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关士族气节,只是陶渊明逃避现实的华丽借口

提起陶渊明,人们大多会一边为他的才华倾倒,一边又为他的气节叫好,同时又替他的怀才不遇而惋惜。但实际上他的“怀才”,除了诗文,其他还需要打个问号;而将他的“不遇”归结到东晋士族政治也有失偏颇;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气节使然。

从根本上来说,陶渊明怀才不遇的悲剧,主要还是他自视过高导致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关士族气节,只是陶渊明逃避现实的华丽借口

一、敞开的士族大门

陶氏家族在东晋,虽不是门楣贵比王侯的上品士族,但也绝不是可以任人轻薄的寒门。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大司马,在朝时同庾氏家族一同压制丞相王导和东晋小皇帝,在野时则征伐随心,所得归己;祖父则是武昌太守。这样门户出身的陶渊明,可以说当时的士族对他并没有多少排斥,陶氏家族至少可以说站在了士族阶层的边缘。

要得到士族的认可并不容易,但陶渊明却做到了,以琅琊王家子弟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蓝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轝之至州。”

王导的曾孙,南朝宋时期官至太保的王弘,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曾亲自登门拜访陶渊明。被谢绝之后,又得其所好,在他出游路上摆酒引诱,以期见上一面。当得知陶渊明腿脚不好,还让自己的门生和两个儿子负责抬轿,接到自己府上饮酒。可见当时陶渊明在士族子弟中的声望还是不错的,要知道王家子弟中不出名的王僧达,曾经把宋孝武帝刘骏的表兄弟路琼坐过的椅子给搬出去烧掉了。

“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关士族气节,只是陶渊明逃避现实的华丽借口

可以说当时士族的门户已经对陶渊明敞开了,如果把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为士族当政,就未免太偏颇了。

二、“曲折”的仕途之路

被士族接纳当然并不是表示就成为了士族,这还需要陶渊明自身的努力。但对他来说,仕途之路虽然不像王羲之、谢安那样容易,但至少也不像李白那么艰难。

最初陶渊明被任命为州祭酒,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的州祭酒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或大学校长的职务,“不堪”一词应当不是指陶渊明无法胜任这一工作,更恰当的解释应该是不屑于做这个工作。陶渊明的骄傲,比起王羲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后来,当陶渊明年满40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个能干大事的明主刘裕,从《荣木》诗中就可以看出:“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不过没多久,又因为刘裕不对他胃口,先是从刘裕幕僚转为刘敬宣的建威参军,然后很快又跟着刘敬宣一起辞职不干了。

“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关士族气节,只是陶渊明逃避现实的华丽借口

若是陶渊明的才能堪比诸葛亮、谢安,能化腐朽为神奇,挽狂澜于倾倒,眼光高一点也就罢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为政的本事,还带着自己固有的骄傲,四处看人不顺眼。

三、“可贵”的士族气节

陶渊明为政如何,从他任彭泽县令时的表现即可看出:

“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

一到任,陶渊明就下令公田全部种上秫谷,当时主要的口粮是粳米,秫谷是酿造秫酒的主要原料。对于这种公田私用,他的解释居然是“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在那个粮食产量上不去的年代,让他喝高兴居然比填饱肚子更重要。

在小地方为官尚且如此,如果掌握了更大的权势,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样做县官,当上级巡查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想当年,陶家也是执掌朝政的一品大员,如今后人居然要向区区小吏低头,甚至还要被盘问,而且这个小吏还是“乡里小人”,并不是上品高门。心高气傲的陶渊明怎么受得了,于是就再次撂挑子,索性不干了。明明是不能“拳拳事乡里小人”的骄傲,传到后来却变成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了。当年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既然不能实现,那么索性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欺”了。

“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关士族气节,只是陶渊明逃避现实的华丽借口

一个士族,至少需要上百年的家族辉煌史,才会开枝散叶,相互提携带动家族的长盛不衰。遗憾的是陶家虽被士族接受,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士族。陶家子弟的相互提携,也只是一个让陶渊明觉得不堪的州祭酒而已。

陶渊明只有士族的骄傲,却没有士族骄傲的本钱;他瞧不起寒门,却无法阻止寒门凌驾于自己之上,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典型的眼高手低和高不成低不就。

对于陶渊明的人生来说,外部条件已经是很优越了,自身的性格缺陷才是他不如意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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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陶潜传》 李延寿

《资治通鉴》 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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