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甚至可以说是清官的代表，被称为“包青天”。
包拯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人民将他奉为中国司法之神。中国民间信仰传其为文曲星转世，死后成为阴曹地府第五殿阎罗王之一，称森罗殿主及阎罗天子、包府千岁、文曲星君。
千年以来，人们用多种方式来传颂包拯，评书、戏剧、小说、影视剧等等，让包拯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曾说包公是文曲星的转世，与狄青一文一武开创了北宋的“咸平之治”和“仁宗盛治”。
可我们都知道， 演义里都是“骗人的”，剧中人物和真实的历史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是颠覆性的。
比如苏定方就有话说。
其实，包拯的事迹在史书上记载的比较简略，远没有戏曲、演义那样丰富多彩。因为戏曲、演义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都是人们在包拯身上寄托了太多太多关于清官的美好想象罢了。
如果我们翻开史书，就会发现一个真实的包拯，其实并没有后世文艺作品中塑造的那么美好。
1.包拯断案如神？
包拯最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公案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包拯身为开封府尹，坐镇大宋东京汴梁，朝中有八贤王当靠山，文有师爷公孙策，武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和御猫展昭，江湖中更有许多侠士相助。他化身成名侦探，断案如神，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上打昏君，中斩奸臣，下惩刁民，让人看了十分解气、痛快。
许多包公戏中都有类似“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唱词，让观众误以为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多年。
但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包拯从宋仁宗嘉佑元年十二月（1057年1月）被任命为权知（暂时代理）开封府，嘉佑三年六月升任右谏议大夫，由欧阳修继任，一共只担任了一年半的开封知府。史书上没有记载任何关于包拯在开封府断案的事迹，只是说包拯在开封府尹任上“立朝刚毅，权贵敛手，吏不敢欺”，把开封治理的井井有条。
包拯唯一一件断案是“审牛舌案”，还是他担任天长县令时的事。
但这件“审牛舌案”同样记载于《宋史·穆衍传》里。
“审牛舌案”究竟是包拯所为，还是穆衍所为，却成了一件无头公案。
倒是和包拯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谬误篇》中记载：“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号呼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罪，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呵之曰：‘但受脊杖而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抨吏于庭，杖之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沮吏势。不知乃为所卖矣！”
“号为明察”的包拯却被小吏忽悠，做了一件不明察的事。
2.狸猫换太子真相大白，和包拯无关。
《在狸猫换太子（打龙袍）》这出戏剧里，包拯可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宋真宗时，刘妃与内监郭槐合谋，以剥皮狸猫调换李宸妃所生婴儿，李宸妃随被打入冷宫，后流落民间。真宗死后，仁宗赵祯即位，包拯奉旨赴陈州勘察国舅庞煜放赈舞弊案。途中，包拯受理李妃冤案。
包拯趁进宫贺寿之机，将流落民间的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包公又设计让太监郭槐供出真相，一切才 真相大白。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升为丞相。
包拯在这出戏里大出风头，不但治好了李妃的眼病，还铡了太监郭槐，惩治奸臣庞太师父女，甚至打了龙袍。
这在历史上当然是假的。
因为这段是历史发生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而包拯在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才当了天长（今属安徽）知县。
一个九品芝麻官能管得了皇帝他娘的事？
脚后跟想想都不可能。
3.并非不畏权贵刚直不阿
包公戏中最能体现包拯的形象的，除了断案如神、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之外，就是不畏权贵了。
在《宋史·包拯传》中记载了一件事：“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
只有一句。
外戚张尧佐被包拯、唐介等人参了一本，下场究竟如何呢？《包拯传》中没有再说。
这就事有蹊跷了。本着做历史名侦探福尔摩斯的精神，我们继续追查下去。
在《宋史·唐介传》中却说的很详细。
“张尧佐骤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介与包拯、吴奎等力争之，又请中丞王举正留百官班庭论，夺其二使。无何，复除宣徽使、知河阳。介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违，介独抗言之。”
翻译：唐介对同僚说：“这是皇上要给张尧佐宣徽使这一职位，而借河阳知府这个虚名罢了，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同事们都模棱两可，甚至开始和稀泥。唯独唐介继续上奏表示反对。
这些同事包括谁？其中就有包拯。包拯上奏：“万不得已，宣徽、节度可选择一个授予他（张尧佐）。这样，才合天意，顺人情。”（《宋史·张尧佐传》）算是打了退堂鼓。
但唐介一人独自上言抗争，要求罢免张尧佐，结果触怒了宋仁宗，被贬斥出京，到英州为地方官。
中途退缩的包拯安然无恙，乌纱帽依然戴的稳稳的。
4.瓜田李下升官路
《宋史·包拯传》中记载了一件事，令人对包拯“刮目相看”。
宋朝时，三司使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中央最高财政长官，号称“计相”。
张方平为三司使，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
翻译：外戚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但宋祁取代张方平，担任三司使，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
“命下之日,外议渲然”。（《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七）
这种行径连一向对包拯称赞有加的欧阳修都看不过去了，不禁对他冷嘲热讽。欧阳修说道：“包拯真是《左传》中所说的蹊田夺牛，别人的牛踩了自家的田地，就要把人家的牛给抢夺来赔偿，这种已经惩罚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
欧阳修还评论包拯：
“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但包拯厚黑学玩的溜，接连把前两任三司使参倒，躲过了舆论风声，最后自己担任三司使。
包拯的这波升官操作术，玩的真是溜儿。
5. 包拯并非公正廉明
有一个京剧著名剧目《铡包勉》，主要剧情为：
包拯的亲侄包勉在担任地方官以后，贪赃枉法，草菅人命。
被害人肖刘氏向包公诉冤，包拯听后虽怒不可遏，但又十分为难。因为包拯自小被遗弃(此为剧本虚构)，由嫂子将他抚养成人，嫂子对他恩重如山，包勉却是嫂子唯一的儿子。
在公私两难之中，他最终选择了大义灭亲，决然下令斩首包勉，然后再回到赤桑镇向嫂子赔情。
这是一处戏剧，自然寄托了人民对清官公正廉明、维护法纪、大义灭亲的美好理想。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北宋民间笔记《闻见前录》纪载，章惇考中进士后在开封长辈家中听候任命，竟然与长辈的小妾私通，被人撞破后慌不择路，在翻墙逃走时踩伤一名老妇，结果被捉往告状。
但包拯见章惇为新科进士，竟然判其无罪，只让章惇与老妇赔钱私了。只问踩人案，不问通奸案。
在讲究三纲五常的宋朝，根据大宋律例，私通长辈之妻妾在宋代属“十恶不赦”之一，定罪后至少要判两年，而且不允许遵议亲议贵之例给与“收赎”，也就是说花钱免灾。
如果包拯真的按照大宋律例来惩罚章惇，那么章惇不但前途尽毁，而且名声扫地，终生为人所不齿。
难道就因为章惇是读书人，是进士，就刑不上大夫吗？
书中还记载，包拯的一位下属王尚恭在开封府下辖武阳县（今河南新乡原阳县）担任知县，但他似乎没有得到包拯清正廉明、廉洁爱民的影响，反而徇私枉法，侵害人民。武阳县百姓到开封府上访，向包拯控诉王尚，请求包拯作主惩治。但包拯得知为状告者为王尚恭后，竟然认为武阳县百姓无理取闹，让衙役们将百姓驱逐，。
但这两件事仅记载于《闻见前录》，无其他史料记载，所以只能作为孤证。
6.包拯并非一张黑脸
一提到包拯，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下图：
一张脸漆黑如墨，额上挂有一弯明月，故有“包黑子”称号。
黑脸的寓意大概为了塑造包拯铁面无私，公正廉明的形象，以镇慑昏君佞臣刁民，一弯新月又代表其昭如日月之意。
但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包公祠里，包拯的塑像并不是黑脸，而是相貌清秀，白面长须。
为什么后世文艺作品中包拯会是一张黑脸呢？
与包拯同朝为官的侍御史王抃，“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宋史·赵抃传》。
想来是后世戏曲的编剧，张冠李戴，把王抃的“铁面”易容到了包拯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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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包拯为官时，做过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从宋元至今，人们对其传颂不已。我们对包拯的功绩，当然要给与肯定，但不是将其神化。
《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何况是一个清官？
可为什么包拯会被神化呢？
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人民饱受昏君暴君、贪官污吏、豪强权贵，土豪劣绅、恶霸无赖的欺压凌辱，生活悲惨。
在绝望和困苦之中，人民期盼有人能够把他们救出水火，摆脱苦难。
人民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希望明君爱民如子，整肃朝纲，让天下太平，人民安乐；
如果没有明君，就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希望清官为民请命，严肃法纪，惩治奸臣恶霸；
如果没有清官，就把希望寄托在大侠身上，希望大侠能够惩恶锄奸，锄强扶弱，打抱不平。
但最后大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比如五鼠和御猫，于是人民的希望便破灭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一旦有这三种期盼，就表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人民生活在困苦之中。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里，人民不会期盼明君、清官和大侠，更不会有清官戏。因为人民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手段就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无需祈求明君、清官和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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