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穫》發行百萬巴金忐忑，當年追姑娘只需大喊我愛文學
一粒灰，一個夢。
一
1982年，27歲的方方在《詩刊》上發表處女作《當我拉起板車》。
詩裡，她寫道，“我的車上裝著的，是我龐大的、沉重的祖國”。
5年前，她還是武漢運輸公司一名裝卸女工，在漢水邊扛麻包，每個有一百多斤。恢復高考後，她考入武大中文系。
她的命運因文學和八十年代而改變。
那是一個文學井噴的年代。
1978年，全國中篇小說不過80餘部；1980年，達到200部；1985年，一年發表小說超過1000部。
八十年代初，全國文學期刊超200家，《收穫》發行量高達100多萬，高到主編巴金都忐忑“不正常，寧可少印一些”。
全中國遍地都是文學社，一本新書千萬人奔走搶購，北京女青年車筐裡裝著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白巖松上大學師哥告誡第一件事：咱校女孩都在聊薩特。
那個年代，最浪漫求愛方式是半路攔住女生：你喜歡文學麼？
讀庫創始人張立憲說過升級版本：給姑娘放鋼琴曲磁帶，念舒婷的詩，剛唸到第一句“也許我們的心事，總是沒有讀者”，姑娘就被煽哭了。
浪漫只是吸引力之一，那個年代文學多彩又多元，粗糲又鋒利，常能刺入生活深處。
1987年，方方發表小說《風景》，被譽為拉開了新寫實主義的序幕。
小說裡的世界，是貧民區，是11平米板房，是蠻橫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和瑣碎的生活。
武漢江風灌入板房，生活沒有粉飾的油彩，只有刺眼的真實。
《風景》發表後第二年，方方在北京筆會上結識了餘華等人。
那年，餘華剛剛從浙江海鹽入京，此前他當了五年牙醫，拔了1萬餘顆牙齒，“不想再看別人張嘴，那是最沒風景的地方 ”。
當年，餘華進入魯迅文學院，成為研究生班學員。他與劉震雲、嚴歌苓等人成為同學，同宿舍室友名叫莫言。
寫作時，兩人面壁，中間隔一個櫃子，彼此能聽到呼吸聲和筆行紙上的沙沙聲。
那段日子，餘華寫出了《活著》，莫言寫出了《酒國》。
《活著》被翻譯成十國文字發行，打破純文學銷售記錄，在美國出版10年後，依舊可以年售4000冊，讀者留下最多評論叫“殘酷”。
《活著》出版時，餘華和出版社簽了霸王條款：如果刪改一個字，立即換出版社。
出版後，他檢查發現，一字未改。參加訪談時餘華說，那個年代的文學，最大魅力是真誠。
很多年後，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李敬澤說，八十年代的作家怎麼感知世界，就怎麼自我表達，
“我們的慾望、我們的愛恨、我們的嘲諷，怎麼像王朔一樣罵人，怎麼在語言中找到自由和娛樂，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學開拓出來的”。
那像是一場宏大的夢境，方方等人只是過客。過客匆匆，夢境也匆匆。
同是夢中過客的北島，最終在《青燈中》留下寂寥一筆：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裡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
二
從魯院畢業後，餘華回到浙江嘉興，成為作協專職作家。
他分到一套30平的房子，配了一張寫字檯和椅子，每月還可報銷一盞電燈的電費。
有一天開門，作家馬原帶著一個攝製組堵在門口，準備拍部記錄片，名叫《中國文學夢》。
紀錄片在餘華家開機，馬原計劃拍滿100位中國文學人。
片子拍了整整三年，拍好卻無處可播，因為電視臺技術不斷升級，馬原當初用的磁帶清晰度已經過時了。
過時的又何止磁帶。開拍時，馬原坐火車，車長還興奮地說，我還沒見過活的作家呢。拍完後，文學青年已寥寥無幾。
那場洶湧的潮水，驟然褪去，只留下滿岸狼藉。
王蒙說，全中國的文學青年幾乎在一夜間消失，每個人都發現自己光著身子孤零零地站在大街上無家可歸。
裸泳的作家們開始另謀生路。1993年，餘華辭職去北京，和妻子擠在平房單人床上。
張藝謀改編《活著》，預付了兩萬元給他，他一度擔心張藝謀會不會賴掉剩下的5000元。
25000元鉅款拿全後，他把錢壓在單人床枕頭下，夫妻倆以為這輩子不用愁了。
1996年，他已名滿天下，凡客總裁陳年當時是北青報記者，去採訪他。
採訪半途，餘華起身，給陳年放了張巴赫唱片後離開。
半小時後，他回來，問陳年：你覺得巴赫的音樂怎麼樣？
商業時代的樂章雄渾有力，足以讓人忘記上個十年的鋒銳。
劉震雲的《一地雞毛》1995年改編成電視劇，遠在山東的莫言，因為紅高粱名聲，寫一集電視劇能賺15000元。
更有野望的是王朔，他在九十年代初便成立了海馬影視創作中心和好夢公司。
他對馮小剛說，只要公司賣出30%股份，就是幾千萬。
要有規模，像搞房地產，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電，然後成片起樓，大投入大產出。
曾有雜牌石油公司老總詢價，他們激動萬分派一姑娘去臥底，結果姑娘一去不返，老總也黃鶴杳然。
1998年，北京火車站旁，小旅店紛紛立起招牌：本店可收看《快樂大本營》。新的娛樂來勢兇猛，文學更如陳年舊事。
那一年，方方的雜誌被停刊。此後，她一度在家專職寫作。
樓外的日子飛快，屋內，那些不動的書是她的城堡。
三
1999年初，魯迅文學院內，新一批學生報道。他們愛聽文學編輯侃侃而談，講市場運作的老師被全班鄙夷。
課後鼓掌，都要在末尾加一句：我是歡呼他終於講完了。
然而，一年之後，畫風就變了，班上同學說好了似的都在看《怎樣成為百萬富翁》。
北京昌平區有一作家村，北漂作家們靠賣字為生，10萬字2000元。
他們常去魯院蹭課。但新世紀後很少再見，“聽說都去房地產公司做策劃了”。
功成名就的作家開始抽身而退，或者沉默少言。
劉震雲說，到了新世紀，王朔變得更深沉：
20年前，他的話多稠啊，任何場合，他話語的密度都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現在，40多歲的王朔，笑話剛說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開始撒手不管，任笑話自己走下去，或不尷不尬地停在半路。
2004年，餘秋雨受邀到青歌賽當評委，作家更如符號。
觀眾們用他來衡量歌手是不是有文化。
接踵而來的韓寒和郭敬明，用不同方式告別了文學，擁抱了商業。而在他們之後，文學有了更輕薄定義。
《收穫》與《花城》為籠絡年輕人，做了APP和社群，一個叫“行距”，一個叫“愛花城”，但毫無起色。即便是韓寒的ONE APP，也漸失風華。
餘華說，而今他們那一代作家坐在一起，談論最多的是生了什麼病，以及怎麼治療。
1999年，王朔參演了一部電影，名叫《詩意的生活》，電影一直拖到2006年才上映。
那像是對中國作家最後一次回眸。每個人都在片中說了對詩意的理解。
方方說的最接地氣。她說，油鹽醬醋的生活是一種打油詩的詩意。
疫情開始後，她困在武漢城中，老友們紛紛詢問，《收穫》總編建議她不妨寫寫封城記。
久違的犀利，從文字中流淌而出，更多人借她的日記，關注武漢的現狀。
有人喜歡日記，亦有人討厭，方方說笑罵隨人。
她想起了那個遠去的夢。她說，知識分子如果明哲保身隔岸觀火，那麼便會轉向追逐金錢權力，以此彌補靈魂空洞。
疫情期間，她的一句話廣為流傳：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而在那個遠去的夢中，每一個人都是一粒灰，但都可以點燃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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