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观上看，任何具有个性的哲学，都不是离开其他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进行孤立研究的结果。哲学家都是在前人留下来的思想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因而我们都能够在他的前辈那里找到其思想渊源。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创造，都是哲学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独立于哲学史之外的个别事件。
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在哲学史上的价值，正在于它的独特性、创造性。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就是要特别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通过说明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划清马克思哲学同非马克思哲学的界限，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就在于它特有的“历史”的观念。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其中经济学的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哲学的发现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说马克思还有什么别的哲学发现。
对恩格斯的话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而仅仅是一种历史观，那么，马克思就仅仅有新历史观而没有新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因为马克思除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别的哲学发现；第二，如果说马克思有哲学世界观，而他的哲学世界观又不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就只有旧哲学的世界观，而没有创新性的新哲学世界观，因为马克思在哲学上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发现。显然，上面的两个结论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要承认马克思有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那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就体现在它的“历史”概念之中：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是“历史的”实践观。离开历史概念去谈论马克思哲学，就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
当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讲述历史唯物主义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做是历史观。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历史观时，也是通过讲述历史观，来揭示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离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去单独构造一种超越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上的哲学世界观？
人们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把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没有时间去构造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体系。这种理解未免太浮浅了。实际上，马克思的新哲学世界观就在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中。马克思根本没想、也不可能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外构造出一种像旧哲学那样的哲学世界观体系。在19世纪，西方哲学已经发生一个转向，这就是“哲学的历史转向”。
柯林武德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17世纪的哲学是清理17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清理20世纪的史学’。”这就意味着，哲学将实现一个从西方古典哲学的“完全是以科学精神来构思的完整的哲学”向“按照历史精神”来构思的“现代哲学”的转向。“
马克思实现的历史转向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历史观，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新历史观的发现，使哲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方近代哲学转变为以历史的观念为基础的新哲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用‘历史精神’取代了‘科学精神’，用‘历史的逻辑’取代了‘科学的逻辑’，并把历史的逻辑转变为哲学的‘历史性思维’或‘历史性解释原则’，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一般哲学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了西方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和“生活世界的转向”。
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历史转向，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各种转向(诸如生存论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后形而上学转向等)奠定了深层的基础。因此，哲学的历史转向并非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只不过马克思以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这一历史转向的先河而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并非是发生在西方哲学历史演变之外的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西方哲学历史演变之中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内在的环节，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石，是西方现代哲学各种转向的第一次发动和践行。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解释原则、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的新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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