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一个谥号，原为"文贞"，避宋仁宗赵祯讳，改为"文正"

谥号是古代官员去世之后，朝廷依据他生平事迹给出的盖棺定论，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代，饱受儒家价值观教育的读书人对身后之名也是异常在乎，得到一个褒奖的美谥，那就是一辈子最后的执着了。

在法礼森严的古代，儒家又重名分，"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因此对怎么评定谥号，谥号由什么字组成都有规范，《逸周书·谥法解》中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但是直到北宋时仁宗老师枢密使（国家军事机构最高领导）夏竦谥号大争论出现后，砸缸的司马光一锤定音，"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从此"文正"才成为人臣最高谥号，"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成为广大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奋斗目标，被授予"文正"谥号的那些人就成为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的绝对标杆。

道德博闻曰文

靖恭其位曰正

宋明两朝“文正”情况

自司马光推高"文正"的评价后，宋朝统治者送出"文正"谥号六次，其中北宋五次，南宋一次，他们是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蔡卞，郑居中，蔡沈。

稍微介绍下这几位大神。

范仲淹，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一说"文正公"，大家稍微知道点的，那肯定指的就是范文正公范仲淹。并且，"文正"这个谥号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为文，《岳阳楼记》千古传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让人折节；从政，治理地方与民生息、兴修水利，参加新政、改革强国，代天守边、平靖西北，故有人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如此优秀的范仲淹在宋朝就拥有了一大批小迷弟，司马光就是他的拥簇，所以仁宗想给夏竦"文正"，被司马光怼住了，在司马光心里，只有范仲淹那样优秀的同志才有资格谥"文正"。

司马光，官方标签就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反正我就只知道他小时候砸了缸，长大了写了本书《资治通鉴》，官当到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且和改革强人王安石相爱相杀了大半辈子。但是如果真认真了解下，司马光也确实是做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巅峰，他用毕生心血编写《资治通鉴》，在这方面绝对比他的偶像范仲淹还要出色，清朝史学家王鸣盛就评价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在谥号上，司马光反正不吃亏，把夏竦怼掉了文正，自己反正稳稳地弄到手。

黄中庸，司马光小弟，协助编写《资治通鉴》。他绝对是科举牛人，皇祐三年（1051年）举郡试贡元，第二年中福建乡试会元，第三年赴汴京中会试第一名，然后殿试中二甲第一名传胪（总评第四，前面还有状元、榜眼、探花），差点就完成最难操作-三元及第了。步入仕途后，他可是和司马光、欧阳修、包拯、富弼这些大佬齐名，为官宽惠，能断奇狱，最后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副使。

蔡卞，他这个身份有点尴尬，新党要员，改革派大佬王安石的女婿，千古奸臣蔡京的弟弟，但是他官声也还可以，在广州为官时得到了百姓拥戴，《宋史》：广州宝具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洒衣送之

郑居中，这位仁兄真是官场老油条，钻营手段极其多样，先是和宫里郑贵妃搭线，内外沟通，被接连提拔，后面直接和宋徽宗沆瀣一气，很会揣摩上意，帮过大奸臣蔡京，后面为了争夺权力又和蔡京对着干，算得上徽宗宠臣，所以也混了个"文正"。

蔡沈，南宋学者，大儒朱熹的学生。他在宋朝几个"文正"里比较特殊，终身不仕，就没当过官，著有《尚书集传》，这本书大家肯能不熟悉，但是元、明、清三朝的读书人那是滚瓜烂熟，《尚书集传》是官方圈定的科举考试依据，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大纲，所以就因为著书有功，虽然没有担任过官职，他死后也被朝廷认可，宋理宗追赠太子太师、太师、永国公，谥文正。

这六个人，相比于"文正"最初以及本来包含的意义来说，能说得上名副其实的，也就仁宗朝的范仲淹、司马光和黄中庸了，官至宰执、以文传道，反正北宋"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最后能得到殊荣的也就三人而已。

到了大明朝，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文正"这样的超级谥号，也就没那么容易得到了，连圣人王阳明都没混上，根据记载，明朝官方按程序评定"文正"两人，就是弘治三阁老之李东阳、谢迁，还有南明小朝廷追谥方孝孺、倪元璐、刘理顺，说起来总共有五个，但是从含金量来说，也只有弘治朝的李东阳、谢迁算正常渠道的"文正"。

说到李东阳、谢迁，就不得不说他们携手在弘治、正德两朝的呕心沥血，他们作为内阁大学士，发挥自己的才能辅佐君王以致盛世，上演了一幕君臣相得的好剧，包括他们的好战友刘健，一起得到了朝廷内外认可，天下称贤相，所有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评价，"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并把他们三人与永乐朝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并列。他们各有长处，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弘治中兴"作出了贡献。

李东阳的一生，也算历经波涛了，他二十岁中二甲第一，选翰林院庶吉士，直接进入宰相预备队，弘治八年入内阁，至正德五年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致仕，"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那绝对是政坛大佬级人物。当然，李东阳谥"文正"，也是有一些争议的，他于正德十一年去世，在位的正德皇帝是他一手带大的学生，帮他走领取谥号程序的官员杨一清是他的亲密战友。因此李东阳在弥留之际，杨一清来探望，说到谥号这件事，杨一清说，兄弟你放心走，"文正"我来安排，以老哥你的功绩跑不了，李东阳明明病的只剩一口气都在床上给杨一清磕头，所有当时就有人作诗讽刺了一下：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其次就是谢迁了，这老哥是明朝余姚三阁老中名气最大的一个，他起点比李东阳还高，成化十一年（1475年）中一甲第一名状元，弘治八年与李东阳一起入阁，他很是擅长交往辞令，说白了就是会侃，会处理人际关系，有他在，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尴尬。谢迁的"文正"是嘉靖帝给上的，本来谢迁在正德四年被太监刘瑾依仗皇帝权势拿掉了官职，此后一直在家养老，但是嘉靖帝上位后，急于需要老同志的认可，而谢迁在嘉靖上位的时候就上书表示祝贺，后面嘉靖六年，以七十九的高龄还出来给嘉靖站台，最后他谥"文正"，也是嘉靖给他政治态度的褒奖。

总体来看，宋朝的"文正"，与"文正"的初衷相当者仅有两人：范仲淹、司马光，其次黄中庸算合格，宋徽宗及以后评的三个，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明朝的"文正"，正常渠道的李东阳、谢迁算合格，南明整的三个就算了，差距挺大。因此，这个"文正"的数量是被控制住了，历代帝王不肯轻易与人，但是，离司马光的初衷以及范仲淹的榜样，一直是在滑坡。从中也可以看到，整个士大夫阶级的能力水平在逐渐加强的皇权下弱化。

宋朝士大夫的政治自觉

一说宋朝，大家都知道那是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时代。传的神乎其神的就有一件事，说是黄袍加身的宋太祖在太庙立了一块碑，写了三句话，一是不杀柴氏子孙，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是不听我话的孩子都会遭天谴。不说这个事的真假，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宋朝的士大夫确实自在轻松，宋朝管制非常繁琐，为了拉拢读书人见人就给官，导致一个职位好多人干；而且收入又高，有好事者就曾经换算过包拯包大人的正常年收入有1000多万人民币；同时还没有没有生命危险，苏轼被贬了一辈子，摊上"乌台诗案"也没死，要搁清朝，早就九族地府直达票了。

并且宋朝的士大夫有着极高的政治定位，他们认为自己和皇帝并不是绝对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北宋名相文彦博就说过，"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皇权必须依靠士大夫阶级才能统治到百姓。有了这样的认识，那就等于在赵宋集团里，士大夫不是打工者，而是拥有部分股权的小股东，大家一口锅里弄饭吃，有共同事业，所以大家干起来才带劲。

特别是在范文正精神的感召下，大宋朝的知识分子在文官政治里开始觉醒，他们自诩国家的中流砥柱，并且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投射到君主制的统治体制里，把自己当成天下安危的担当者。同时，士大夫们在不断的斗争中与君权达成一致，形成了君权、中书、台谏相互制约的政治构架，反正各司其中、各守本份，最终达到"三王之治"的共同政治理想。

明朝士大夫的断崖下跌

到了大明朝，从政治狂人太祖皇帝朱元璋开始，控制欲极强的朱家基因强力破坏了原来的政治构架，废除了丞相，君权进一步强化，此消彼长，自然士大夫阶级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压缩，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大夫阶级被商人阶级腐化，传统儒家价值观受到影响，最后就有了崇祯说"文臣皆可杀"，以及钱谦益"水太冷"的典故了。

当然，明朝士大夫阶级的脊梁骨也是一次次被打断的，总的来说，明朝的官比宋朝的难当啊。在朱元璋和朱棣手底下讨生活的官员日子确实是难过，洪武朝各种大案株连，蓝玉案报销了一万多人；永乐朝官员压力超级大，有好事者统计过，《明史》中官员自杀记录，永乐朝名列第一。到了后面英宗朝土木堡之变被玩死一批、夺门之变整死一批，其中大忠臣于谦就被砍了。后来嘉靖搞大礼仪之争又搞废一批，廷杖就打死十六人，到最后万历玩国本之争基本就把士大夫的心气玩完了，罢官、解职、发配充军的一百多人，内阁首辅都搞掉四个，所以就有"

再回过头看士大夫们的人生追求，死谥文正，那是对一个士大夫最高、最终的定论，宋朝因为有着自由的土壤，所以士大夫们投身统治者的事业很积极，并且还是压上身家性命一起干，所以最后北宋灭亡南宋能迅速建立起统治，到南宋灭亡，崖山十万军民蹈海；到了明朝的时候，南明小朝廷还你争我夺，昙花一现就没了，虽然也有很多悲壮的故事，但是带路党真多，越发得不足为后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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