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宋朝文人當政,大臣敢當面懟皇帝,文人真的想說啥就說啥?

宋朝時期我國文化發展達到巔峰,這得益於趙匡胤建立宋朝時制定的文人治理天下的國策。也因為這個國策給人造成一個印象,宋朝的大臣當政之時,對皇帝是絲毫不留面子。只要皇帝做的不對,當面懟皇帝一頓。而皇帝氣的不行卻拿這些文人一點辦法沒有。宋朝大臣真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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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趙匡胤


宋朝的文人政治

宋朝文人當政,官員權力的確很大,官員對皇帝的納諫也大都直面聖顏。宋朝皇帝被大臣逼迫下不了臺的事情也的確很多。這些大都發生在宋朝前中期,當時的文人初次走上政治中心,一心江山社稷、百姓黎民,再加上趙匡胤定下不殺文人這條規矩,文人對於皇帝也就沒有太多畏懼之心。對於皇帝的錯誤言行、政策也大都直諫聖顏。北宋前中期的皇帝也大都是開明之君,對於這些大臣的意見,大都不會直接否定,而是三思而行。雖然對大臣的衝撞有時候氣憤難當,也能保持一個帝王的風度。所以就出現了宋朝這種大臣極力反對皇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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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文人生活


空口無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宋真宗:宋真宗1004遼國,遼國大舉進攻宋朝邊境。一路攻城略地,打到澶州(今濮陽),直逼宋朝國都汴京,現在開封。宋真宗一看架勢不對,準備遷都避難。當時就有大臣提出遷都南京、成都等想法。結果宰相寇準對著這些想遷都的大臣一頓批判,然後跟宋真宗一統理論,爭的面紅耳赤。結果宋真宗沒辦法被逼放棄遷都,御駕親征北上澶州。結果宋軍大勝,簽訂了《澶淵之盟》。這上前線御駕親征可是要命的事,宋真宗都沒能爭過宰相,可見宋朝大臣權勢非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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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之盟示意圖


寇準身為宰相權利大,可以跟皇帝直接爭論,可是你以為不是宰相就不敢嗎?宋仁宗有一次被一位妃子吹了枕邊風,想升國戚張堯佐為宣徽使,監察御史包拯立馬反對,跟仁宗一通吵吵。仁宗皇帝見事不成,就想著給個虛職節度使(宋朝節度使與唐朝節度使完全是兩個意義,宋朝節度使基本就是一個空殼子,沒有實權)乾乾。結果包拯帶著七位監察御史一起勸阻,和仁宗皇帝當堂爭執。最終仁宗皇帝滿肚子氣的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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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中包拯形象


要說吧這個監察御史的確有責任跟皇帝納諫勸阻,敢當面懟皇帝應有情可原。再來看看這兩位就有點稍顯過分了。程朱理學中的二程兄弟,分別懟了神宗、哲宗兩位皇帝。有一次神宗皇帝找程顥聊天,兩人聊一聊天下人才問題。神宗皇帝尋求的是變法人才,本來是想拉攏一下程顥,於是就說:“這天下有用的人才怎麼那麼少呢,沒有真正能夠大用的人才啊?”誰知道程顥是一個標準的反對變法人物,直接跟神宗皇帝說:“您這是看不起天下讀書人啊!無視天下讀書人!”神宗皇帝聽了這麼放肆的話也只能灰溜溜的說,不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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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左與程頤


如果說程顥是出言不遜,程頤就顯得有點不近人情了。哲宗繼位時候比較年幼,還沒有完成學業。經司馬光推薦,太后讓程頤給哲宗皇帝說書(說書給皇帝講課,雖然地位不及“三師”地位高,但也算是半個帝師)。有一天哲宗課間十分鐘休息時候,哲宗看見樹上柳枝發新芽,心中不勝喜歡,就折柳把玩。誰曾想程頤直接給哲宗說:“現在春天,萬物復甦,你怎麼隨手就把柳枝給折斷了,這也是生命啊,決不能無故折損花草”。哲宗玩的正開心呢,聽見批評那是滿肚子不開心,卻也只能聽著,灰溜溜的把柳枝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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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柳依依


儒家思想體系君臣價值

宋朝的這種君臣關係拋開皇帝在接受納諫時情緒因素來講,是君臣雙方都樂於出現場面。宋朝的軍權制度讓朝臣無論身居何職都沒有對軍隊的全部領導權,這樣大臣對皇帝的各種反對都只能停留在語言反對這一層面,不會危及到自己統治。而大臣們爭相納諫也有利於皇帝對大臣思想的控制,讓群臣都處於皇帝構建的忠君愛國思想體系當中,社會思潮穩定。作為朝臣接受儒家思想薰陶,在考取功名那一刻就投身皇帝構建的家國天下思想體系當中,沒有了自己的得失,充分發揮“文死諫”的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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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死戰,文死諫


朝中出現的不正之風毫不畏懼,直言納諫。在這種思想體系當中大臣對皇帝的納諫與皇帝顏面丟失都成了彼此價值的展現。在體系中,大臣的言論相當自由,看見誰做錯了就可以提出,哪怕對象是皇帝,但說無妨。如果大臣的思想言論超出了皇帝構建的儒家思想體系,這種言論自由也就蕩然無存了。對於那些超脫皇帝構建的思想體系之外的言論,與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的處罰也堪稱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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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卿相柳永


柳三變奉旨填詞

柳永是宋朝前期著名詞人,然而柳永的思想價值體系卻又與一般讀書人有點不同。在柳永去考取進士路上居然在青樓酒肆之中留戀了兩年。這兩年中柳永把自己的才華都發揮在為歌妓填詞譜曲當中,也稱得上是聲色犬馬。柳永的詞經過歌妓傳唱之後,廣為流傳。柳永的才名也被披上了歌妓填詞的外衣。寫了兩年歌詞之後,柳永自信滿滿的去考取功名,結果不幸落第。柳永發牢騷的說了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自此之後柳永屢試不第。終於第四次科考被主考官選中,呈報皇帝之時,卻被皇帝記起那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就給批了一個“且去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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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入仕


從這件事不難看出,那句話對柳永政治生涯的影響。為什麼柳永一句詞,這麼受皇帝的重視呢?原因就在於柳永這句話挑戰了宋朝構建儒家思想體系當中的——讀書、致仕。在宋代讀書人思想當中,讀書就是為了報效國家,沒有其它。而柳永當時才名很廣,詞流傳範圍很大,號稱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柳永詞,可是卻挑戰宋朝統治者構建的價值體系,說科舉考試是浮名,還說考取功名不如“淺斟低唱”的青樓酒肆生活。這種思想一旦傳播出去得影響多少青少年走上邪路!自然是要打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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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蘇東坡

如果說柳永因為一首詞挑戰了思想價值體系根基,被著重打擊,那蘇軾就是挑戰了當時的思想潮流。很多人說蘇軾的“烏臺詩案”屬於典型的文字獄,被構陷、陷害、莫須有。其實從這個思想價值體系來說,蘇軾一點都不冤枉。在變法改革開始的熙寧二年,蘇軾上書反對新法。等到蘇軾被貶黜出京,在地方為官之後,看到青苗法等新法弊端之後,又多次上書表示反對變法。本來這些上書言事並沒有違反神宗制定的規矩,也沒有因此降罪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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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


可是蘇軾偏偏愛作詩,又喜歡在詩裡面表達一些東西。加之蘇軾年少成名,等到“烏臺詩案”前可謂是文學圈炙手可熱的人物,在社會上影響力很大。蘇軾對新法的反對已經影響到神宗皇帝追求上下一心,尋求變法的思想要求。偏偏蘇軾上謝表時候又忍不住對新法嘲諷了一番,再加上御史們羅列的一些嘲諷新法的詩句,讓神宗皇帝下決心,殺雞儆猴,整治一下蘇軾。於是御史羅列蘇軾罪行之後,神宗皇帝沒有猶豫的就批准了逮捕蘇軾。因為在神宗眼裡,蘇軾寫的是什麼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蘇軾反對變法,而且自身文學圈影響力大,會增大變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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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的飛翔源自一線牽


自由是相對的

在宋代文人政治達到巔峰,很多文人在政治上一展抱負,也湧現出很多敢與皇帝爭論的正直人物。但細心來看,皇帝允許的爭論都是不影響國家思潮的爭論。在皇帝構建的思想體系當中“文死諫”是理所當然,皇帝“禮賢下士”也是自然而為。當爭論超出了皇帝構建的思想體系,與社會思潮相背離時,文人就會失去這份權利,成為皇帝打壓的對象。典型的代表就是柳永貶低科舉功名、蘇軾反對變法,兩人當時社會影響力較大,言行對社會思潮方向引領性很強。但是兩種思想都違背了皇帝構建的思想體系,所以兩人遭遇人生悲劇也就在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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