已近畸形，即便這臺機器或許只能帶來女方的痛苦與某種病態的「滿足」，他仍要繼續自己的暴行。他為了挽救那醜陋的器官而注射了藥物，一直以來，他也在自己那醜陋的表皮上注射著權力，使之加倍膨脹，煥發出驚人的光澤。
受害者傑西卡·曼
哈維的這種暴虐，也體現在他對於手下員工的暴政上。一位隸屬於他倫敦辦公室的員工，在接受《衛報》的採訪時，控訴了他那驚人的控制慾。
他是一個會向員工嘶吼的惡霸，「我們都是成年人，但他會讓你覺得自己只有十七歲。」或許，這也是他執行性侵的策略：他試圖利用自己的威壓，讓每位女性都成為俯首帖耳的迷惘少女。他已經將滿足自己反常慾望的系統，打磨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
但是，正像這一系列控訴所反映的那樣，或許比個體的反常更為觸目驚心的，是整個系統的墮落。
讓哈維長久以來得以逍遙法外的，恰恰是他那憑藉金錢與權力編織而成的善後機制，而這套機制正是在社會系統的默認下悄然生長的。
2017年10月5日，當《紐約時報》曝出一系列性騷擾指控的時候，哈維又準備開始善後了。在事後曝出的郵件中，我們看到他向蘋果負責人庫克、網飛CCO薩倫德斯、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和昆汀·塔倫蒂諾都發送了郵件。
如果#MeToo 運動的影響力，沒能達到如今這種程度，或許他那龐大的權力系統，仍能讓他橫行於世間。
要知道，哈維這次的定罪，就算是對於美國這個「法治社會」來說，也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正如《獨立報》作者克萊門斯·米沙隆所說的那樣，美國司法系統在應對性暴力事件時的表現尤其糟糕，其中一千位受害者中有995人得以繼續行事。像哈維律師團隊這樣的業內人士，也對搬弄是非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要求性侵受害者冒著幾乎不會得到回報的風險、袒露自己的隱私，這本身就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情。#MeToo 運動的其中一大貢獻，就是讓那些受害者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因此，就算美國法院真的受理了哈維的上訴，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或許法院也想趁此機會，修正性侵案件在認證、採信、量刑層面的問題。紐約的這次重刑判罰，或許不僅僅是為了涉案的兩位女性，也是為了成千上萬的實名者與匿名者。
要知道，如果哈維要打造那臺血跡斑斑的性愛機器，那麼人們賴以生存的、依靠法治與平等運轉的社會秩序，就註定要遭到毀損。以哈維為代表的男性中心主義好萊塢體制，早已犧牲了不可計數的女性。
我們提出的質疑，不僅僅應該針對他的反常與暴虐，還應該針對讓他得以肆意表演的、陰暗而墮落的背景幕：為什麼他這樣的人會被培育出來？為什麼他可以橫行霸道近半個世紀？為什麼那些女性在控訴他的時候顯得如此恐懼？
曾有一位哈維的員工，在控訴他的強姦未遂之後，被強迫簽署極為不平等協議。她得到了他的「道歉」，但在討論協議的過程中，他的一字一句都讓她恐慌。在此事之後，她當然再也無法在電影界工作了。像哈維這樣的暴君，想要抹除佔據一半世界的女性聲音。或許，憑藉這23年刑期的契機，「復仇者聯盟」是時候面世了。
無論好萊塢為了順應時代，推出再多聚焦於女性議題的作品，只要迫害女性的土壤未曾翻新，一切話語都將是自我諷喻的滑稽劇。「收起你的支票，走出你的酒店，穿上你的衣服，管好你的慾望，停止你的恐嚇」——等到女性們能夠得體地提出這些要求的時候，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勝利。
但是，為了達成這一點，我們不僅要搗毀哈維的性愛機器，更要調整作為整體的、畸形的電影產業乃至社會系統。是電影人讓這一切成為電影業的潛規則，是那些麻木的同僚幫他斡旋，是那些「收錢辦事」的律師使他脫罪，是那些對於慾望的渴求與懼怕阻塞了無數的聲音。
當我們將韋恩斯坦這顆毒瘤連根拔起的時候，看到的恰恰是盤根錯節的權力血腫。在那些血腫內部，或許隱藏著更多的惡魔。
這不是哈維·韋恩斯坦的第一次犯罪，好萊塢也絕不是隻有這一個罪犯。公道遲來四十五年，正義女神的寶劍上已落滿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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