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样，贸易在汉朝也是重要的经济交往方式，而其对外贸易主要有三种类型：边境贸易、与西方国家的陆路贸易以及海上贸易。毫无疑问，

汉朝边境贸易种类繁多，图为汉族公主和亲，在这过程中，汉朝向游牧民族输送了大量物资，促进了双边贸易发展

边境贸易与扩张

汉朝时期的商人非常活跃，他们在汉帝国边境的活动尤为频繁，这极大地促进了汉帝国的扩张，朝廷希望将更多的边境地区并入郡县以扩大版图，追逐利益的商人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更多边境地区并入汉帝国版图也促进了汉代贸易发展。汉帝国在之前的贸易发展中与朝鲜等地有了交流，汉武帝时期更是在朝鲜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之后更多的商人到了这里；《汉书》卷二十八记载：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可见汉武帝在朝鲜设立郡使得大批商人迁徙贸易。

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半岛设立的汉四郡，这种扩张随后引发大批商人迁徙贸易

在汉帝国向西南地方扩张的时候，四川商人经常越过边境与夜郎进行贸易，而这些贸易活动使得汉帝国注意到了夜郎地区政治军事的重要性，从而使得整个西南地区向中国开放，转化为汉帝国的郡。在《史记》卷一百一十六中：“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 剽分二方,卒为七郡。西南外徼,庄蹻首通”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商人在边境的贸易活动经常引起汉帝国的政治军事扩张。

夜郎与汉朝的地理位置清晰可见，汉灭夜郎虽说有政治目的，但四川商人与夜郎频繁的边境贸易也促进了扩张

但除了商人之外，在边境驻扎的军队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在汉文帝时期，云中太守便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市（效仿战国时期赵国李牧）；而到了武帝统治时期，京师的北军军营守卫处变成了士兵进行贸易的集市区，之后军市日趋制度化，并有专门的官员治理。《汉书》卷六十七：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 卷七十四中：“后吉为车骑将军军市令，迁大将军长史，霍光甚重之，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可以看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军市，并且有军市令负责管理。

当然，汉代士兵促进贸易的发展自然不止军市，还有边境的集市和普通集市。边境集市也称关市或互市，即在边境和平时，驻防的汉朝士兵像商人一样与胡族人进行贸易。当士兵在边境地区驻扎时，必然有很多士兵携带家属，而这也自然产生了“私市”也就是普通集市。

边境互市，汉朝在边境驻军促进了各种集市发展，边境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繁荣

至此，通过汉代商人和驻防军队的活动可以看出汉胡之间贸易与扩张的关系；一方面，商人通过贸易的方式推进了汉帝国的政治军事扩张，另一方面，士兵们通过扩张而开拓了贸易的范围；贸易与扩张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汉代与胡族之间的贸易

在汉文帝时期关市的设立使得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贸易正式开始，《史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旧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可见在与匈奴开始官方贸易之后，有效避免了战争，为汉帝国与匈奴赢得了稳固的关系；而匈奴由于地理位置恶劣、资源匮乏导致其在经济上对汉帝国非常依赖。当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彻底被汉帝国纳入了贡纳体系之中，成为了归降蛮夷，他们不断被汉化，进而转向定居生活。

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归顺，无论是贡纳体系，还是扩张都对贸易有促进作用

但是北匈奴仍然保持着游牧生活，贸易和掠夺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其分裂之初，北匈奴也向汉帝国派遣使者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汉朝本身对蛮夷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且也为了保证南匈奴对朝廷的忠诚，所谓的和平谈判就此终结。尽管在恶劣的条件下，北匈奴仍然渴望与汉帝国开始贸易获取礼物，当他们带着牛羊来到汉帝国时，不管停留在哪都很受欢迎，同时，他们还能从朝廷那里得到慷慨的礼物。就算这样，北匈奴只是偶尔能得到汉帝国的礼物赏赐却从来没有进入贡纳体系之中。在《后汉书》卷八十九：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可见北匈奴渴望与汉帝国进行贸易，并得到赏赐。

窦宪大破北匈奴，无论是从北匈奴想要与汉朝通商的愿景，还是汉朝对外扩张来讲，这些都促进了贸易发展

除匈奴之外，与汉帝国进行边境贸易的还有羌族、乌桓和鲜卑等胡族人。羌族人是内蛮夷，几乎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交往甚是密切。《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初年，河西与羌族人交往的胡市每天开放四次，这也揭示了贸易的繁荣程度。另外，汉帝国也与乌桓和鲜卑这两个东胡民族建立了规范的贸易关系，并在汉武帝时期设置了护乌桓校尉来负责管理汉人与乌桓、鲜卑之间的贸易等。汉帝国与胡族长时间的贸易使得后者在农业、冶铁、羊毛以及手工业等各方面得到巨大发展。

汉武帝时期，设立了管理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护乌桓校尉

走私贸易

汉帝国边境线漫长，因此，法律上尽管对一些贸易限制，却也制止不了走私活动。整个两汉时期，边境的外蛮夷对中原的物品有着强烈需求，贸易在边境地区也非常繁荣。《汉书》卷九十五记载：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王之，自为功也。”可见，在吕后统治时期，汉帝国禁止与包括南粤在内的蛮夷进行金属器具贸易，尤其是铁器和农业用具的贸易；《汉书》卷五：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汉景帝禁止十岁以下的马出关；从吕后和景帝的措施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禁止贸易的规定，并且，西汉在反对走私贸易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有个人活动都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后来在匈奴和乌桓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铁制兵器，而胡族人在那个年代既不能通过汉廷赐予礼物的方式，也不能通过边境贸易来获得铁器，所以这些铁器很有可能是通过走私贸易传出去的。

汉朝铁器

到了东汉时期，匈奴臣服不再与汉帝国为敌，北部边境的防卫或多或少有些松弛，走私贸易因此更加活跃，以至于汉朝的铁器等限制级物品大批量落入蛮夷人手中。东汉蔡邕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讲道：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可以看出通过走私贸易，胡族人得到了大量汉帝国的武器。

蔡邕曾向皇帝上奏称，由于边境防卫松弛导致走私贸易盛行，很多汉朝的铁器及兵器因此流入鲜卑、匈奴等族

总评

汉代边境贸易的发展与帝国的扩张相辅相成，商人的贸易活动为帝国扩张提供了条件，而帝国的扩张又促进了汉朝边境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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