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陶淵明，人們大多會一邊為他的才華傾倒，一邊又為他的氣節叫好，同時又替他的懷才不遇而惋惜。但實際上他的“懷才”，除了詩文，其他還需要打個問號；而將他的“不遇”歸結到東晉士族政治也有失偏頗；至於“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氣節使然。

從根本上來說，陶淵明懷才不遇的悲劇，主要還是他自視過高導致的。

一、敞開的士族大門

陶氏家族在東晉，雖不是門楣貴比王侯的上品士族，但也絕不是可以任人輕薄的寒門。

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大司馬，在朝時同庾氏家族一同壓制丞相王導和東晉小皇帝，在野時則征伐隨心，所得歸己；祖父則是武昌太守。這樣門戶出身的陶淵明，可以說當時的士族對他並沒有多少排斥，陶氏家族至少可以說站在了士族階層的邊緣。

要得到士族的認可並不容易，但陶淵明卻做到了，以琅琊王家子弟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

“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雲：‘素有腳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

王導的曾孫，南朝宋時期官至太保的王弘，在擔任江州刺史時，曾親自登門拜訪陶淵明。被謝絕之後，又得其所好，在他出遊路上擺酒引誘，以期見上一面。當得知陶淵明腿腳不好，還讓自己的門生和兩個兒子負責抬轎，接到自己府上飲酒。可見當時陶淵明在士族子弟中的聲望還是不錯的，要知道王家子弟中不出名的王僧達，曾經把宋孝武帝劉駿的表兄弟路瓊坐過的椅子給搬出去燒掉了。

可以說當時士族的門戶已經對陶淵明敞開了，如果把自己的不得志歸咎為士族當政，就未免太偏頗了。

二、“曲折”的仕途之路

被士族接納當然並不是表示就成為了士族，這還需要陶淵明自身的努力。但對他來說，仕途之路雖然不像王羲之、謝安那樣容易，但至少也不像李白那麼艱難。

最初陶淵明被任命為州祭酒，但“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這裡的州祭酒大概相當於現在的教育局長或大學校長的職務，“不堪”一詞應當不是指陶淵明無法勝任這一工作，更恰當的解釋應該是不屑於做這個工作。陶淵明的驕傲，比起王羲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太把自己當一回事了。

後來，當陶淵明年滿40的時候，終於遇到了一個能幹大事的明主劉裕，從《榮木》詩中就可以看出：“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不過沒多久，又因為劉裕不對他胃口，先是從劉裕幕僚轉為劉敬宣的建威參軍，然後很快又跟著劉敬宣一起辭職不幹了。

若是陶淵明的才能堪比諸葛亮、謝安，能化腐朽為神奇，挽狂瀾於傾倒，眼光高一點也就罷了。但事實上他並沒有為政的本事，還帶著自己固有的驕傲，四處看人不順眼。

三、“可貴”的士族氣節

陶淵明為政如何，從他任彭澤縣令時的表現即可看出：

“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谷，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一到任，陶淵明就下令公田全部種上秫谷，當時主要的口糧是粳米，秫谷是釀造秫酒的主要原料。對於這種公田私用，他的解釋居然是“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在那個糧食產量上不去的年代，讓他喝高興居然比填飽肚子更重要。

在小地方為官尚且如此，如果掌握了更大的權勢，後果簡直不堪設想。這樣做縣官，當上級巡查的時候，問題就出來了。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

想當年，陶家也是執掌朝政的一品大員，如今後人居然要向區區小吏低頭，甚至還要被盤問，而且這個小吏還是“鄉里小人”，並不是上品高門。心高氣傲的陶淵明怎麼受得了，於是就再次撂挑子，索性不幹了。明明是不能“拳拳事鄉里小人”的驕傲，傳到後來卻變成了“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氣節了。當年的“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既然不能實現，那麼索性就“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