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
【牛黨先行興起】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牛僧孺在李逢吉推薦下進入宰相班子，隨即把在外的李宗閔調回長安任中書舍人，既有牛僧孺這位宰相幫忙，又有宦官勢力背後撐腰，李宗閔官位一路上升，到了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宗閔也進入了宰相班子。
牛僧孺這人為官也算廉潔，不願意成為李逢吉和宦官勢力的傀儡，主動外出到地方上為官，後來李逢吉也被外放出京，李宗閔成了“牛黨”的領袖。
幾乎與此同時，裴度也推薦一直在外的李德裕入朝為相，但李宗閔既然為相自然就不會坐視，李德裕回京不到十天就被李宗閔和宦官勢力合夥排擠出京。之後李宗閔再次把牛僧孺調回長安進入宰相班子，開始了“牛黨”權傾朝野的時期。
“牛、李權赫於天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舊唐書》）
包括裴度，雖然對李宗閔有過大恩，但政治觀點不同，又推薦了李德裕，李宗閔也尋機排擠裴度離開了長安。
李宗閔、牛僧孺把他們的同學、同年、同榜大多提拔到高位，當時長安城中流傳一句話，“門生故吏，不牛則李”，李就是李宗閔，牛就是牛僧孺。
圍繞李宗閔，除了牛僧孺之外，還有一大批人。宰相級別的包括楊嗣復、李珏等人，另外還有號稱“三楊”的楊虞卿兄弟三人也在關鍵崗位，形成了一個以李宗閔為核心的政治集團。
當時最聰明的一個人是白居易，他的妻子是三楊之一楊穎士一族的，天生的“牛黨”成員，但同時又一直與“牛黨”對頭裴度、元稹等人交好，為了避免麻煩，索性一直在外為官，這才得以安享晚年。
【牛黨，沒幹過什麼正經事兒】
既然李宗閔是依附宦官起家的，自然就不會支持唐文宗除去宦官的想法。同時，他們的主和思想決定了他們對唐王朝的藩鎮問題毫無建樹。
太和四年（830年），另一位宰相宋申錫被宦官誣陷謀反的時候，李宗閔一言不發，牛僧孺反對也非常微弱，宋申錫在其他官員求情下勉強保住了一條命，被貶出京。
太和五年（831年），幽州鎮下屬將領驅逐節度使，牛僧孺認為“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慼，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史書上記載的牛僧孺原話都是這個調調，意思是幽州得失不是國家大事，而且這種事情早就有，你皇帝應該習慣。又說需要依靠幽州兵抵禦契丹和奚族，只要授予節度使稱號，幽州就能完成這一任務。
這簡直不像一個宰相應該說的話，如果藩鎮都能守土安民，要國家幹什麼？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也對此提出了批評，“
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堂堂宰相牛僧孺寫的傳奇志怪小說《玄怪錄》）
太和六年（832年）發生的維州事件，是牛黨主和觀點的充分反應，也造成了牛黨徹底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
當時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守將獻城投降。維州是唐、蕃爭奪的戰略要地，為了這座城市，雙方付出了無數的生命。這次不戰而得，唐王朝在蜀中的戰略局面有了很大改觀。
但朝中是李宗閔、牛僧孺為相，一來是為了反對李德裕，二來也是牛黨一貫的主和戰略，不顧吐蕃先破壞盟約攻打唐王朝的事實，以國家應該遵守盟約為由，讓李德裕不接受維州投降，並送還維州投降兵將。
送還那日，吐蕃當著唐軍的面，把維州降人及家屬三百餘人全部誅殺，無論男女老幼，其中尚有嬰兒，吐蕃士兵用槍槊拋擲，周邊唐軍無不流淚。
這件事情的是非對錯後人一直有爭議，支持牛僧孺的代表是司馬光，他對藩鎮持的是維護國家權威態度，但在對外方面卻用“義、利”來定義此事，認為李德裕求利，牛僧孺守信是“義”。
這就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雙重標準，對內維護朝廷統治，對外姑息求和，這也是宋王朝積貧積弱三百年的重要原因。
當時唐文宗對此事後果並不瞭解，但事後經李德裕等人反覆解釋，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唐文宗曾質問牛僧孺等宰相“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天下什麼時候才能太平？你們這些宰相是不是在致力於天下太平？
牛僧孺竟然回答：現在周邊蠻夷沒有入侵，百姓不至於流離，這也算是小康了，皇帝您對太平要求太高了，我們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你們就不要當宰相了，不久牛僧孺罷相外放，李德裕入朝為兵部尚書。
【雙方一次和解機會】
這時“牛黨”已經失勢，李宗閔雖然還在朝中為相，但牛李二人已去其一，李德裕剛剛入朝位置不穩，是李宗閔與李德裕和解的最好機會。
牛黨成員當中也有一批相對公正中立的，就有人建議李宗閔與李德裕和好。此人是之前著名宰相杜佑的孫子杜悰，也就是詩人杜牧的族兄，是靠門蔭出仕的，牛黨也並不全是進士。
杜悰先建議李宗閔推薦李德裕當一次進士主考官，這是牛黨這些標榜進士出身人的傳統地盤，如果這樣做了，確實是和李德裕和好的象徵。但李宗閔想了想，如此的話當年幾十個進士都要認李德裕當“座主”了，付出的代價太大，於是拒絕了這個建議。杜悰又建議推薦李德裕當御史大夫，這是比各部尚書要高一個層次的重要職位，這次李宗閔同意，杜悰就高高興興的去通知了李德裕。
李德裕也看出來這是個和好的信號，很高興的接受了李宗閔的好意。但李宗閔與他的其他親信商量了此事，又反悔了，放了李德裕一個鴿子，也使他們的關係再無緩解。
雙方積怨越來越深，已經純粹變成了對人不對事，包括李德裕後來也辦了一件錯事。
唐文宗後期，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節度使，到任後上奏庫房中有錢帛四十萬貫匹，實際上有八十萬。這是當時的慣例，新官到任都會把拿到手裡的錢帛攔腰砍一半，作為上任之後的不可預見費。這也不是對前任的指責，一般都說這個差額是前任已經離任、後任尚未到位時期花用的。
這時牛僧孺上奏說數額不對，唐文宗派人重新清點，結果確實是八十萬。李德裕只得說剛到淮南情況不熟悉，被下面官吏矇蔽，請求處分。雖然唐文宗沒出處罰李德裕，但李德裕也是大失顏面。
這就是雙方多年積怨造成的，智慧如李德裕也會被情緒左右犯錯誤。
【黨爭使唐文宗無法依靠文官，只得任用小人】
這時已經是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入朝為相後很得唐文宗信任，李宗閔被外放出京，清除“牛黨”黨羽的行動也很順利。
但李德裕與唐文宗也有政治方面的分歧，尤其是在宦官問題上。
唐文宗受制於宦官多年，一門心思想優先解決宦官問題，殺光了宦官自己才能成為一言九鼎的皇帝。
但李德裕延續了李吉甫、裴度等人一貫的行事風格，認為樹立中央權威要從藩鎮入手，不贊成採取激進方式解決宦官問題。
於是，李德裕也不符合唐文宗的要求，加上當時唐文宗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李訓、鄭注兩個小人，李德裕被外放出京，又召李宗閔回朝為相。結果李宗閔回來之後把李德裕貶斥的黨羽又全部復職，唐文宗大怒，“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又把李宗閔外放出京，李訓、鄭注二人成了當時朝中僅次於宦官勢力的掌權派。
文官主戰、主和兩派都被清理一空，但也正因為此，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孺等人都躲過了太和九年十一月的甘露之變。
如果這幾個人當時在朝中，雖然各人政治觀點有差異，但都會制止唐文宗的過激行為，在處理突發事件上也能做到大致平穩，不會讓宰相及大批官員被宦官屠殺的悲劇發生。
但歷史不會改變，甘露之變還是發生了。
如此大的歷史事件，唐王朝的重要支柱力量——文官體系，因為黨爭而沒有發揮絲毫力量，造成了唐王朝宦官專權局面再也無從挽回，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都要為此負責，李宗閔是其中最大的責任人。
李牛二人掌權期間，除了結黨、依附宦官、主和之外，還真沒什麼太多的惡事，所以這隻能算是黨爭，而算不上奸臣。尤其在宋代，司馬光等很多知識分子認同“牛黨”對外妥協的政治觀點，牛黨一直沒有被徹底清算。
牛僧孺此人道德操守方面挑不出什麼毛病，即使李德裕在唐武宗期間掌權也沒法對牛僧孺下手，牛僧孺也是老老實實在洛陽與白居易等人安度晚年，善終。
李宗閔性格偏激，行事也有很多問題，李德裕掌權後找了李宗閔的毛病，貶到郴州（先湖南郴州）任司馬小官，並在幾年後死在那裡。
李德裕是最悲劇的一個，唐武宗時期得到皇帝信任，輔佐唐武宗實現了會昌中興，被後人譽為晚唐最傑出的政治家。但之後的唐宣宗對李德裕非常反感，加上一些小人作祟，李德裕被連貶五次，最後在崖州去世。
（李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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