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人才选拔制度都是每个政权的重中之重，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到政府部门，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什么魏蜀吴三个政权如此短命，为什么之后的东晋又出现了门阀政治？这都要从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说起。
夏商周实行世卿世禄制（世袭），秦国为了适应常年征战的需要，建立起了军功选拔制度，到了汉朝，中央为了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创立了以察举制为主，以征召、辟举、任子、太学补官为辅的人才选拔制度。
察举制在初期，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比如，董仲舒、晁错、东方朔等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是通过举孝廉为官的。
可一项制度，往往是实行着实行着就慢慢变了味，察举制也是如此。
到了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大地主、大豪强兼并农民土地，吏治更加败坏，各官吏之间往往互相举荐子弟，平民百姓往往没有机会得到推荐。
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贵世家把持察举，人才选拔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三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
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
再者，汉代经济不发达，西汉时期的竹简很多平民没有购买能力，东汉时期虽然出现了纸，但技术不完备，没有批量生产压低成本，同时，教育水平落后，所以寒门往往没有机会接触知识，学习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特权”。
因此，门阀士族全面掌控了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国家机器的运转也必须依靠门阀士族才能实现。
时间来到了东汉末年，“寒门”出身的曹操通过官渡之战打败了四世三公的袁绍，在北方建立了曹魏政权，外戚和宦官的力量早已被消灭殆尽，曹操想要管理好这个国家，就不得不利用士族、依靠士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崔琰、荀彧、陈群等人。
既然曹魏统治国家必须依靠士族，而士族为了维护阶级利益就必须依附曹魏，于是，两者利益一勾兑，九品中正制就诞生了。
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因此，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到了晋朝，更是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九品中正制成为了士族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在这项制度之下，士族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皇权日益衰微。
九品中正之下的曹魏，已经成为了一个士族政权，士族阶级的司马家族代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刘备白手起家，打着皇族后裔的旗帜，靠着诸葛亮、法正、庞统等谋士等人的辅佐，夺取了刘璋的地盘益州。
按照魏国的逻辑，想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依靠本地的士族，但是，蜀汉没有。
诸葛亮依法治国，选贤与能，这就必然得罪了养尊处优的本土士族阶级，再者，蜀国政权一心想要恢复汉室，可是，士族阶级想要恢复汉室吗？曹魏的士族在九品中正之下过得有滋有味，我为什么要恢复汉室，我投降都来不及呢，所以，本土士族阶级的代表人物李严与诸葛亮不和，也是必然。
恢复汉室的北伐运动所引起的外部矛盾和蜀国政权与本土士族的内部矛盾，导致了蜀国第一个灭亡。
江东的吴国也属于外来政权，孙策离开袁术回到江东的时候，带领的部将都不是江东人，孙权在治理江东的时候，依靠的是本土的士族，比如顾雍、陆逊。
三国之中，吴国的力量是比较弱小的，北有曹魏，西有蜀汉，这种弱小的政权，往往很有危机感，所以，在共同的敌人之下，孙吴政权和江东士族还是比较和谐的。
可是当西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吴国在昏君孙皓的统治下，必然走向灭亡。
在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曹魏、蜀汉、东吴这三个政权却都不是士族政权，都是逆历史大势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士族与非士族的博弈之下，三个政权必然都是短命王朝。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易中天《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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