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黑臉去摧折權貴，讓青天來為民做主。
從廟堂到江湖，包公身影定格成中國清廉文化永恆的象徵。
肇慶端州區的包公祠坐落於城西廠排街，祭祀宋代名臣包拯（999—1062）。
包拯生活在北宋前期。宋太祖、太宗之後，便是真宗、仁宗，包公生長在真宗時期，為官在仁宗時期。包拯出生的時候，寇準39歲，范仲淹11歲，晏殊9歲。而到包拯9歲的時候，歐陽修1歲；21歲以後，司馬光、王安石相繼出生。這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包拯雖沒有出將入相、為文修史，但他把自己獨特的身影留在歷史中，留在宋元的話本里，留在明清的小說裡，也留在世人的心中。千百年來，他的事蹟、故事廣為傳播，影響深遠。他是黎民百姓呼喚清官與盼望治世的精神寄託，他是集中體現秉公執法、一身正氣的精神力量。直至今日，他依然是民間最具號召力的代表公平與正義之化身，他的影響力遍及 海內外華人世界。
不過，端州包公祠是今人新建的，並非古代遺存。
古端州包公祠初建於包拯死後不久的北宋神宗熙寧年間，時任知州蔣續選址州衙儀門之左立祠。後興廢不常，祭祀無制。直到明成化元年（1465），肇慶知府黃瑜上書朝廷，包公祠得以進入國家祀典，享受春秋少牢之禮。雖如此，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包公祠建在衙門內，上香祭拜，須出入森嚴衙門，甚為不便。大約四十年後，肇慶知府在府衙外的西面、相距百餘步的地方另創包公祠。從衙門內到衙門外，包公祠的香火更加旺盛了。
祭祀先賢，古已有之。先賢按地域分，有名宦、鄉賢之別。一般地說，生於其地而德業、學行著於世者，謂之鄉賢，非其地人但在其地做官而惠澤於民者，謂之名宦。因而，同是包公祠，同是祭祀包拯，肇慶包公祠屬於名宦祠，合肥包公祠則屬於鄉賢祠。因為包拯是合肥人，曾在肇慶做官三年。《宋史·包拯傳》載：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裡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
包拯二十九歲中進士，但因父母年老，他以建昌路遠，辭職不就任。朝廷以和州與合肥相鄰，派他去和州監稅，他的父母不願離家去和州，包拯毅然辭官歸養。按照宋代的規定，官員可以辭官在家侍養父母，待他們去世後，守喪三年，然後再赴朝為官。包拯因此“十年無宦”，大約到1037年，料理完父母后事的包拯才正式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到揚州天長縣（現屬安徽省）做知縣。
做了三年天長知縣之後，包拯來到嶺南，出任端州知州，史稱：
（包拯）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包公清廉自守，痛革宿弊，不再加徵端硯，離任“不持一硯歸”的高風亮節更是千古傳誦。此外，據《肇慶府志》記載，包公在端州看到百姓用水依賴江水，生活不便，便鑿井七處，散佈城中，後人稱之為“包公井”。包拯重視民生，振興教育，建米倉、星巖書院等，皆班班可考。端州之任，是包拯為官地方的一個縮影。他曾有詩明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包拯在端州三年，很好地踐行了自己的為官准則。
包拯為官“清”、“直”，惠澤端州，贏得了端州的人心。明代人在重建包公祠的碑記中說，對於老百姓，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官吏之貪，政治不清，“惟直可以塞奸邪之路，惟清可以澄貪濁之源”。而包拯治理端州，重民生，減賦稅，清風直道，浩然天地間，百姓能不尸祝俎豆、建祠祭拜嗎？這正符合《祭法》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的祭祀精神。
包拯一生真正做官的時間為26年，崗位換了20多次，做過端州等地方官，也做過監察御史等“臺諫”官，還有開封府尹、戶部官，最後是樞密副使。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位置上，包拯不改本色，一以“清”、“直”行事。
包拯曾三度任臺諫官，作為朝廷的言官，包拯敢於上書言事，不畏權臣，剛直不阿。他自己願做唐朝魏徵式的“忠直無隱之臣”，同時上書宋仁宗，希望皇帝成為像唐太宗那樣的“英明好諫之主”。包拯曾抄寫了三篇魏徵的奏疏，請仁宗“置之座右，以為龜鑑”。事實上，仁宗恭儉仁恕，虛懷納諫，容受直言。
包拯雖然據今已有1000多年，但其為官清廉、為民請命的精神對我們仍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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