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人
奥朗则布的征服和帝国的崩溃
奥朗则布（Aurangzeb，1618-1707）是一位在才干上可以与阿克巴大帝媲美的统治者。他精力充沛、武勇过人，同时严于律己、励精图治，其在位时间长达49年，在莫卧儿诸帝中也仅次于阿克巴的50年。不过，在个人的性格气质、宗教信仰以及对国家的战略构想上，两位帝王却有着根本的不同。阿克巴宽厚包容、善待民众，主要以安抚的手段对待疆域内外的主要对手，而在军事扩张上也知道适可而止，因此成功缔造了稳固而和谐的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则不然，虽然他在刻苦勤勉上丝毫不亚于曾祖父，但由于其性格更为偏执极端，制定了狭隘和严苛的宗教政策，同时征服扩张的欲望过度膨胀，最终动摇了莫卧儿的统治根基，导致了帝国盛极而衰，走向崩溃。
莫卧儿帝国地图，灰褐色部分为奥朗则布征服地域
最具争议的莫卧儿皇帝
1658年7月，奥朗则布正式登基，当时他正值不惑之年。这位被尊称为“世界征服者”（Alamgir）的强势统治者是莫卧儿王朝诸帝中争议最多的一位。奥朗则布有许多令人敬佩的地方，他节俭自律，衣着力求严肃简朴，远离声色犬马与花天酒地，取缔了宫廷中除宗教庆典外的大多数奢侈花费，限制在王室与贵族中弥漫的享乐之风，这些都与穷奢极欲的沙贾汉或贾汉吉尔截然相反；同时，奥朗则布勤于朝政，行政管理能力出色，日理万机且井井有条，而作为军事统帅，他也有着高超的指挥水平，坚毅果断而又擅长谋略。
奥朗则布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奥朗则布也是莫卧儿王朝中最无情和最残忍的皇帝。他没有能够相互信任、袒露心迹的朋友，只有惧怕他淫威的唯唯诺诺的臣仆。据记载，当时居住在首都的主要曼萨布每天都需集中到勤政殿（Diwan-i-am），被灌输以顺从和忠诚的教条，随时听候皇帝调遣，而不听话的臣子则会被恐吓、监禁乃至处决。与广受爱戴的阿克巴相反，奥朗则布未能令得臣民心悦诚服。
最令奥朗则布饱受非议的是其无止境的征服欲，他试图在宗教上和在军事上都彻底征服整个次大陆。奥朗则布结束了阿克巴开创的宗教宽容、和平共处的时代。作为正统伊斯兰教法的奉行者，他逐出了宫廷中的印度教徒官员，并下令重新开始征收针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jizya），直接歧视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新印度教寺庙的修建被禁止，许多庙宇与神像被拆毁，而与伊斯兰教义不合的印度教习俗也遭到打压。奥朗则布向各地派出“公共道德的监察官”（muhtasib），以促进伊斯兰法律的实施，企图渐渐使印度完全伊斯兰化。这些政策都深受印度教徒的痛恨。有一封寄给帝王的匿名信这样控诉道：“您的臣民都被践踏在脚下，您的帝国的每个省都很贫困，人口普遍地在减少，问题不断累积……如果陛下您相信神圣的书籍，您将会得到这样的教导：神是所有人类的神，而不只属于穆斯林。”而奥朗则布似乎并不把印度教徒的不满情绪放在眼里，当成群的人聚集在红堡附近抗议这些赤裸裸的压迫与歧视时，他选择直接调动帝国的象军，驱赶、踩踏这些示威者。
红堡，莫卧儿帝国中后期的皇宫
奥朗则布对军事征服也十分痴迷。显然，他对上一位企图一统次大陆的帝王，德里苏丹国时期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失败经历有所了解（详见第七章第二节，奥朗则布的第二都城奥郎加巴德就位于穆罕默德的德干旧都道拉塔巴德附近），但是却坚持认为自己胜于前人，可以完成这一未竟之功。奥朗则布统治的前半段，他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将东北方的阿萨姆地区、孟加拉湾沿岸都纳入帝国版图，并镇压了西北部一些彪悍部落的叛乱；而在后二三十年，他穿越温迪亚山脉和德干高原北部，深入南印度，将德干各苏丹国尽数消灭，莫卧儿的兵锋甚至抵达了泰米尔南部的注辇古都坦贾武尔。此时的莫卧儿帝国扩张到了其最大版图，除最南端和东北部的小片地区以外，奥朗则布的统治范围覆盖了整个次大陆，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一亿五千万左右）生活在这一疆域之中。
然而，帝国太过剧烈的扩张，导致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被打乱，稳固的统治难以延续。加入帝国版图的最重要区域是占次大陆面积约四分之一的德干高原。这一地区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农业产出水平低，同时当地居民性格坚毅，武勇善战，因此若强行对德干进行直接统治，其经济意义较小，而军事阻力很大，成本将远高于收益。上千年来，崎岖的德干高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政治陷阱，一个消耗国力而难求回报的无底洞。鲁莽南扩的北方君主往往既无法真正掌控南方，也牺牲了北方腹地的稳固。
德干南部的高尔康达城堡，本属高尔康达苏丹国，1687年被奥朗则布所占领。
这一陷阱反映在莫卧儿时代，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曼萨布制度之破坏。奥朗则布为了收买德干当地军阀的忠诚，极力吸纳新征服领地的精英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据记载，在奥朗则布统治前期，最高等级的曼萨布只有六位，其中一位来自德干地区，而到了后期，最高级曼萨布扩张成了十四位，其中有九位来自德干，而在其他等级上也有类似情况。这导致在物质资源没有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帝国的统治集团过度膨胀，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同时，对德干军官的特殊优待也令帝国的老臣们感到愤懑不满。
奥朗则布在才能和勤勉上无可挑剔，但是偏执而自负，过于理想化而低估了现实的困难，缺乏政治与经济上的远见，知进不知止。他不切实际的宗教政策和军事扩张，最终被证明得不偿失，令阿克巴帝国整合的努力付之东流。
锡克教徒和马拉塔人的崛起
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军事战役耗费甚巨，奥朗则布不得不加重赋税，人民不堪其苦。同时，宗教压迫的暴虐也导致了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因此，越来越多的武装反抗活动在印度各地蜂拥而起。这些叛军依靠语言、宗教或血亲的纽带组织成一个个军事集团，包括在帝国腹地恒河平原从事农业，不堪盘剥的贾特人（Jat），坚持印度教信仰拉其普特人等，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次大陆西北部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徒（Sikh），以及德干高原西部的马拉塔人（Maratha，其语言为马拉塔语）。奥朗则布虽然多次打败他们，却始终无法令其彻底屈服。
十五世纪晚期，旁遮普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这一宗教的创立者名叫那纳克（Nanak，1469-1539），他融合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元素，既坚持唯一真神的理念，同时也重视印度教式的古鲁（Guru，祖师）传统，其信徒自称“锡克”，意为学生。古鲁是锡克教徒的最高领导人。那纳克是首位古鲁，之后共有九代继承人被先后推举出来担任这一尊位。1708年，第十位古鲁去世后，锡克教徒认为所有古鲁的精神和教诲都凝聚到了典籍《古鲁之言》（Guru Granth Sahib）之中，于是不再推举人类继承人，而以此书为最终和永恒的古鲁。这一新兴宗教呼吁宽容、崇尚平等，吸引了旁遮普地区许多中低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加入。十六世纪晚期，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阿克巴将今天阿姆利则（Amritsar）的土地御赐给第三代古鲁，后来锡克教徒便将此处作为宗教圣地，并建造了美轮美奂的金庙（Harmandir Sahib）。
锡克教金庙（Harmandir Sahib）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初，锡克教徒与莫卧儿王朝的关系急剧恶化。因为卷入了阿克巴末期的夺位之争，第五代古鲁阿尔詹（Arjan）被贾汉吉尔所俘虏。贾汉吉尔称加入伊斯兰教可以免他一死，但阿尔詹不肯放弃信仰，终于壮烈殉教。据说他在临终之前，催促其子哈格宾（Hargobind，第六代古鲁）建立锡克教徒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此，锡克教从和平主义信仰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准军事集团。教徒多改姓“辛格”（Singh），意为狮子，以表示誓做坚韧不拔的战士。锡克人和莫卧儿王朝的关系在沙贾汉时期有所缓和。可惜好景不长，1675年，奥朗则布又处死了不肯改信伊斯兰教的锡克教第九代祖师得格·巴哈都尔（Tegh Bahadur）。锡克教徒因而视奥朗则布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此时的锡克教武装虽然还无法与庞大的莫卧儿军队相比，但也足以在旁遮普地区与政府分庭抗礼。
锡克武术（Gatka）
与此同时，在帝国的南方，奥朗则布遇到了最棋逢敌手的起义者，马拉塔的领导人希瓦吉（Shivaji）。希瓦吉的父亲是比贾普尔苏丹国的将军，其封地位于浦那（Pune）。希瓦吉从小在浦那长大，此城后来也成为了马拉塔帝国的权力中心。希瓦吉在战术水平和勇猛沉着方面都堪比巴布尔，对奥朗则布的莫卧儿大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对于庞大的政府军来说，其后勤补给至关重要。而希瓦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迅捷的轻骑兵实施游击，切断莫卧儿的供给线，给大部队造成强烈的物资和心理压力。对这一战术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莫卧儿人将马拉塔游击队蔑称为“山鼠”。除了善于奇袭之外，希瓦吉还在德干西部的高地上，依靠易守难攻的陡峭山坡修建了一系列碉堡据点，以其为基地四处劫掠，许多莫卧儿城市，如西海岸最重要的港口苏拉特（Surat）都蒙受损失。
希瓦吉雕塑
1664年，在苏拉特遭到洗劫之后，奥朗则布开始重点镇压马拉塔叛军，派大军前往剿匪，在悬殊的实力差距面前，希瓦吉不得不接受莫卧儿皇帝开出的条件，交出山中的要塞，到宫廷中向奥朗则布致敬，并被封为统帅五百骑兵的低级曼萨布。
然而这一屈辱性的安排显然无法收买志向高远的希瓦吉，他躲在筐子中逃出了德里，回到浦那，重新建立根据地。此时的希瓦吉不再大肆劫掠，而是更加重视对农村的掌控。他一方面推广乡村信贷以提高农业产量，一方面收取高达收成一半的土地税。更为重要的是，希瓦吉意识到，民众的宗教情绪可以大大地增强反抗活动的道义合法性，于是他努力争取民间印度教圣人的支持，并利用风靡北印度的巴克提（Bhakti，对神的全身心奉献）运动，将印度教徒对信仰的虔诚转化为与莫卧儿帝国斗争的热血。1674年，希瓦吉遵循印度教的仪式，在“国王堡”（Rajgarh）正式加冕成为“转轮领袖”（Chatrapati），宣称将代表印度教徒反抗穆斯林政权的统治。一万多名婆罗门聚集在一起唱诵神圣的吠陀真言，超过五万马拉塔人现场宣誓效忠这位湿婆神的化身，“伟大的希瓦吉王战无不胜”的赞颂之声响彻德干。
“国王堡”（Rajgarh），马拉塔人的重要要塞
希瓦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在“伟大的国土”（Maharashtra）上取得政治自治和信仰自由的权利。这一理想在德干西部地区深得人心，许多印度教徒云集而景从。希瓦吉成为了十八世纪最重要的印度教领袖。1680年，希瓦吉去世，其儿子们和同胞们继承了他的马拉塔（或者称印度教）民族主义理想，以及在军事上的武勇，成为对德里的莫卧儿王朝最具威胁力的反抗力量。
马拉塔印度教徒和莫卧儿的穆斯林统治者曾有过一次改变时局的机会。希瓦吉死后不久，其继承者萨姆巴吉（Sambhaji）与奥朗则布的儿子阿克巴（与其高祖父重名）联手，试图依靠马拉塔人以及拉吉普特人的势力废黜不得人心的奥朗则布，恢复阿克巴大帝推行的宗教宽容政策。然而现实十分残酷，老谋深算的奥朗则布击败了多方联军，把萨姆巴吉折磨至死，将其子沙胡吉扣为人质，而阿克巴王子也在流亡中去世。萨姆巴吉在临终时刻表现出的无畏和坚定激励了马拉塔人，他们仍拒绝向奥朗则布低头。
莫卧儿帝国的崩溃
在鼎盛时期，奥朗则布的帝国北起喀布尔，南抵坦贾武尔，西至俾路支，东达阿萨姆，超过了阿育王实际统治的疆域，也比后来英国殖民者的印度帝国更为广阔（后者未能征服阿富汗）。可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在战争密集的二十年余里，每年都有不少于一万人的莫卧儿将士死于沙场，其背后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压榨之下陷入贫困。奥朗则布的统治末期，国内叛乱不断，帝国已经暴露衰相。
1705年，87岁高龄，风烛残年的奥朗则布终于决定停止战争，把自己的时间用在阅读和抄写古兰经上，似乎在为他的末日做准备。这位戎马一生的残暴帝王向他的儿子忏悔道：“我孤独而来，又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离去，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一直在做什么……我犯下了大罪，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两年后，奥朗则布去世，他的遗愿是以虔诚伊斯兰教徒的方式下葬。其墓地位于德干高原上，奥郎加巴德附近，露天而置，简朴至极，与平民无异，仅占用了不足三平米的土地。据说，这块坟地是由他本人在晚年织羊毛帽换来的钱所购买，总计花费14.75卢比。
奥朗则布墓，其上种有草药，数十年后由后人补建了周边的大理石建筑。
十八世纪前半叶见证了莫卧儿帝国的崩塌。奥朗则布的继任者巴哈杜尔·沙试图与拉吉普特人和马拉塔人讲和，但却并不顺利。帝国境内叛乱四起，西北方阿富汗人也频频侵扰。同时，由于多年的穷兵黩武消耗了大量国力，破坏了曼萨布体系，此时的内政也趋于衰败。随着昏庸无度的皇帝和把持朝政的权臣接连出现，莫卧儿王朝如在风雨飘摇中逐渐枯萎的老树，帝国的解体已经难以阻止。
在中央的控制力衰微之后，帝国腹地各处的地方统领也演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1724年，莫卧儿帝国时任首相出走南方，建立海得拉巴国，启动了这个帝国的内部瓦解。海得拉巴在名义上还是莫卧儿帝国的领地，但其统治者尼扎姆（Nizam）不再向德里缴纳任何税赋，并将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瓦解帝国的模式在其他省蔓延开来。孟加拉地区和奥德地区（Oudh，勒克瑙及周边）的总督都成为了实际上独立的统治者（Nawab）。
此时，马拉塔人中出现了一位卓越的领袖，即婆罗门巴吉·拉奥（Baji Rao）。他是马拉塔帝国的首相（Peshwar，1720到1740在位）和实际上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首领。年轻的巴吉·拉奥是杰出的战略家和勇敢的将领，他把常有内部纷争的马拉塔人团结在一起，用民族主义的力量塑造出马拉塔国家的概念。巴吉·拉奥一度率军攻入德里，虽然因自觉时机还不成熟，几天后就选择了撤军，但莫卧儿的替代者似乎已经出现了。
1739年，被史学家称为“波斯拿破仑”的纳迪尔·沙（Nadir Shah）给了莫卧儿帝国致命一击。他入侵印度，洗劫了次大陆的西北部。德里在这场浩劫中被摧毁，3万人被屠杀，孔雀宝座连同数不尽的财宝被夺走。这次劫难后，莫卧儿王室完全失去了复兴的可能，虽然各路诸侯仍然在名义上奉莫卧儿君主为皇帝，但莫卧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仅能控制德里城的一个式微的小王国。
当纳迪尔·沙入侵印度之时，次大陆上最有实力的两位领袖——马拉塔首相巴吉·拉奥和海得拉巴尼扎姆正在忙着与对方决战，没有阻止波斯人的劫掠。巴吉·拉奥在决战中获胜，夺取了大片领土，成为了北印度和中印度大半地区的主宰者。此时的马拉塔帝国是次大陆上实力最强大的政权，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干预，一个新的印度教帝国也许会以德干西部为基地称霸次大陆。
1760年的印度，黄色为马拉塔势力范围
十八世纪中期，马拉塔、海得拉巴、锡克教以及南方的迈索尔王国等多方势力正忙着分割莫卧儿帝国的遗产，多个野心勃勃的领袖梦想着取代住在德里城中的孱弱君主。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是，在之后次大陆霸权的争夺之中，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将成为最后的赢家。接下来的一百年里，这些原本看似无害的态度谦恭、生意精明的不列颠商人，将施展出惊人的战斗力，令所有的本土角力者竞相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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