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春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上个世纪20年代，杨兰春出生于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河北省武安县，自幼家境贫寒，他读了3年小学就辍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也让自己混上一顿饱饭，13岁起杨兰春开始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他做过补锅匠、讨过饭、打过短工、当过和尚，最终他去了武安一个戏班，签下了苛刻的契约，挨打受气。
1938年，杨兰春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时一位八路军团长爱好戏曲，听说杨兰春会唱戏，马上找到他说：“你是我的兵了，跟我走！”就这样，杨兰春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到部队后，他被分到了重机枪排，战事很频繁，每一仗下来都会有同志牺牲。乐观的杨兰春说，活一天革命一天，打死一个敌人算够本，打死两个敌人赚一个，牺牲了，我算是革命到底。在重机枪排，从首长到战士都很喜欢杨兰春，大家都叫他“活宝”。
新中国成立后，杨兰春被推荐去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与田川、马可等人将赵树理的同名小说合作改编成歌剧《小二黑结婚》，大获成功。1958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强制下放劳动改造，险些丢了性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了牛棚。其间，杨兰春被误诊罹患癌症，要到北京接受手术，家里人眼里含着泪，杨兰春当时却极平静地说，我一辈子就爱吃面条，我死了，给我脸上浇上两碗面条我就满足了。
生活中要求非常简单的杨老，却视戏剧艺术给自己的生命，他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别人，他的每出戏都有着鲜明的特色，排演厅就是他的战场，他说演员“想打胜仗你就得动脑子，在下面练好基本功”。就这样，省豫剧三团排出了多部脍炙人口的戏，更有许多唱段在群众中口头流传，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豫剧新流派，我国著名戏剧评论家郭汉城赞誉他是“戏改的功臣，现代戏的闯将”。
尤其是代表作《朝阳沟》，自1958年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已成为现代戏的传世经典，许多脍炙人口的名段久唱不衰,它的音符已积淀为人们心底久远的乐声，至今在全国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知名度。
1963年12月31日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朝阳沟》。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走上舞台慰问演职人员。当时，大家都像孩子似的蹦了起来，争着和主席握手合影。杨兰春说，与毛主席的合影一直是激励他前进的动力。
杨兰春常常下乡找老乡拉家常，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总喜欢提着他的一套“小灶”家具――小酒精炉子和锅碗瓢勺，自己下面条吃。因此杨兰春也被大家笑称为“面条协会会长”。大家说，杨兰春编导的戏曲之所以深受大家喜欢，就是因为他的创作总能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中原父老。杨兰春也总说，我天生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胸膛里跳动的是农民的心，用农民的语言写戏，让农民喜欢看，听得美，哼着唱。
杨兰春去世后，好友许欣、牛冠力等人为杨兰春撰写的挽联上写道：人也留天也留难割难舍朝阳沟 生倔强死倔强难描难绘杨兰春。许欣说，杨兰春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孩子，有着特有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像石头一样的个性，只要是他认定的目标，他就会坚持到底，无论是艺术观还是政治观，都不会人云亦云。
杨兰春的弟子、同事、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左奇伟在回忆文章《倔老头杨兰春 我真不想让你走！》中记述：杨兰春对钱和名利看得很淡，凡是他帮别人改的剧本，无论改得再多，他也不让写上他的名字，多少次从邮局寄给他的稿费，他都写上“拒收”而退回。杨兰春说，我留什么也不给孩子留钱。
杨兰春去世后，不少记者到其家中采访，让记者讶异的是：老人仍住在几十平方米的旧楼里，两间卧室和不足十平方米的所谓“会客厅”，不仅多年没有装修，没有粉刷，甚至连破旧的床、柜、桌、椅还多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家具，住室里除一个旧冰箱和一台旧电视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摆设。
杨兰春的儿子杨光说：“小的时候，父亲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我特别怕他。父亲对姐姐和我的关照都不多。母亲要带团下去演出，父亲把我安排在剧场角落里看戏，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父母都在机关工作，拿工资，可是我小时候的穿戴，连一般家庭的孩子都不如。”
杨兰春没享什么福、没潇洒过、没清闲过，为豫剧事业忙活一辈子，想戏、爱戏、念戏、写戏，不图官、不为财，不计个人得失，为戏熬干他毕生的心血和汗水，为豫剧事业树起丰碑。他这一生都是在编排戏剧，戏剧也编排了他的一生。大家称他为现代戏大师、奠基人，然而在老友许欣看来，这些都只是符号罢了，对于杨兰春而言，只要人们唱起了《朝阳沟》就会想起杨兰春，这比什么符号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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