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主要貨幣是銅錢，也稱制錢。自秦朝統一後，可以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秦到隋，以記重為主要標誌，如半兩、五銖。唐高祖李淵武德四年（621年）廢棄兩銖體系，鑄開元通寶，此後多為年號錢。
價值最小的小平錢也稱一文錢，重量多為一錢，大約3～4克間不等，成語“一文不值”、“一錢不值”由此而來。不拘泥於重量限制，是金屬貨幣擺脫商品屬性，增強貨幣屬性的重要一環，但又不可能完全脫離商品屬性。其中的分寸掌控，不受制於人力或者某個單一因素，而由社會整體來決定。
銅幣在世界其他地區多為輔幣，價值較低。而在東亞地區，通常作為主幣使用，長期來看對於商業發展不利。儘管值低，但是政府遇到困難，也會鑄造當十、當百、當千的大銅錢來紓困，比增加稅收有隱蔽性，道理和發行大面額紙幣相同。
銅錢幣值的劇烈變化對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來說傷害不大，很多簡單的買賣退到以貨易貨並不困難，不過對承擔分配功能和追求更高利潤的商品經濟卻會造成嚴重傷害，令其恢復緩慢。
在中國的農業社會歷史中，這種事情頻頻上演。而以金銀為主幣的歐洲和伊斯蘭世界，商品經濟雖然也會經常因各種原因受到破壞，但民間留有資本，更易迅速恢復。
中國直到唐朝天寶年以後，白銀才被正式用於財政稅賦，逐漸取代糧食、絲織品等實物。如果將銅錢換成白銀，假設一千文銅錢等值一兩白銀（銅銀比價經常變化，沒有定值），那麼重量將減至百分之一。
如此一來，非常輕便，古代的很多大額交易就是這樣進行的。有人因此對宋元明清商業繁榮的想象中，把白銀的貨幣功能發揮到極致，甚至認為所有的興衰皆由白銀引發。
黃金和白銀在中國古代商業中主要是稱重使用，更突出商品屬性，前有著名的西漢金餅，後有各種大額銀錠。儘管“兩”、“錢”等重量單位對於貴金屬也是貨幣單位，但是真正有實用價值的貴金屬貨幣在中國歷史中卻極為罕見。
貴金屬的貨幣功能主要體現在作為稀有商品方面，和早期的青銅、布帛相同，貯藏、大額支付兩個功能突出。比如很多百姓將其視為終極保障，不肯輕易出手。另外政府財政稅收最後以銀兩計算，通常要鑄造成五十兩的大塊銀錠。
貯藏與大額支付的貨幣功能被強化後，流通量和週轉率無法放大，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個更重要的貨幣功能就被削弱了，始終不能取代銅錢的地位。由於白銀均以兩計，所以稱為銀兩制度，與銅錢制度並行。二者各有分工，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倒也相得益彰。
左圖：西安窖藏出土的成堆西漢金餅。
右圖：西漢金餅直徑6.3釐米，單枚約重250克左右，合漢制一斤，價值極高，不便流通。
銀兩制度並不是商品經濟下的銀本位制度，不能充分發揮貨幣的全部功能，流通過程非常麻煩。白銀都是稱重使用，所以稱量、切割是必經手續，也是“散碎銀子”等詞彙的由來。再考慮到成色、作偽等因素，其複雜的換算和識別技巧，不要說普通百姓，就連眾多商家都很難掌握。
清末銀兩制度混亂，庫平、關平、漕平、市平並行，即使白銀單位均為一兩，重量也能相差一克左右，給交易帶來不便。另外反覆的熔化、鑄造過程，產生白銀損耗，還變相增加火耗賦稅。
明代小說《金瓶梅》（崇禎本）中的插圖，商家做生意時用天平秤銀兩。
左圖為清末五十兩稅銀銀錠，重約1.8公斤，俗稱“元寶”，鑄造後中間形成凹陷。中間凸起的元寶造型出現在很多藝術作品中，歷史上並不存在。右圖為明朝窖藏的散碎銀子，切割使用痕跡明顯。
美洲白銀的出現對世界經濟發展有很大貢獻，但是在歐洲和中國的表現卻天差地別。白銀流入歐洲，充分發揮各種貨幣功能，促進工商業和城市發展，重組社會財富結構，成為引發社會變革的一項積極因素，儘管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國早期不能誕生銀幣還可用缺少銀礦做解釋，至明清兩朝，通過外貿出口絲綢 、瓷器、茶葉，換回大量白銀，卻依然保持商品交換的本色，財政功能為主，貨幣功能極差。大量白銀雖然可以促進經濟繁榮，卻沒有引發社會變革，即使流入再多，影響也有限。
從世界範圍看，流入中國的白銀只是暫時進入了一個碩大的蓄水池。後來鴉片貿易興起，又大量流出，前後白忙。
中國局部地區的商品經濟得到發展後，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之說，也引發過一些討論。其實類似的萌芽在世界各地的歷史中有很多，不過萌芽畢竟只是萌芽，和近代歐洲形成的商品經濟相比，離最後開花結果還很遠。
明清經濟有總量支撐，階段性繁榮不假，但是商業繁榮不等於商品經濟先進，銀兩與銅錢兩種貨幣制度同時存在，極為繁瑣。而繁瑣的貨幣制度很難為追求迅捷的商品經濟提供有效服務，不過這樣的認識是後人通過對比得來的，當時的人並不知曉。
有人設想，如果中國能早一點全面發揮貴金屬的貨幣功能，激發商業潛能，能否將大航海、科學革命，甚至是工業革命的成就攬入懷中呢？估計還是不行。西亞、中亞、南亞的貨幣和歐洲系出同門，始於古希臘和波斯帝國時期，亞歷山大東征後廣泛傳播。但是一直使用金銀幣的伊斯蘭世界，包括印度，同中國一樣，在近代也沒有優秀表現，可見貴金屬貨幣並非萬能靈藥。
儘管中國的經濟總量或貿易額可以很大，但不能產生貴金屬貨幣卻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佐證。其實中國通過絲綢之路早已知道貴金屬貨幣的作用。唐朝時外國商人在中國沿途都曾使用，可就是不能生根發芽。
以唐朝之盛，兼收幷蓄，國際化的經濟尚且不能產生國際化的貨幣，其他時期恐怕更加困難。中國人似乎長期意識不到稱重使用貴金屬的高昂交易成本，這與書寫漢字從上至下、從右至左帶來的不便相似。各種麻煩本來好像都可以避免，只要在鑄造銅錢的基礎上再前進一步即可。
沒能邁出這看似簡單的一步，究其原因，應該是中國的生產、商業、軍事、政治等因素綜合相互影響後，為抑制商人勢力坐大，導致作亂而做出的一種選擇。畢竟貴金屬貨幣只是商業領域的重要內容，而不一定是中國社會的必需品。如果為了避免商業上的麻煩，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麻煩，那可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從貴金屬到貴金屬貨幣，這一步之遙，在西方渾然天成，但在中國勢比登天還難。在經濟領域，西方相信金銀遠勝於相信教皇和國王，相對來說貨幣制度穩定，無所謂私鑄，不關乎正統，結果是商業高效壓制政治高效，因此也會抑制大範圍中央集權的產生。
而在中國，儘管使用銅錢會造成貨幣制度不穩，私鑄氾濫，錢幣上的年號甚至比錢幣的材質更重要。但因為輕便實用的貴金屬貨幣所代表的商品經濟與農業中央集權有潛在衝突，結果就是政治高效壓制商業高效，令商品經濟長期處於低水平的狀態。中國商人都不能隨意操控貴金屬成為貨幣，古代中國人善於經商的說法肯定缺乏含金量。
不論是記重、記值，甚至是無值，具有標準重量的小額貴金屬貨幣在中國歷史中非常罕見，卻還不至於絕跡。戰國時楚國的郢爰可以視為黃金貨幣，但用時很短。南宋時期，在繁華的都城臨安，民間曾經出現過具有金幣性質的小型金鋌、金葉子、金牌，不過流通範圍很窄，僅限於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江蘇、安徽部分地區。
同期金朝有用白銀作為流通貨幣的記載，是一次很正規的政府行為和嘗試，可是不成功。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曾發行承安寶貨銀鋌，面值有五種，其中的一兩、一兩半，雖然還是記重使用，但因額小，就像秦漢的半兩、五銖銅錢一樣，具有典型的貨幣特徵，與其他的大額銀鋌、銀錠等稅銀不同。
可是此時金朝的經濟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市場上白銀與銅錢和紙幣的法定比價不能維持，很快出現私鑄、摻假，民商拒用，政府於承安五年被迫停止鑄造。承安寶貨是一個匆匆過客，它再次驗證了農業中央集權和商品經濟存在一些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所以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中，找不到貴金屬貨幣大範圍使用的成功實例。
左圖：楚國郢爰金版。右圖：切割後的小塊郢爰，1.5釐米見方，重約8克。
左上：南宋金鋌，重37克。左下：南宋金葉子，重37克。右上：南宋金牌，重3.85克，右下：承安寶貨一兩，重40克。
中國以少數民族為主的西部地區喜歡用南亞、中亞的金銀幣，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銀幣鑄造也首先出現在這些地區。西藏地處偏遠，與尼泊爾經濟往來密切，多用尼泊爾鑄造的銀幣。
乾隆末年，當地官員奏請朝廷後鑄造“乾隆寶藏”銀幣，隨後嘉慶、道光兩朝也有鑄造。左宗棠在新疆平定阿古柏事件之後，因當地慣用銀幣，只好依照當地天罡銀幣的重量，於光緒初年曾鑄造“光緒銀錢”。以上兩例都是中央政府為加強邊疆管理，被迫採取的措施，並非本意。
西藏、新疆與外部接壤，使用銀幣是由於商品經濟的一些因素在起作用，但因生產技術落後，並不代表經濟繁榮，只是歪打正著，成為中國官鑄銀幣的先驅。
中國漢文化區最先使用外國銀幣的是東南沿海地區。明清兩朝對外貿易中，銀幣大量流入，部分上繳熔化，部分在民間流通，既保值又方便，遠非銀兩和銅錢可比。
《南京條約》中的賠款規定為銀幣，一方面表明英國人對銀幣的使用傳統，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外國銀幣在中國的巨大流通量。鴉片戰爭後，民間對銀幣需求旺盛，銀兩制度遭到衝擊。為求銀幣交易的便利，中國商民甚至願意承受較高的兌換損失，用足銀等重交換含銀九成的銀幣。
曾經在中國流通的部分外國銀幣
清政府行動遲緩，幾經試鑄推廣不力的周折後，依照國際通行標準的重量和成色，於1890年在廣東鑄造“光緒元寶”龍洋，記重七錢二分，重約27克，商民樂用，成效顯著。
此後各省紛紛效仿，銀幣開始在全國流通，與銀兩並行，並逐漸由兩錢記重改為圓角記值。中國終於追趕上了古希臘的腳步，迎來了貨真價實的商品經濟。1933年國民政府“廢兩改元”，徹底廢棄銀兩制度，建立銀本位制度。
清末民國時期中國製造流通的幾種銀幣
大量使用機器製造銀幣後，圓形方孔銅錢淪為輔幣，而且其鑄造工藝已顯落後。1900年廣東首先製造機制銅元，俗稱銅板，各省陸續跟進。起初為保持傳統，還嘗試製造機制方孔圓錢，隨即發現費力不討好後便放棄了。孔方兄終於謝幕，完成了二千多年的使命。
由此可見，所謂傳統既非與生俱來，也非一成不變。在技術進步、成本制約、環境改變的多重壓力下，改變傳統有時很容易。告別孔方兄一夜之間完成，至今也無人提倡恢復，也無人因此指責國人忘本。銅元需求量巨大，民國初期，許多地方政府海量製造，也引發過通貨膨脹，不過惡劣程度比紙幣低。
清末民國時期的多種銅幣
當中國人正在習慣銀幣在商業上帶來的便利時，貴金屬貨幣在西方發達國家已是明日黃花，難以承擔為社會迅猛發展和鉅額經濟總量服務的重任，逐漸被紙幣替代，中國再次被迫跟進。
1934年國際銀價飆升，白銀外流，國民黨政府停止大量鑄造銀幣，1935年推行法幣，放棄了短命的銀本位制度。但是不論官方和民間，出於對紙幣的不信任，銀幣用量依然很大，一些地方政府也曾繼續鑄造。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銀幣才逐步退出流通。
銀幣在中國大量流通也就百餘年，由中國各階段政府大量鑄造前後共約60年，正值國弱民貧的亂世年代。值得深思的是，從清末到民國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工商業和民間資本迅猛發展的階段，正好是鑄造和使用銀幣最廣泛的階段，期間袁世凱像銀幣（俗稱袁大頭）是中國鑄造量最大的銀幣。
在既埋葬清王朝，又維持軍閥混戰的過程中，革命與割據交織，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重要媒介之一就是那一枚枚銀幣。1927年前後，國民黨戰勝或收服各路軍閥，隨著中國漸趨統一，統一貨幣也勢在必行。
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在抗日戰爭中為抗戰勝利做出過貢獻。但是低效的統一無法實現紙幣取代銀幣，亂局得以延續。隨後紙幣的濫發令很多私營工商企業的發展受到壓制，只有支持蔣介石政權的大財團獲利豐厚，而地方商人只能繼續相信銀幣，並和地方軍閥合作。
銀兩和銀幣在中國的利弊得失，一言難盡，二者的功能也經常被混淆。銀兩帶有中國的鄉土氣息，銀幣則盡顯西洋鏡中的景象。銅錢和銅元傳承有序，互不干擾，沒有什麼爭議，也符合賤金屬的歷史地位，不像金銀要揹負很多壓力，直到今天也不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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