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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古代的皇位之争，有弟弟从哥哥手中抢的（唐太宗李世明），有儿子从父亲手中抢的（梁太祖朱温的第三个儿子朱友珪），甚至还有母亲从儿子手中抢的（武则天），而要说其中最没有意义的，当属明英宗的夺门之变。
《明史》：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大举南侵。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蛊惑下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然后土木堡之变，没赶走瓦剌，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一同搭进去的还有五十多位文武大臣和明朝的数十万大军，这其中包括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
朱祁镇剧照
关键时刻，兵部侍郎于谦临危受命，扶景泰帝上位，召后备军勤王，摆开阵势与瓦剌大军决战于北京城外，以一介文臣瘦弱的身躯肩负起守城的重任，最终击溃瓦剌大军，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之后，景泰帝对于谦极尽恩宠。“加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辞赏，景泰帝“不允”。改换东宫后，景泰帝赐西华门大宅一座，于谦坚决推辞，景泰帝还是“不允”。于谦有痰疾，御医开了方子说要用竹沥（竹子经火烤后所流出的液汁）做药引子，当时北方地区竹林很少，竹沥不易取得。景泰帝便带着随从到万岁山，亲手为于谦伐竹取沥。
除了在生活上对于谦恩宠有加外，在工作上景泰帝也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于谦。大同参将许贵奏请跟瓦剌议和，于谦反对，景泰帝立马发公“切责”许贵。景泰帝曾派人去河间采野菜，去直沽捉鱼，于谦知道后，以扰民为由劝阻，景泰马上接受。在人事任免方面，“（皇帝）用一人，必密访谦”。对于于谦的一些想法，“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就连最让景泰帝头疼的迎复太上皇问题，别的大臣说什么景泰帝都是“帝不许”，于谦一说立马“从汝，从汝”，可见于谦在皇帝眼里的分量。
于谦剧照
于谦精湛杰出的军事才能、果敢有为的性格特征、忠君报国的责任精神、爱国爱民的君子人格，使他受到皇帝的信任、正直官员的拥护以及百姓的爱戴。可以说，景泰年间，明代中央政府的权力运作是也于谦为权力核心的，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却兼领朝政，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皇帝和官员都以于谦的意见为指向，以至于夺门之变时，朱祁镇敲响钟鼓，召集群臣上朝时，朱祁钰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于谦谋反了。
景帝闻钟鼓声，大惊，问左右曰：“于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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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朱祁钰病重，投机分子徐有贞、石亨等人为了拥立之功而撞开南宫大门，迎立太上皇朱祁镇复位。朱祁镇复位后，在徐有贞的“蛊惑”下，朱祁镇将于谦弃市，于谦儿子于冕被判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随于谦一同被斩首的还有大学士王文，在北京保卫战中屡立战功的范广更是被凌迟处死，于谦所荐举的大臣也都被牵连治罪。
朱祁钰剧照
很多人不能理解权势如此之盛的于谦为何在夺门之变时毫无反应，最终落的个弃市籍家的下场呢？
谈迁认为夺门之变时于谦毫无反应的原因是事发的太突然，于谦没来得及反应。
《国榷》：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
这是有可能的，石亨等人正月初开始密谋，正月十六晚行动，而正月十六的白天于谦还和礼部尚书胡濙、吏部尚书王直等起草要求复立朱见深的奏折，可见于谦事先并没有知晓石亨等人的计划。
石亨撞开南宫朱祁镇还没睡觉，而当石亨敲响钟鼓，召集群臣的时候，天色已经微亮，这中间最起码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于谦作为兵部尚书不可能不知道。
石亨等人当晚不过带了一千兵马，以于谦当时的权势加上他兵部尚书的职衔，这么长时间完全可以调动军队去镇压这次政变，即便是朱祁镇等人进入皇宫以后，于谦也完全可以打着勤王的名义攻入皇宫。而“留心兵事，爪牙四布”的于谦在这段时间毫无作为。其中缘由着实令人费解。
于谦
明末文学家屠隆就这个问题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屠隆不光认为于谦有足够的能力镇压政变，而且他还认为于谦事先已经知悉了石亨等人的计划。而他之所以“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只是为了保全大明的江山社稷。
要知道朱祁钰仅有的儿子朱见济早早地去世了，按照宗法制，属于正统的能继承皇位的只有朱祁镇的几个儿子，一旦朱祁镇政变失败，朱祁镇的儿子肯定会受牵连，轻则贬为庶人，重则有杀身之祸，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再有继承皇位的权利了。而皇位一旦空缺，外藩势必会对皇位有觊觎之心，到时候难免会有一番争抢，一旦兵戈再起，受害最深的往往是穷苦百姓。
而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为了百姓不再受战争之苦，于谦选择牺牲自己。明代诗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于冕）知其谋,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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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他不求名利，皇帝给他的赏赐他大多推辞，即便收了的也都是封存起来，从不拿出来炫耀。从这点来看，他不为己。
北京保卫战后，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于谦推辞，因此得罪石亨。从这点看，他不为家。
于谦做官，从不讨好上司，在地方任职时，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带有清风！” 而对国家有利的事， 于谦也都坚决执行，不怕得罪同僚，不避嫌疑和怨恨。他为人刚直，看不起那些腐败无能的大臣，也正是因此得罪了石亨、徐有贞之流。
另一方面，于谦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忠实拥趸，他的忠诚，从来不是针对于一家一姓，他不在乎谁做皇上，为了国家的安危他可以牺牲掉朱祁镇，同样为了社稷的稳定他也可以牺牲掉自己。
于谦墓
而反观朱祁镇，他的一生最常做的就是被人“蛊惑”。土木堡之变前被王振“蛊惑”，夺门之变后，又被石亨徐有贞“蛊惑”。“谦实有功”和“帝意遂决”之间，只因一句“不杀于谦，此举无名”。朱祁镇不在乎你为这个国家做过多大贡献，不在乎你在百姓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他只在乎他的脸面，只在乎他再次登上皇位的正当性。为了这些，他可以不顾兄弟之情，不顾君臣之谊，甚至可以不顾天下苍生。
历史何其不公，大明两百多年最优秀的大臣，偏偏碰上了大明两百多年最差劲的天子。
历史又何其公正，英雄终究会流芳百世，为后世人所敬仰。而懦夫奸滑之徒，在他们在世之时尚被世人唾弃，死后更是受尽耻笑和唾骂。
一边名留青史，一边遗臭万年，这大概是对英雄最好的慰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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