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暢的網速及電腦、平板等高配的學習硬件的輔助下，“停課不停學”在大部分城市孩子眼裡，更多的是學習空間發生了轉移，從線下課堂轉到了線上。但對於農村甚至是偏遠山區孩子來說，流暢的網速、智能手機、電腦等學習硬件卻來之不易。2月29日上午，位於鄧州的初三年級的李某敏因家中貧困，沒有錢買手機按時跟聽學校網課，而將母親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大量吞下，導致生命垂危。這是誰也不忍看見的悲劇。但我們是可以好好想想網課教學的優缺點。真的必須一刀切開展網課嗎？即使是，如何更好地開展網課教學，讓科技普惠更多的孩子，尤其是鄉村孩子？請看“創益三人行”。
姚斌:
（前教育工作者、公益人）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陪伴
新冠肺炎戳痛了中國經濟，也戳痛了中國的社會治理。
全面停課！家長、教師在等待中焦慮、恐慌。網課順應而生，全面鋪開。面向高考、中考的學生開通網課，實屬無奈之舉。大面積在全國中小學生中按課程開課，大可不必。
課堂，是有規矩的。無數個有規矩的課堂才會鑄成學生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一呼而上的網課，因學生的習慣、環境、設備千差萬別，效果也大相徑庭。覆校後大面積補課在所難免。何必？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陪伴。
疫情期間，孝敬父母，兄友弟恭，補好孝道課。做好家務，學會洗衣服，學會做一兩道菜，補好自理課。與此同時，關注全國抗疫，觀看英雄事蹟，補好愛國課；瞭解掌握個人家庭防疫基本要領，補好防護課。如此，比網上匆忙上兩節語文、數學課有意義得多。
歸根結底，網課的背後，更多是現形教育體制下，家長和老師的急功近利、無可奈何。
網課，且慢。人生三萬天，何必急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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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鳳平:
（書店主理人、教育從業者）
愛人如己，是愛你的鄰人，是愛具體的人
我想從具體的人的角度來切入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會落實到具體的人身上。
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李某敏有沒有學會表達自己的感受，表達自己的困境，不失尊嚴地請求周圍的人給予幫助呢？我相信周圍的人有善有惡，一定會有人給予善意的回應，後面上營村也捐款了。這也是語文這一科的本意，表達自己，理解他人，可能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忘了，都只記得去語文的功能就是考試了。
在人生這麼長的時光和境遇中，我們也許都會遇到困境，遇到麻煩，遇到自己以為可能跨不過的坎，真誠地、懇切地請求人的幫助，感謝別人，並在有能力的時候體察和給予別人幫助、同情他人，這也許是我們都需要修行的功課。
第二個問題是周圍的人，她的父親，她的老師和同學們，還有她的姐姐和弟弟，她的朋友，和她有接觸的人，有沒有發現她的情緒不對？有沒有體察到她的困境和難處呢？特別是她的老師和同學的質疑，可能是比較巨大的壓力，老師和同學不知道她的家境嗎？初三上高中的壓力也會比較大，也許都是在學習吧，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來關心別人嗎？
疫情導致的需要網上直播上課，只是一個觸發的條件，沒有這個壓力，也許會有別的壓力和困境，大多數時候，我們也許是經歷相同的風霜雨雪。只是有時候對你而言的一粒灰，對別人可能是一座山，反過來，對你而言的一座山，也許對別人而言只是一粒灰。愛人如己，是愛你的鄰人，是愛具體的人。
西蒙娜·薇依說：“唯有正義和愛達到絕對一致時，才能使同情和感謝成為可能，另一方面是不幸者和其他人對不幸者的不幸的尊嚴表示尊敬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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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文化時事觀察者、教育從業者）
如果多一點“閒心”“善心”“同情心”
我上初一的時候，班裡有個男同學，名字記不清了，只記得外號叫“波婁”。
波婁是一種海產品，學名螺螄。螺螄有很多種，在煙臺，波婁特指一種個頭兒最小的，約兩釐米長，形狀像個寫小楷的毛筆頭，把帶尖兒的一頭咬斷，對著粗的那頭兒一嘬，一塊米粒大小的螺螄肉，就吸到嘴裡了。煙臺人戲稱這玩意兒叫“鼻各了”，就是鼻屎的意思。你還別說，黑乎乎的真像。後來煙臺成了著名的旅遊城市，這玩意兒就有了一個很體面的名字，叫“海瓜子”。
波婁原本的外號不叫波婁，叫王連舉。因為梳了個油乎乎的四六分發型，很像《紅燈記》裡那個叛徒王連舉。波婁他媽就是賣波婁的。有一次放學，他媽蹲在路邊賣波婁，自然是不怎麼體面，整天擺弄水產，渾身髒兮兮的，面前放兩個簍子，裡面滿滿裝的都是煮熟的波婁，上面放一個小酒盅。酒盅是量具，二分錢一酒盅。那個年頭物價便宜，二分錢看似不多，但六分錢就能買一個噴噴香的素火燒了。波婁見了他媽，遠遠地繞著走，他媽喊他的名字，他竟然頭也不回，一溜小跑兒拐進小衚衕，沒影了。
與賣波婁的母親相似，出事的這個家庭也很苦，孩子的父親是個修鞋的，母親是個精神病。這樣的孩子，在心理上，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是自卑的。自卑的孩子有什麼問題呢？自尊心脆弱，受不了打擊，容易情緒崩潰導致極端行為。也就是說，這個悲劇的主要誘因，在孩子身上。這是一個“特殊”的孩子。
我們想問題，最簡單、最痛快的方法，就是情緒化，開地圖炮，開道德炮，開公知炮，開五毛炮，一頓亂炮齊轟，這個社會怎麼了？良心都被狗吃了？不是脫貧了嗎，為什麼漏了這一家？弄得當地政府一通慌亂，都不知道幹什麼好了。
學校因疫情停課，為了不耽誤功課全國的學生都改在了網上上課。這一點沒有問題，我們國家的互聯網現狀，完全能滿足這個巨大的市場需求。
上網課，基本配置就是平板或手機。手機在中國已經普及了，這還真不是貧困不貧困的問題。有錢用個蘋果，沒錢用個小米。一個修鞋的家庭買得起買不起手機呢？買得起！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三個孩子，能不能保證一人一部呢？這個有點兒難度。因為平時學校不允許學生玩手機，所以大部分家庭，都不給孩子預備智能手機。疫情突然，霎時要一個貧困家庭去買三部手機，這確實很難為事件中修鞋的父親。於是，三個孩子為了爭奪家裡唯一的手機，鬧了矛盾，堵了氣，氣得其中一個孩子選擇了極端行為。
學校有責任嗎？法律層面看，沒有責任。老師把要求佈置下去，又不是什麼很過分的要求。這個年齡的孩子，一般都是獨生子女，很少有“超生”的家庭。就算孩子沒有手機，用家長的對付一下，顯然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換個角度，如何校方、班主任老師，能在頒佈要求的同時，細心一些，替那些賣波婁的母親、修鞋的父親，多考慮一點，比如統計一下貧困生的數量，在群裡號召家裡有閒置手機的家長奉獻愛心，把閒置手機拿出來，由老師對接派發給沒有手機用的同學，問題就在很溫暖、很善意的氛圍下，悄然化解了。校方、老師應該不應該想到這一層呢？依我看，應該想到。這是教育機構的基本溫度。原則是，想不到不算錯，想到了最好。但出了這件事，說明應該想到。
做父母的有責任沒有？很顯然，這件事，做父母的責任最大，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為什麼沒人責備這個父親呢？因為貧窮。修鞋的父親，我們不能指望他有多高的文化、多好的修養，更不能指望他有多豐富的育兒經驗，他能把這三個孩子安全地扶養長大，就已經是了不起的父親了，我們不能指望更多。這也是大部分網上評論沒有責怪這位父親的原因。這個家庭的教育責任，更多地轉移給了社會。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環境，能彌補一點家庭教育的缺失，這也是我們每一個父母，送孩子上學的主要目的。
第三方，政府有沒有責任？街道辦事處、居委會有沒有責任？我的看法，政府部門在這件事上的責任很小，幾乎沒有。在這樣猝不及防、波及全球的疫情下，政府部門東拼西擋，一個人當十個人用，誰能去考慮一個普通家庭手機夠用不夠用呢？別說是特殊時期，就算擱在平時，這也不是街道辦事處該考慮的問題。沒米捐米、缺面給面、有病看病、申請補助，這些才是街道幹部的職責。其他要求，是強人所難。這方面，網上的一堆大炮對著制度亂轟，屬於發邪火，並不理性。
誰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疫情，誰也預料不到一個家庭會出現什麼矛盾。在我們人口基數巨大的中國，很多拍案驚奇，其實都是偶然發生的，並不具備代表性。過多地指責任何一方，都有失公允。但反過來講，當事的任何一方，如果多一點“閒心”“善心”“同情心”，可能悲劇就消彌於無形了。
貧困是個社會問題，尤其是在貧富不均的致富路上，更會在不同階層、不同人群中，引發各式各樣的矛盾，製造千奇百怪的新聞。由此而引發悲劇，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從情感上講，賣波婁的母親、修鞋的父親，這些在貧困環境下艱難掙扎，苦苦支撐一個家庭的小人物，更令我們同情和尊敬，更應該獲得一些來自社會的關懷。很多關懷無法體現在條條框框的規矩中，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在履行職責的時候，不要機械化地走程式，周到一點，體貼一點，像春天一樣，不是簡簡單單的一頁日曆，而是充滿了人性善良的溫度。
最新消息說這個孩子經過搶救，已經轉危為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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